全球貨幣政策步入“大創新”時代

　　□程 實 錢智俊

　　今年是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也是全球貨幣政策承上啟下的轉折點。危機十年余波流遠，正從多個維度衝擊各國央行的貨幣權力、資訊權力和政策權力，導致央行權力從壟斷性轉向競爭性，進而擠壓貨幣政策的權力基礎和騰挪太空。

　　2008年至2017年，全球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三輪全局性貨幣寬鬆浪潮，造成各國幣值頻繁動蕩，暴露出以各國央行為中心的當今世界信用貨幣體系的諸多短板。恰逢此時，基於日益成熟的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具備了去中心化、發行量天然受限、不與監管威權聯繫的優勢，吸引人們打造超主權貨幣，以避免貨幣超發、實現貨幣自由。兩者結合之下，全球央行猝然迎來數字貨幣的首輪衝擊。各種數字貨幣一度獲得市場熱捧，引致金融市場震蕩和央行監管壓力。隨著新經濟和金融科技的發展，數字貨幣的外部壓力始終存在，將促使央行努力推進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避免市場對法定貨幣的信任危機。

　　全面準確掌握經濟金融資訊，既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基礎，也是央行權力的背書。但是，金融科技正在利用兩大機制悄然侵蝕著這一權力。其一，得益於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工具的高速發展，新經濟巨頭迅速壯大，在部分領域正獲得比監管者更豐富、及時的經濟資訊。因此，央行的資訊權力不再絕對凌駕於市場之上。其二，借助於金融科技，資金借出方愈加便捷地繞開商業銀行網絡，直通資金借入方。這驅動了更多非銀行主體進入商業銀行業務，為影子銀行迅速膨脹注入了新動力。在這個過程中，資金亦規避了央行監管，削弱了央行對金融運行狀況的感知力。基於以上兩組機制，央行與市場的資訊權力此消彼長。市場巨頭逐漸有能力去挑戰央行對經濟金融運行的判斷，進而動搖央行貨幣政策的合理性和權威性。

　　由於貨幣權力和資訊權力的衰退，各國央行被迫更依賴政策權力履行自身職責。然而，延綿十年的超級貨幣寬鬆之後，全球金融周期大幅領先於經濟周期。由於雙周期的錯配，政策目標不斷產生內生衝突。以此為根源，本輪復甦期間，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央行與其他政府機構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堅守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顯著上升。

　　由於對貨幣權力、資訊權力、政策權力的獨佔地位受損，央行權力將從壟斷性轉向競爭性。這意味著各國央行只有推動貨幣政策的創新，在與金融科技、新經濟巨頭和政治生態的競爭中重獲權力，才能保持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由此，全球貨幣政策或將開啟一個“大創新”時代，針對性地修補貨幣、資訊、政策三大權力支柱。

　　面對數字貨幣的挑戰，各國央行將長期保持“因幣施策、疏堵並舉”的態度。一是堵截“數字貨幣1.0”的無序擴張，二是疏導“數字貨幣2.0”的有序創新。部分央行主動參與到紙質貨幣向數字貨幣的歷史轉變中，通過提供更先進的數字貨幣技術標準和平台體系，為央行貨幣權力找到新的時代基礎。

　　眼下，各國央行與新經濟巨頭的新型競合關係正漸次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加速監管科技的發展，針對影子銀行和金融創新，實現穿透式監管的全覆蓋；另一方面，加強與新經濟巨頭的合作，將其海量資訊資源合理吸收為央行的決策依據。綜合來看，相對於金融科技，後發的監管科技將長期處於“追趕—滯後—再追趕”的被動狀態，如何盡力縮短每一輪的監管真空期，將是首要難題。此外，如何在合作中防範新經濟巨頭借機“乾政”，也是一大挑戰。因此，各國央行需進一步嘗試大量創新舉措。

　　為加快政策工具的變革，各國央行正在透明化、多維化、協同化三個層面上努力。危機後，各國央行加速構建巨集觀審慎政策框架，以此防範金融周期風險，從而更專注地調節經濟周期，最終舒緩“雙周期錯配”引致的內部政策矛盾。2016年至今，共同防範政策外溢、抑製單邊主義的呼聲，在G20峰會、達沃斯論壇等場合成為主流。IMF等國際機構亦強調，面對無國界化的金融創新，亟待構建全球性監管框架。當下，受製於地緣政治博弈的加劇，上述的政策協同難以在傳統路徑下落地，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機制創新的巨大需求和潛力。

　　（作者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系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牛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