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古往今來多有論及。然而，每當人們論及它的輝煌之時，卻往往忽視了鑄就這一輝煌的那些無名的書寫者們。正是這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書寫者，成就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分野，並最終完成了漢文字由象形向表意的轉變。
從現存的大量資料中不難發現，消失在漢碑背後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書寫者，之所以能夠承載起中國文字及書法藝術的演變和發展，有賴於漢代政治上的“漢承秦製”，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文字制度。他們承襲了先秦及戰國末期以來敢於變革、勇於探索的“大爭”精神，而篆體文字的隸變，早在戰國末期就已產生，出土的《青川木牘》、《雲夢睡虎地秦簡》可以佐證。
《青川木牘》是一篇公文，其書寫者應是一位官吏。在篆體做官府通行文字的時候，從篆體變異了的“俗體”字能夠出現在公文中，可見流行於民間的“俗體”字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至少在當時“正體”篆書和“俗體”是並行通用的。這一方面來自於書寫速度的需求；另一方面，書寫者在《青川木牘》字裡行間似乎還隱隱顯現出一種新追求——美的嚮往，釋放和自由的趣味。
《雲夢睡虎地秦簡》脫胎於秦篆，形體中仍保留些許篆體的痕跡，篆隸混雜，由繁變簡。出現這種變化不僅是社會發展對文字應用的需求，還更具有裝飾性。漢代隸書中常見的波挑、掠筆，以及不同形態點的變化運用，在書簡中頻頻出現。這種變形和誇張，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愛美天性的自然流露。這也是漢文字最終能夠演變成一種藝術載體，而獲得的真正意義上的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書寫者，以他們的探索和追求，為漢字由篆向隸的變革奠定了基礎。
西漢時期，書寫材料主要是簡、帛，石碑或摩崖石刻極為罕見。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大量簡帛書，真實地反映了西漢早期文字演變的狀況，及同先秦文字隸變的連續性，如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及簡書《陰陽合》醫簡。它們書寫時已不再顧忌文字的對稱及象形的原則，在線條運用上已出現了改曲為直的傾向。圓轉不斷的線條，變成有了方折的斷筆，再加上書寫的迅疾，常常將原本篆書中的兩筆並為一筆，或是將兩個以上的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並起來改成較簡單的筆畫結構。在《陰陽合》醫簡中，還出現了明顯的草意，其點線的運用相較於《陰陽五行》甲篇已有了成熟後的隸書用筆特徵。
從這些特徵上看，西漢初期的隸體書寫依然屬於古隸的範疇。但不容懷疑的是馬王堆漢簡的書寫者們已經不在被動地順應文字變革，而是主動憑借著這個時代特有的浪漫情懷和大膽創造，一步步將漢字由表形向著表意的方向轉換，同時又賦予了文字一種藝術功能。
這一過程到了西漢中晚期達到了高潮。如《武威漢簡》中的《與士相見》篇，其文字的結體已徹底擺脫了篆體的控制，結構由方變偏，運筆迅疾，點劃變化豐富，漢隸的掠筆、波挑明顯而誇張，與早期的隸書相比更富有裝飾性。最新在南昌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樂器上的文字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從這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書寫者們留下的墨跡看，此時的隸體文字不僅已經完全地替代了篆體作為書文論事的官方通行文字，其影響已遍布西漢的偏遠地區。不僅如此，這種嶄新的文字形式還第一次被作為藝術載體而保留於中國藝術發展的史冊，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由於西漢不提倡樹碑，故其碑刻存世稀少，目前僅存的有《楊量買山地刻石》、《五鳳二年刻石》《萊子侯刻石》等碑刻。此時漢碑的隸變有遜於簡帛，這種不同步直到東漢才得以克服，並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史無前例的創舉，留下了《曹全碑》、《張遷碑》、《禮器碑》、《乙瑛碑》、《石門頌》、《何君閣道碑》和《西狹頌》等浩如煙海、名垂千古的漢碑名作。
原文作者：王憲坤
原文來源：《中國收藏》2016年3月刊《無名書者：千年書史揭序幕》
（因篇幅問題，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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