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對俄羅斯的佔領實際上是俄羅斯大公們對這一亞洲霸主的主動屈從與配合。這解釋了為什麽很少有城市毀於蒙古的鐵蹄，這一點和民族神話恰恰相反。實際上蒙古部落一點也不落後。尤其是在軍事技術和組織上，他們要比自己長期統治的俄羅斯人先進很多。
神話掩蓋了蒙古人對俄羅斯文化的影響
1237年，一支龐大的蒙古騎兵離開他們位於黑海北部欽察草原的駐扎地，突襲了基輔羅斯諸公國。俄羅斯人實力薄弱，且內部四分五裂，根本無力抵抗，在接下來的3年時間裡，除了諾夫哥羅德以外，蒙古人攻陷了所有俄羅斯的重要城市。之後的250年，儘管是以間接的方式，俄羅斯實際都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之下。蒙古人並沒有佔領俄羅斯的中心地帶。他們將自己的馬群放養在南方肥沃的草原上，向俄羅斯城鎮征稅，通過不時發動武裝襲擊宣示自己對這裡的統治。
“蒙古鐵軛”給俄羅斯人帶來的民族冤罪殺機感怎樣強調都不算過分。如果不算匈牙利，基輔羅斯是唯一一個被亞洲鐵騎所推翻的歐洲大國。從軍事實力來看，蒙古騎兵要遠高於俄羅斯各公國。但他們幾乎不用證明這一點。這些公國的大公幾乎沒有一個想去抵抗。一直到了1380年，蒙古人的實力已經衰落，俄國人才發動了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反抗戰爭。即便之後蒙古人之間內鬥不斷，最終3個汗國脫離了“金帳汗國”（1430年克裡米亞汗國獨立，1436年喀山山汗國獨立，1466年阿斯特拉罕汗國獨立），俄羅斯的王公們又花了一個世紀才逐一擊敗蒙古人。因此總的來說，蒙古對俄羅斯的佔領實際上是俄羅斯大公們對這一亞洲霸主的主動屈從與配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很少有城市毀於蒙古的鐵蹄，這一點和民族神話恰恰相反。同樣，俄羅斯的藝術和手工業，甚至大型的工程項目例如興建教堂，在這期間並沒有放緩的痕跡；貿易和農業正常發展；在蒙古佔領期間，離蒙古軍士最近的南方地區，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俄羅斯人口遷移。
現存基輔城古代的城門
根據民族神話，蒙古人風馳而來燒殺搶掠之後又疾馳而去，不留蹤跡。俄羅斯也許屈服於蒙古人的劍下，但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她的教堂和寺院，並沒有受到亞洲鐵蹄的影響。這一假設一直以來都是俄國人基督教身份認同的核心，或許他們是居住在亞洲的草原上，但是一直面朝西方。20世紀俄國重要的文化歷史學家德米特裡·利哈喬夫曾經寫道：“從亞洲，我們獲得的少之又少。”—他的《俄羅斯文化》一書，也幾乎沒有談到蒙古遺產。俄羅斯民族神話建立在對蒙古文化是一種落後文化的認知之上。蒙古人通過恐怖手段來維持統治，和摩爾人征服西班牙完全不同，（用普希金的名句來說）他們來到俄羅斯時“既沒有帶來代數，也沒有帶來一個亞裡士多德”。他們使俄國陷入了自己的“黑暗年代”。卡拉姆津在其《俄羅斯國家史》中，對於蒙古人統治所留下的文化遺產隻字未提。他問道：“一個文明國家能向這些遊牧民族學習些什麽？”俄國偉大的歷史學家謝爾蓋·索洛維耶夫在其28卷的《俄羅斯歷史》一書中，只花了區區3頁的篇幅來講述蒙古人的文化影響。甚至19世紀蒙古學者的領軍人物謝爾蓋·普拉托諾夫，也認為蒙古人對俄羅斯的文化生活沒有產生影響。
實際上蒙古部落一點也不落後。尤其是在軍事技術和組織上，他們要比自己長期統治的俄羅斯人先進很多。蒙古人有成熟的行政管理和稅收體系，俄羅斯國家就是在他們的基礎上發展了自己的組織架構，俄語中許多來源於韃靼語的詞匯，例如“dengi”（金錢）、“tamozbna”（海關）和“kazna”（國庫）。在金帳汗國首都薩萊（靠近察裡津，今伏爾加格勒，位於伏爾加河畔）附近的考古發現顯示，蒙古人已經有能力建設大型城鎮，城中包括宮殿和學校、規劃完整的街道和水利設施、手工工坊和農場。蒙古人沒有佔領俄羅斯中心區域，並非像索洛維耶夫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們過於原始而沒有能力掌握或者控制這一地區，而是由於缺乏肥沃的草場和貿易路線，北方林地對蒙古人這樣的遊牧民族並沒有什麽實際的益處。甚至他們在俄羅斯所收的稅，與他們從絲綢之路沿途的殖民地—例如高加索、波斯和北印度等—所獲得的財富比起來也顯得微不足道。
蒙古人的統治給俄國人的生活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記。普希金在1836年給恰達耶夫的信中寫道，就是在蒙古佔領時期，俄國逐漸脫離了西方。這段歷史對俄國人的歐洲身份認知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
毫無疑問（蒙古佔領使得）我們和歐洲其他地區隔絕開來，我們沒有參與歐洲發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但我們有自己的使命。是俄羅斯將蒙古侵略者限制在她廣闊的領土之上。韃靼人不敢穿越我們西部的邊界，這樣我們就留在了敵後。韃靼人撤退到他們的沙漠之中，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存下來。為此我們不得不過著完全孤立的生活，這在使我們這些基督徒得以幸存的同時，又使我們幾乎完全不為基督教世界所知……韃靼人的入侵是一段悲傷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你難道沒有看到俄國當時處境中一些令人讚歎的、將會使未來歷史學家為之驚歎的史實？你不覺得歷史學家會把我們劃在歐洲之外麽？……我絲毫不讚賞我身邊所見的事物……但我向你發誓，世界上其他任何東西也不能讓我用我的國家來交換，沒有誰的歷史能夠與我們的祖先相比，這塊土地就像是上帝賜予我們的一樣。
普希金願意接受這一遺產是令人出乎意料的，尤其是考慮到亞洲在當時俄國的受教育階層中被視為禁忌的情況。或許這可以用普希金的身世來解釋——他本人從他母親這邊繼承了非洲血統。普希金的曾祖父亞伯拉罕·漢尼拔是阿比西尼亞人，俄國大使在伊斯坦布爾奧斯曼蘇丹的王宮裡看到他，把他買回來當禮物送給了彼得大帝。由於受到彼得大帝的寵愛，阿布拉姆被送往巴黎學習。在茜茜公主治下，阿布拉姆成為一名大將軍，並被賜予普斯科夫附近米哈伊洛夫一座擁有1400名農奴的莊園。普希金很為自己的曾祖父感到驕傲——他也繼承了曾祖父非洲人的厚嘴唇和濃密的黑色鬈發。普希金有一本未完成的小說名叫《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在《葉甫蓋尼·奧涅金》的開篇，他的台詞“在我們非洲的藍天下”為自己的族譜添加了長長的注腳（毫無疑問，這句是為了注腳而創作的）。但是像恰達耶夫這樣的親歐派就認為蒙古人的遺產沒有什麽值得一提。對於為什麽自己的國家和西歐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線，許多俄國人都將其歸罪於蒙古可汗的專製。卡拉姆津指責蒙古人敗壞了俄國的政治風氣。歷史學家瓦西裡·克柳切夫斯基認為俄國“內部是亞洲的組織結構，儘管披著歐洲的外衣”。
普希金畫像
俄國專製統治中的亞洲特色成為19世紀民主知識分子中的老生常談。赫爾岑曾將尼古拉一世比作“會用電報的成吉思汗”。俄國的專製傳統其來有自，但蒙古人的影響是奠定俄國政治基石的最主要因素。蒙古可汗要求子民絕對服從，不論是農民還是貴族，並通過無情的強製手段來保證這一點。16世紀當蒙古可汗被趕出俄國後，取而代之的莫斯科大公及後來的沙皇從蒙古人那裡繼承了這一傳統。確實，他們新生的帝國不僅建立在拜佔庭的精神血統上，同時也是基於從成吉思汗那裡繼承的廣闊疆土。“沙皇”這一稱呼就來自金帳汗國的最後一位可汗，長期以來在俄語中，“可汗”與“沙皇”就是可以互換的。
隨著“金帳汗國”的覆滅以及沙皇政權東進，許多以前為可汗效力的蒙古人留在俄國，為莫斯科政權服務。成吉思汗的後人在莫斯科宮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據估計，相當一部分的俄羅斯貴族身上都有蒙古可汗的血統。至少有兩個沙皇是金帳汗國的後裔。其中一個是西美昂·貝克布拉托維奇（原名薩因·布拉特），1575年，他大部分時間以沙皇的身份統治著部分俄國。作為金帳汗國一名可汗的孫子，貝克布拉托維奇進入莫斯科宮廷並步步高升，成為伊凡四世（又名“恐怖伊凡”）的心腹。伊凡四世任命貝克布拉托維奇掌管波雅爾的貴族領地，自己則隱退到鄉野，自封“莫斯科大公”。這一短暫的任命是伊凡四世的一個政治手段，目的是加強對手下特轄軍（oprichnina）的控制。貝克布拉托維奇只是名義上的當權者。伊凡的動機明顯是因為當時金帳汗國在社會上保留著崇高的地位。在貝克布拉托維奇短暫的“統治”之後，伊凡大帝賜予他14萬公頃土地以及“特維爾大公”的封號。但是在沙皇鮑裡斯·戈東諾夫統治時期，貝克布拉托維奇被控犯有叛國罪，他被剝奪了全部田產，並被迫到白湖附近的聖基裡爾修道院做修士。鮑裡斯·戈東諾夫是另外一個有著金帳汗國血統的沙皇——他是一位名叫切特（Chet）的韃靼可汗的曾曾曾曾孫，他的這位可汗先祖於14世紀中期投奔莫斯科大公。
所謂純正俄羅斯血統的農民只是一個傳說
留在俄國定居的並不僅僅是蒙古貴族。蒙古人入侵時，大量的遊牧部落被迫遷徙，隨著蒙古帝國人口的快速膨脹，他們不得不尋找新的草場。整個歐亞大陸草原，從烏克蘭到中亞，都被新來的部落所佔據。當金帳汗國被趕回蒙古時，許多部落移民被吸收成為定居人口留在俄羅斯。在俄國南部和伏爾加流域的地圖上，許多地方依然標注著韃靼語名字：奔薩（Penza）、切姆巴（Chembar）、阿爾德姆（Ardym）、阿尼貝（Anybei）、克夫達（Kevda）、 阿爾達托夫（Ardatov）和阿拉特裡（Alatyr）。其中一些居民原來是蒙古軍隊的步兵，作為統治者駐扎在伏爾加河與布格河之間的南部邊境地區。另外一些是在俄國城鎮謀生的商人和手藝人，或者是失去草場後被迫成為雇農的貧窮牧民。這批韃靼人數量巨大，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不斷地與當地人融合，因此所謂純正俄羅斯血統的農民無疑只是一個傳說。
蒙古對俄羅斯民間文化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許多俄語中的基礎詞匯都來自韃靼語— 馬（loshad）、市場（bazar）、 穀倉（ambar）、 箱子（sunduk）以及數以百計的其他詞匯。就像前面提到的，外來的韃靼語詞匯主要是商業和行政類用語，而這兩個領域基本上被金帳汗國的後裔所掌控。到了15世紀，莫斯科宮廷十分流行使用韃靼語，以至於瓦西裡大公指責自己的隨從“過於鍾情韃靼人以及他們的語言”。但突厥語也對民眾的語言產生了影響—或許最為明顯的是表示日常行為意圖的口頭禪“davai”：“davai poidem”（走吧，出發吧）、 “ davai posidim”（來吧，咱們坐下）以及 “davai popem”（ 走吧，咱們喝酒去）。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俄國的風俗也同樣受到韃靼移民的影響，儘管與普通俄國民眾相比，這一影響在宮廷和上層社會顯得更加明顯，貴族待客的習俗明顯被可汗的文化所影響。另外，考古學家維謝洛夫斯基將俄國民俗中對於門檻的禁忌（例如不能踩在門檻上或不能隔著門檻和別人打招呼）追溯到了金帳汗國的習俗和信仰。他還發現，俄國農民通過將一個人拋向空中來向他表示致敬的做法也是源於蒙古人的習俗——當納博科夫的父親解決了一場關於土地的糾紛之後，一群感激的農民將他抬起來拋向空中。
從我在桌前的位置，透過一扇西窗我會突然看見一個懸浮的神奇事例。在那裡，在一瞬間，我父親身穿被風吹皺的白色夏裝的形象會顯現，在空中光榮路邊攤開著，他的四肢處於一種奇異的隨便狀態，他英俊鎮靜的面貌朝向天空。接連三次，隨著他那些看不見的拋舉者嗬嗬有聲的強大拋擲，他會這樣飛上去，第二次會比第一次上得更高，繼而在他最後也是最高的高度，他會斜臥著，仿佛永遠如此，襯著夏日正午的鈷藍色，像一座教堂穹頂上那些靜靜飛翔的極樂人物中的一個，他們的衣服上有那麽多的褶皺，而下面，一支接一支，蠟燭在凡塵的手中點亮，在一片焚香的霧中形成一群連續的火焰，而神父吟誦永恆的安眠，葬禮的百合花在遊動的光裡，在打開的靈柩中，隱藏起了躺在那裡的無論哪個人的臉。
正如19世紀末康定斯基以及他的人類學家同行所主張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俄國農民的信仰融合了蒙古部落的薩滿教崇拜（儘管他們稱沒有發現14世紀時金帳汗國所信奉的伊斯蘭教的印記）。許多農民的宗教教派，比如“哭泣者”和“蹦跳派”，他們所採用的許多做法都與亞洲薩滿教徒達到宗教狂喜的超驗手法極為相似。
聖愚（yurodivyi）很有可能也來自薩滿教，儘管他們的形象是許多藝術作品中典型的“俄國標誌”。很難說聖愚到底來自哪裡。可以肯定的是聖愚並沒有門派，和拉斯普京（他自己本人也算是一個聖愚）一樣，他們本身似乎是普通人，憑著自己特殊的預言和治愈的能力，開始了浪跡一生的宗教旅程。在俄羅斯民間傳說中，“為了耶穌基督而活的愚人”，或簡稱“聖愚”，有著和聖人相同的地位—儘管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個傻子或者瘋子，而不是使徒保羅所要求的自我犧牲的烈士。聖愚被普遍認為具有巫術和預見未來的能力，他衣著古怪，頭戴一頂鐵帽或者頭盔，衣服下面系著鐵鏈。他像個窮人一樣在鄉下流浪，靠村民的救濟生活，而村民普遍相信他具有神力和治愈人的能力。鄉下的貴族也經常會施捨給他食物，並為他提供住處。
托爾斯泰的家人在他們亞斯納亞—博利爾納的莊園就供養著一位聖愚。在他半虛構半自傳體的《童年》中，托爾斯泰回憶起小時候難忘的一幕，家裡的孩子們藏到愚人格裡沙房間一個黑暗的衣櫥裡，就是為了在他準備睡覺時看一看他身上的鐵鏈：
格裡沙幾乎緊跟著我們悄悄走進來。他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拿著插著蠟燭的黃銅燭台。我們都屏住呼吸。
“主耶穌基督！至聖的聖母！聖父、聖子、聖靈……”他喘著氣，用各種爛熟的音調和略語念著。
他嘴裡祈禱著，把拐杖放在屋角，瞧了瞧床，動手脫衣服。他解開黑色舊腰帶，慢吞吞地脫掉破舊的土布上衣，仔細把它折好，搭在椅背上。此刻他的臉不像平時那樣慌張而愚蠢；相反，他顯得鎮定沉著，若有所思，簡直可以說很威嚴。他的舉動緩慢而穩重。
他隻穿一件襯衣，慢慢在床上坐下，朝四面八方畫了十字，然後吃力地（這從他皺緊的眉頭上看得出來）整理了一下襯衣下的鐵鏈。他坐了一會兒，仔細查看襯衣上的幾處破洞，然後站起來，一邊禱告，一邊把蠟燭舉到神龕那麽高，龕裡擺著幾尊聖像，他對著聖像畫了十字，就把蠟燭倒過來，讓火苗往下，蠟燭爆了一下熄滅了……
作家和藝術家將聖愚描繪成淳樸的俄國信徒的原型。在普希金和穆索爾斯基所創作的歌劇《鮑裡斯·戈東諾夫》中，聖愚代表著沙皇的良心發現以及受苦受難的人們的呼聲。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癡》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雖然身患癲癇卻有著基督般的人格，有錢的地主羅戈任就叫他聖愚；很明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他塑造成一個聖愚般的真正基督徒，他們都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米哈伊爾·涅斯捷羅夫在他的畫作《俄羅斯》（1916）中，將聖愚描繪成俄羅斯民間公認的精神領袖。然而聖愚那未經訓練且很大程度上都是隨意為之的敬拜儀式更多是源自亞洲薩滿教，而非俄羅斯教會。和薩滿教徒一樣，為了進入宗教狂喜狀態，聖愚也會跳一種輪圈舞，並伴有詭異的尖叫和呐喊聲；在做法時，他使用鼓和鈴鐺；他身上戴著鐵鏈的原因也是相信鐵具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同樣，和薩滿教徒相同，聖愚在做法時也會經常使用烏鴉的形象——一種在俄羅斯民間傳說中具有魔力和破壞力量的鳥。整個19世紀，伏爾加流域的農民都認為哥薩克叛軍領袖普加喬夫和拉辛是飛在天空中的巨大烏鴉。
（本文摘選自《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有刪減，注釋略，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英國人，生於1959年，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博士，現任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俄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他都爛熟於心，無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讀沙俄及蘇聯歷史的著作如《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劇》《克裡米亞戰爭》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獲沃爾夫森獎、NCR圖書獎，並入圍薩繆爾·約翰遜獎、達夫·庫珀獎等，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
譯者簡介
曾小楚，女，廣東汕頭人，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2013年底開始成為自由譯者。目前主要從事人文社科類書籍的翻譯。作品包括《實驗方法》《雅典娜的承諾》《長髮公主》《挪威離奇傳說》《菲律賓民間故事》《明治天皇》等。
郭丹傑，廣告從業者，譯者，雜誌文化、音樂欄目撰稿、編譯，曾參與譯言古登堡計劃《我曾是一個黑人》、新華出版社《幸福產業》等項目的翻譯出版。
這裡是每天帶給你驚喜的小石頭
微信公眾號:yimeishitou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