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始於武俠而不止於武俠者

始於武俠而不止於武俠者

文 | 解璽璋

武俠小說固屬於通俗文學，又有著鮮明的舊文學的印跡。但也應看到，中國底層社會的精神信仰，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武俠小說，包括戲曲。當年梁啟超作《中國之武士道》，有感於國民精神信仰的貧弱，便思以傳統武士之信仰而補救之，倒也不僅僅是強健體魄而已……

（本文為《中國武俠小說史話》一書序言）

我試圖從記憶深處搜尋武俠小說的身影，然而，所得到的只是些十分模糊的影像。這也難怪，畢竟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大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作品，陸續被介紹到內地來，我們才知道，世上還有武俠小說這種東西。

那時，《羊城晚報》率先連載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我們看得如醉如癡，《羊城晚報》成了辦公室裡最搶手的一張報紙，沒有人不想先睹為快。

《七劍下天山》

梁羽生著，雲南民族出版社（1984年）

▼《七劍下天山》（1959版）電影海報，電影於當年8月19日在香港上映。

早在1956年，小說《七劍下天山》便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直到1984年，《羊城晚報》才在中國內地引進，成為歷史上內地報紙首次連載的武俠小說。

不久，又讀了他的《萍蹤俠影》，以及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射雕英雄傳》等一系列作品。

記得當時編輯部裡還為金庸、古龍誰寫得更好吵得一塌糊塗，每個人都固執地捍衛自己的所愛，誰也不能說服誰。

就在我們鬧得熱火朝天之際，忽然有一天，我決定與武俠小說分手，我們的緣分到此為止。唯一的原因，是時間不夠用。

那時，孩子還小，工作又忙，對我來說，讀閑書已近乎奢侈，而武俠小說又是那種打開就放不下的作品，太耽誤事兒，只好忍痛割愛。這也說明，武俠小說對讀者確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去年夏天，北京作協與懷柔文聯舉辦筆會，住在雲夢仙境。與我同屋的林遙很健談，我們交流讀書的體會和心得，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於是便談到他正在寫的《中國武俠小說史話》。

《中國武俠小說史話》

林遙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5月）

我很驚訝於他的勇氣，如何能以一人之力獨挑如此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史話雖比治史多了些靈活性，但資料的搜集、整理、辨析、考訂，乃至理論框架和操作規則的設計，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而中國歷來要求治史者兼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可見治史的門檻兒是很高的。不過，很快我就為他所取得的成績而表示驚歎了。

他告訴我，書，已經寫完了，正在與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雖然還要修改，但大體上不會有什麽變化了。接著，他就說了要我寫序的想法，我稍一猶豫，也就答應了。

事後冷靜下來我才為自己的魯莽和輕率而感到不安。我想，以我的學養，要寫出一篇令人滿意的序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曾有過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又覺得，既已答應別人，豈能言而無信，有悖俠之所為？

故只有勉為其難，盡人事而聽天命。讀書的過程還是很輕鬆和愉快的。書中所述，常有出我意料者。

比如他對先秦諸子和其他歷史文獻中有關“俠”的來歷的梳理，以我的孤陋寡聞來看，就很豐富。他寫道，戰國時期，社會動蕩，人心浮動，遊俠應運而生。此前是否也有俠，按照司馬遷的說法：“靡得而聞已。”

他們中有些是失意計程車，或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也有一些就是昔日的貴族，由於在政權變動中喪失了既有的地位，淪落為自由民，遂加入遊俠這個群體。

他們或被君王和公卿貴族養為“私士”，為主人分憂；或以自由之身，為社會公正護法，總而言之，扶危濟困，捨己救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輕財重義，誠實守信，是人們對俠的基本認識。

但先秦諸子對遊俠似乎都缺乏好感，司馬遷亦深以為憾，言道：“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所以，他作《遊俠列傳》，所收俠者，隻限於漢興以來的朱家、郭解之流。儒家對俠的態度，以孟子所言最具代表性，在他看來，俠的“好勇鬥狠，以危其父母，一不孝也”，是決不能接受的。

墨家是俠的近親，他們對俠也有所保留，何以故？大約就在於墨子所言的義，是家國天下之大義，而非遊俠所言個人之間的小忠小義，俗稱哥兒們義氣。

當然，不僅儒、墨兩家對遊俠持批評態度，韓非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對於“俠”的恣肆橫行更是不能容忍；甚至主張清靜無為的莊子，也曾勸說趙王遠離“庶人之劍”。

儘管《莊子》中《說劍》一篇，歷來被疑為贗品，但其中對“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人之劍”的分析，明顯指向對遊俠的批評，是沒有疑問的。這種敘述是我所感到興趣的。還有關於武俠小說敘事源流的敘述，也很有意思。

他講到遠古神話傳說，認為“其敘事情節已經頗具‘俠’的氣息”，這似乎發前人所未發。而武俠小說的創作源頭，他則追溯到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以及盛行於魏晉、南北朝時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

他提到的如乾寶的《搜神記》，托名陶淵明的《搜神後記》、舊題為曹丕的《列異傳》、葛洪的《神仙傳》、王嘉的《拾遺記》、張華的《博物志》，以及吳均的《續齊諧記》等等，都是很熟悉的書，曾經讀過的，一旦放在武俠小說的背景下，重讀他所引證的那些故事，如《李寄斬蛇》、《三王墓》等，還是覺得很有新意。

於是想到清末文人孫寶瑄在其《忘山廬日記》中所言：“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以舊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

這個道理只有善讀書者才能講得出來，此番讀林遙的大作，我也得到一點體會。

武俠小說固屬於通俗文學，又有著鮮明的舊文學的印跡，蓋著“封建”的紋章，一直為精英和新文學家所不齒，斥為“殘渣余孽”。

但也應看到，中國底層社會的精神信仰，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武俠小說，包括戲曲。這倒並非如批評者所言，只是一味地把希望寄托於清官和俠客，自己全無責任；

其中也有些很有價值的東西，是民間信仰的主流，譬如講信義，重然諾，扶貧濟困，見義勇為，尊師敦友，自尊自愛，對於造成傳統的社會風尚，是有功勞的。

聯想到當今社會，世風日下，道德滑坡，人倫顛覆，恩義斷絕，欲壑難填，奢靡成性，自私自利，自甘墮落，不能不令人見邪惡而思所以正之。

當年梁啟超作《中國之武士道》，有感於國民精神信仰的貧弱，便思以傳統武士之信仰而補救之，倒也不僅僅是強健體魄而已。

《中國之武士道》

梁啟超著 ，共四十三篇，作於清光緒三十年。

此書中，梁啟超認為清末國運衰微的內在症結正是在於民族精神的孱弱，希望這部書能夠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書的內容與三篇序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其立意之新、論說之大膽在當時掀起了一股熱潮。解放後中華書局再版了《飲冰果店合集》，此書收於專集之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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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舉武士信仰之表現，凡十數種，最後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

然而至清末，這種曾經作為中國人“普通之習性”的品質，已經是很稀有的了。

因之，我讀林遙的《中國武俠小說史話》，除了感受一種文學樣式的發生與成長，由萌芽而蔚為大觀外，還聽到了他對一種久違的精神信仰的召喚。

這是超越了文學而又扎根於文學沃土的一種企盼。為此，我願向作者三鞠躬，以表達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