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方法」的民國中醫史——對《百年中醫史》民國卷編撰的思考

[作者簡介]

鄭洪，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醫藥文化研究，現工作於浙江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

[論文摘要]

「作為方法」是日本學者竹內好和溝口雄三等基於對東亞研究的立場而提出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應正視亞洲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內生邏輯，反對以某些主義、思潮來套用於東方研究之上。基於「作為方法」理念，從民國中醫史的總評價、民國中醫醫政、中西論爭與中醫革新幾方面對民國中醫史的研究進行思考，提出民國中醫史需要研究者在各種思想文化、科學文化的領域之間反覆出入，方能尋求較為中肯的論述角度。

《百年中醫史》的時間維度是從1912年亦即民國元年開始的，其第一編是民國中醫史。作為新著，既要系統回顧和吸納以往的研究，也力圖有所闡發。有關民國中醫史部分，筆者曾進行過專門評述，當然是否恰當，有待學界批評。由於《百年中醫史》的體例主要是述史和評史，不直接討論編史的思路，故本文擬本著「作為方法」的理念，針對編纂的想法略作探討，同時也藉以思考相關研究如何進一步開展。

「作為方法」這一表達，在中文裡有點怪異，這是日本學者竹內好和溝口雄三等基於對東亞研究的立場而提出的概念。竹內好在《作為方法的亞洲》（築摩書房，1993）中提出要歷史性地看待亞洲的意義；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東京大學出版社，1990）提出要對中國歷史獨特性格進行探討，打破西方中國學的觀念定勢模式。他們思想的核心主要是正視亞洲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內生邏輯，反對以某些主義、思潮來套用於東方研究之上。

由於特定的原因，民國又是歷史研究中最經常「被觀念化」的時段。為此李怡先生也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民國』」的論點，主張在民國文學研究中，反對觀念「預設」，而要「尊重民國歷史現象自身的完整性、豐富性、複雜性」。

例如既往文學史有「中國新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五四新文學運動實施了對舊文學摧枯拉朽般的打擊」「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歷史的進步方向相一致」等論斷，「在特定的時代，這些判斷都實現過它們的學術價值，但是，對歷史細節的進一步追問卻讓我們的研究不能再停留於此」，需要「不再執著於概念，轉而注重細節的挖掘與展示」。簡言之，要在民國研究中發現觀點，而不是用觀點去發現民國，這大致是「作為方法的『民國』」提法的意義。

當然李怡先生也提出：「反對『預設』理念並不等於我們自己不需要任何理論視角，而是強調新的研究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尊重民國社會歷史本身的實際情形，研究以充分的歷史材料為基礎，而不讓後來的歷史判斷（特別是極『左』 年代的民國批評概念）先入為主。」 這樣的觀點，對深入思考民國中醫史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斷代性的民國中醫史研究始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很自然地，早期的論斷常常帶有政治色彩。

以中國中醫研究院1959年編的《中國醫學史》為例，其中稱：「1912年以後，立學校，辦醫院，一切都效法西洋醫學，對於中國固有醫學，則採取消滅政策。」「對於祖國醫學遺產，則百般設法摧殘，完全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思想的惡果。」1962年的高等中醫院校統編教材《中國醫學史》在這一時期開篇就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政府歧視祖國醫學並時刻想把它消滅。」結果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政府的壓迫，不論是中醫或西醫，在發展上都是十分緩慢的」。

這裡且不論其明顯的政治話語，隻論其影響甚大的「發展緩慢」結論，平心而論，多少有著意貶低近代以反襯新中國之嫌。中國醫學發展數千年，其中被認為是發展高峰的明清時期長達數百年，才有累累名著。而民國短短38年，得有什麼成績才不致被說「緩慢」呢？可見如此評價雖然「正確」，但似非必要。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民國時期中醫發展雖然未改「緩慢」之評，但開始注意挖掘其中的積極面。例如第5版大專院校教材《中國醫學史》評價民國中醫創辦雜誌和學術團體「成為近百年來中醫藥學繼續發展的重要標誌」。

另外，與人文學術界興起「民國風」相呼應，近年中醫學術界也重視起民國中醫的學術，張錫純、丁甘仁、承淡安、施今墨、彭子益、張簡齋、張山雷……許多名醫的學術經驗在實踐領域受到重視，得到研究和繼承，足以說明民國一代中醫並非沒有發展成就。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短短數十年的民國中醫是清代中醫的自然延續，並非政權切割就有了質變。這一時期的中醫學術之所以不能給人以深刻印象，除了時間短、著作少之外，還在於當時的焦點更多集中在中西論爭與醫政鬥爭，後者無可避免地佔據了醫學史的大量篇幅，人們對傳統學術無暇深入挖掘。

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當時中醫雜誌開始成為發表學術論點的新式陣地，但很多傳統型的中醫生還不習慣這種方式；而且雜誌文章多少有求新求異的取向，傳統學術型的文章不受重視。現在批評民國中醫思維異化，通常是就當時雜誌發表的中醫「新式」文章來說的。更多的「舊式」中醫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作為傳統的堅守者卻常常未能在史書中留下身影。

此次《百年中醫史》在尊重學術本位的立場下，通過調研、徵集和討論，總結了仍得到當代中醫理論與臨床界認可的一批民國中醫名家與著作，分別立傳及提要，這既是致敬中國史志「列傳」和「藝文誌」 的傳統，同時也爭取能夠真正展現民國中醫的豐富性和全面性。

民國中醫醫政的問題

認為民國時期「歧視」「限制」中醫，並歸咎於帝國主義和舊政府的論斷，也暗合革命時代的敘事習慣，從而凸顯中醫的抗爭活動更有正義性。然而真正探究歷史細節的話，人們不難發覺，政治事實遠比觀念想像要複雜。

「舊政府」是否是一個擬人化的存在？通過「廢止舊醫案」的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固然背後有政府行政部門的影子，但批準成立中央國醫館、通過《中醫條例》立法的，也是政府部門。汪精衛以行政官員的身份反中醫，但譚延闓、陳立夫等支持中醫者也是政府官員。民國時期的獨特性，在於一切都正在重新構建，各個政府部門的政策都是在多方博弈的情況下頒布的。各行政部門主導者的新、舊學背景及其他個人因素都可能對中醫政策帶來影響。如果說「歧視」，與清朝以前唯有中醫故顯得獨尊的情況相比較，確實有部分行政部門否定中醫；但如果說「民國」時期存在一個專門針對中醫的政府「共識」，那未必符合事實。

在具體的歷史細節中，中醫所面臨的實際不是被「迫害」，而是被「忽視」。民國各個行政部門在取法西方建立相應行政規程之後，才突然發現中醫是個「異類」。教育系統、衛生行政系統都是如此。

像民國初年教育系統制定學校規程，其中沒有中醫，時人初隻稱之為「漏列」，並未認為是「陰謀」，後來由於某些官員的言論才激化了矛盾。只因為中醫而立即改弦更張的難度是很大的，便令中醫爭取納入教育系統多年均無果。中醫界引此為鑒，在爭取衛生行政權利時不僅行動升級，同時引入受迫害和歧視等政治話語，這其實有鬥爭權謀的一面。如要政府全盤同意當時中醫界提出的各項主張才不算「歧視」，也不切實際，畢竟民國時期構建衛生行政制度，是時代的需要。衛生行政對於許多中醫來說是新的製約，即使是合理的規定，適應也需要過程。

筆者頗為贊同這樣的認識：「把中醫的發展放在一個更長的時段來看，對當代中國中醫發展的描述，最值得注意的特徵不應該聚焦在其與西醫持續不斷面對面地碰撞上，而應該集中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從宋代至今，中國第一次直接地、有意地承擔起規範醫學領域的責任。在此過程中，從根本上轉變了這個領域其他所有成員所處的位置，也降低了這些成員可以開展的活動的自由度。」民國中醫醫政正是這種「體制化」的開端。在這個過程中，部分人士意圖藉以取締中醫，固然有政治性問題，但中醫除了抗爭，更重要的是還得提出如何適應並進而楔入衛生行政的辦法，這是策略性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國中醫一直都是在衛生行政的縫隙中尋找生存空間，中醫醫政的建立是被動的和自保性的，每一點進展都要經過反覆博弈，有的甚至只是當局為了避免紛爭亂象而妥協的結果。事實上這也是現代政治的常態。所以，有研究指出民國中醫醫政不完善，「管理法規沒有規劃，政出多門」「缺乏中醫管理執法法規與監督機制」等，確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且根本談不上去「規劃」醫政，只能一步步爭取醫政「容納」中醫。

但從長時段來看，民國中醫醫政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遺產，為後來奠定了基礎。例如中醫之所以稱「中醫師」，西醫稱為「醫師」，在民國時期時是經過一系列論爭才定型的，現在仍在沿用。《百年中醫史》中，單獨將「抗爭」列成一章，其內容不只包括激烈言論、群體行動等「諫爭」 表象，同時也將各種行政立法機構中的「廷爭」納入其間，就是為了更好地說明民國中醫醫政形成的社會環境與立法條件。

大時代的變動下，沒有任何觀念能夠規劃得了如此複雜的中國社會，正是因為近代中國「現代性」 的構成如此複雜，才需要「作為方法」來具體觀察。

中西論爭與中醫革新問題

此前民國中醫史研究中，社會史角度的關注度勝於古代醫史慣常的學術史角度，論題更多集中在中西醫之爭與學術形式革新方面。因為這是這個時期最令人關注的事件，它上則左右醫政，下則關係民生，更牽連科學與文化之爭，甚至可以關乎「國家體面」（汪精衛致孫科信語）。然唯其如此，也最容易被戴著各種觀念眼鏡來看待。例如，有的著作以「民族虛無主義」「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來概括廢止中醫、維護中醫以及匯通革新的不同做法 。有的視為文化衝突，有的評為「飯碗」之爭，這些說法在民國已然有之，在後人的研究中依然如此。

建國初期的著作對民國的爭議，評價為當時「中醫學術思想上產生了一定的混亂，有些人提出了『中西匯通』，甚至有些人還提出掩蓋消滅中醫企圖的『中醫科學化』等口號」。但也有研究者指出中西匯通與中醫科學化是當代中西醫結合的前身，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存在爭論，研究者立場不同，結論各異。但歷史著作更重要在於思考現象的背景與原因。中西醫之爭，表面上主角是中醫和西醫，在爭正統、爭飯碗，但正如楊念群所言「中醫的存廢及其命運已經與更廣義上的『社會革命』 主題建立了相互呼應的關係」，這裡面要思考的問題很多，略舉二例。

民國中醫史中的「中西醫」問題，放在國家民族歷史大背景下，其實是一個很奇詭的景況。例如，民國時期的中國西醫處在建制化的發展時期，確實曾借著「科學」之勢來攻擊中醫，但引入「科學」不正是近代中國的「正確」選擇嗎？曾經有研究著作說：「近代醫學史上的廢止中醫派……其總的出發點還是愛國的，希望從自己的專業做起使中國富強起來……所以完全否定這個派別是不恰當的……」也許作者原意想表達余雲岫作為歷史人物有多面性，但其表述引起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爭議。

也有研究從「五四激進主義」影響的角度看待民國中醫命運 。「五四激進主義」是學界「反思五四」的一種提法，中醫對於以「五四」為象徵的新文化、新思想來說，是受害者還是受益者？如何合理地闡明這些關係，成為研究者需要小心應對的挑戰性問題。

對民國中醫各種學術革新的評價也是複雜的。有的研究者認為近代中醫藥「順應時代和學術發展的潮流，吸收西方文化和西醫學新知，不斷創新，成果卓著」，總結了其種種創新；但也有研究者聲稱民國的變革「是一次失敗的『成功』轉型」，只是「暫時通過了被廢的關卡」，甚至說中醫走上了「不歸路」，「中醫……雖然外部形式現代化了，內部結構科學化了，但實際上卻是『西醫化』。中醫在學術上不但沒有改進，反而造成了混亂落後的怪現象」。研究者當然可以各持見解與立場，但觀點如此歧異無疑表明這是無法套用簡單觀念來得到共識的問題。

作為歷史敘述，應當真實地、恰當地反映出這種複雜性，讓思考在問題中產生，而不是自外而來地給予結論。《百年中醫史》的第一編，可以說每個章節都涉及到中西醫觀念碰撞的問題，但旨在努力展現各種論點的心態與理據，讓這一問題的討論繼續保持開放性。

民國中醫史研究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涉及更廣闊的層面。從社會史來看涉及到社會制度變革問題，從文化史來看涉及到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問題，從科學史來看涉及到科學性質的評判問題。中醫史雖然只是專門史，但很多時候不能直接套用歷史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論點。它這種特殊性，需要研究者在各種思想文化、科學文化的領域之間反覆出入，方能尋求較為中肯的論述角度。「作為方法」，亦即不守他法，而需要自具立場、自成方法。

在《百年中醫史》編撰過程中，充分注意了前面提到的各種特殊性。

一是盡量將民國中醫史放在更長時段中考量，不輕易就當時下結論，例如肯定民國中醫界的種種努力，但明言「以當時的狀況而言其實算不上突出，只是從以後的發展來看，其肇始之功值得肯定」；再如評價醫政權利等，雖然未完全實現，但「確立了一種中西醫二元的醫療衛生體系架構雛形」，「是民族國家醫療衛生事業向近現代轉型中的一個創舉」；對中醫的革新，指出真正的科學研究並未開展，「各種『科學化』主張都只是處於比附和套用西醫理論的狀況」。

二是從社會視野看中醫，避免簡單套用中西醫或各種文化觀念來下結論，例如指出中醫危機之一是「價值危機」，是社會對中醫在新的衛生制度下能否發揮作用的懷疑；反之，真正使中醫立足的，不是如何標榜文化，而是真正「服務社會實現價值」等。

這些是對民國中醫史特有內涵進行思考的一些成果。從「作為方法」的角度，還有更多有待將來探討的地方。

摘自《中醫藥文化》2019年第二期

編輯：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