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主旋律電視劇的類型演進及問題

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以《激情燃燒的歲月》為標誌，國產電視劇的“主旋律”開始拓展出了新的類型。革命激情成功轉移為大眾文化意識形態所樂於接納的以家庭為核心的情愛觀看。這或許是後革命時代的一種最恰當的消費革命的方式。比如獻禮劇中的《江姐》，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被重新編寫，劇中著力突出了江姐與重慶地下黨負責人彭詠梧的愛情故事，這與電影《江姐》中唯一和情愛有關的人物，江姐的丈夫，華瑩山縱隊政委彭松濤在開篇就犧牲並一筆帶過有著很大的不同。

這些作品在敘事方式上呈現出超越以往的雙重反思。與“後新時期”回歸日常、回歸市場的敘事倫理截然不同的是，這些作品開始集中處理“長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經驗，而對這些中國故事的講述同時也超越了“新時期”以來對現代中國革命歷史和文學的簡單定性，試圖重新處理在這段纏繞而劇烈的時代中，國家社會與家族個人的糾結關係。

而在《人間正道是滄桑》中，楊廷鶴的形象頗為值得玩味，他一掃現代文學長河中，腐朽、軟弱的父親形象。在現代文學中父親的形象，或者是《家》、《春》、《秋》裡腐朽的代表，或者是《背影》中像背影一樣無奈的父親。在革命文學當中，父親的形象則隱退，更多的是成長的新人。

但是在《人間正道是滄桑》卻采取了家族史的視野，通過楊、瞿兩家的恩怨情仇折射出現代中國跌宕起伏的歷史變遷。在這種敘事方式轉變的背後有著很多極具意味的內涵，在作品中楊廷鶴，作為傳統家族的家長，是楊立青、楊立仁所代表的國共雙方，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共同認同的合法性源泉。可以說儘管子代雙方都背叛了楊廷鶴所代表的傳統，但是他們的一切變革又都是在楊廷鶴所代表的傳統脈絡展開。

父親的形象從始至終都有正當的依據，甚至裁決著楊立青和楊立仁所代表的國共雙方的是非高下。類似的例子還有《亮劍》中李雲龍的嶽父，儘管驍勇善戰的李雲龍對妻子田雨的父親所代表的傳統中國鄉紳知識分子不以為然，但面對傳統秩序的威嚴，這位草莽英雄似的革命者還是收斂了銳氣，服從於嶽父的權威。這種權威的父親形象，在包括《誓言今生》在內的等一系列作品中不斷出現，成為了超越國共的政治分歧、彌合傳統與現實的斷裂的重要載體。

我們可以將當下這些影視劇作品中的父系結構、父權倫理、父子-家國模式，看作試圖處理當代中國史及其連續性的一種嘗試，或者說這是當下置身全球化格局中對民族國家身份的一種確認，同時更是大眾文化意識形態與官方意識形態所達成的一種新的協商和共享模式，一種新的主流意識形態講述方式，這也事實性的完全掙脫出了20世紀末期的意識形態的雙軌制生產方式。

這些作品確實可以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靠近了那段我們曾經不敢正視的歷史，只不過這種通過家族視野來理解歷史的方式，還是將複雜的歷史簡化成了豪門恩怨，所以也就注定了還是一種中產階級史觀，80年代人道主義話語、90年代市場化年代所隱藏和不能處理的階級關係、性別關係等，並沒有被真正觸及，反而掩蓋了更為複雜的歷史脈絡。因此，這種敘事其實是一種關於斷裂的敘事，試圖通過對歷史的重述，來修補中產階級所能觸碰到的斷裂，80年代以來的文化脈絡中所無力觸及的種種問題，也因此依然被懸置。

所以在藝術上，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藝術缺失。他們大都被非常明確地安置在 “壓抑/反抗”的歷史邏輯中，他們傳奇和成長的背後是一段“清白者”受難的歷史。《誓言永恆》當中的朱雲峰反覆強調要在那個特殊年代裡完成任務後要在檔案中刪除自己假叛變的歷史，許子風多次對駱戰表示政治不能壓倒業務。

《歷史的天空》中的薑大牙，參加革命的目的就是個體欲望的自我實現。近兩年熱播的《雪豹》中的政委張仁傑、《永不磨滅的番號》中的政委張六斤都是政治干擾軍事的典型，周衛國、李大本事這些“清白”的正面英雄的成長與對他們構成“壓抑”的政委形象無關，或者說後者阻礙甚至險些扼殺了前者。

這種缺失的另一個症候是人物語言“方言化/粗鄙化”，從《激情燃燒的歲月》開始，《歷史的天空》、《亮劍》以及2011年熱播的《中國地》等作品，人物語言的方言化、粗鄙化成為通過傳奇化和成長史模式來塑造這些人物的重要途徑，似乎在這種充滿了陽剛、充滿了荷爾蒙的語言和聲音，能夠喚起人們對上一個時代的回憶，是閱聽人理解那個年代的可感知的最為有效的方式。

方言、粗話這種地方性表達在效果上最終不能彌合這些人物形象背後的缺失，沒有革命信仰的支撐，無論是“鐵人”，還是“軍魂”，這些形象最終的結果，就都深陷在各式各樣的俄狄浦斯情節或力比多紊亂之中，那一代人的形象也就更接近神經質，他們與各自時代的關聯於是就在銀幕中的顯得匱乏而無所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