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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老劇裡,我最遺憾《我的團長我的團》沒能封神

每次放假之前,我的腦海裡都會回蕩起一句魔性的電視劇台詞:

回家不積極,腦子有問題!

再仔細一想,距離這句話剛剛成為當時社畜津津樂道的名言,竟然已經過去整整十年了。

它的出處,抗日戰爭國劇《我的團長我的團》,已經播出十年了。

2009年,這部劇曾是一個現象。

它在萬眾期待中登陸三家衛視播出,甚至創造了中國電視劇凌晨零點首播的先例。

原因很好理解——它的導演、編劇、演員原班人馬三年前製造了爆款劇《士兵突擊》。

當時的觀眾還對電視劇的“廠牌”(比如今天的山影)沒什麽概念,只知道到導演康洪雷+編劇蘭曉龍拍出來的電視劇,應該錯不了。

不過這些年來,《團長》的知名度一直不溫不火,也沒有成為電視沒事就要滾動重播的常客。

而且同為抗日戰爭題材良心劇,《團長》總會被拿來和經典之作《亮劍》比較,總想分出個高下。

其實,本就沒什麽好比的。展現同樣的題材,並非只有一種維度。

《亮劍》是有話直說、有屁就放的蕩氣回腸,塑造了一個觀眾打心眼兒裡喜歡又欣賞的戰爭英雄形象。

《團長》卻是非典型的戰爭劇,從來不肯讓你痛痛快快,甚至可以說是同行劇裡獨一份的憋屈和擰巴。

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喪”得讓人根本不忍心看下去。

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行業對於戰爭劇的理解是血脈賁張的。荒唐的抗日神劇,就是把這種”都給老子死“的勁頭放大到畸形的結果。

《團長》的故事,卻始於一群被打到丟了魂兒的潰兵。

1941年的滇西南小鎮禪達,一撮來自北平上海東北湖南四川廣東山西陝西的國民黨潰兵且戰且退,在這裡混吃等死。

意氣風發的團長虞嘯卿突然接手了他們,承諾把他們重新武裝成那個威風的川軍團,並把他們重新扔回了凶險的滇西戰場。

這些壓根不知道怎麽打仗的兵被日軍猛烈夾擊,沒有生還的希望,連他們自己都早已自視徹徹底底的炮灰。

直到遇到了”妖孽“般的神人龍文章

這個瘋瘋癲癲的人假稱是他們的團長,行事難以捉摸,又鬼魅般會打仗。他像個救世主一樣突然降臨,宣稱要帶這些人回家。

段奕巨集飾演龍文章

故事的最高潮,是龍文章要帶著這群”散兵遊勇“,打下一場不可能的戰役

它的原型,是1944年5月在雲南邊境發生的松山會戰

凝固在歷史中的數字觸目驚心:僅僅18平方公里的松山,鏖戰3個月,2萬多滇西遠征軍傷亡7763人,全殲據守的13000名日軍。

這場會戰親歷者的回憶中,彌漫著已經超越人類想象的殘酷:“雙方官兵的屍體,有的互相扭打成一團,你抱著我的頭,我卡著你的脖子,你抓著我的大腿,有的甚至還在蠕動呻吟,被死者的汙血浸透的土壤發出陣陣腥臭和硝煙味。”

遠征軍這段血的歷史在大眾腦海中的無知,卻成了康洪雷與蘭曉龍決定創作《團長》的緣起。

出自柴靜《看見》

在抗日戰爭親歷過滇緬大撤退、敗走野人山的詩人穆旦寫下過:“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乾而滋生。”

《團長》像為這兩句詩贖罪一樣,開始了中國戰爭劇最獨一無二的一次嘗試。

它當年得到的一些負面評價,就是因為太過執著於表現戰爭場面的真實與殘酷。

劇中有一個死亡場景十分罕見:一個憨厚樸實的男孩豆餅,不得已充當機槍的支架,最後被人體無法承受的後座力震得內髒粉碎,七竅流血而死。

劇組花了大價錢拍的戰爭大場面,在當時和現在都被吐槽:畫面一直灰不溜秋的,鏡頭晃得人心慌。

其實,讓人不適的是那種強迫人直面戰爭畫面的壓迫感和窒息感。

關於戰爭之罪孽,《團長》力圖表現的不僅是肉體上的苦難,更是精神上的苦難。

那些符合商業審美的戰爭片中,往往要有英勇與懦弱、偉大與渺小的對比,觀眾所有的情緒才有一個出口。

《團長》卻一直力圖打破這種定勢——誰是英雄?誰是狗熊?都不是,他們只是一群在炮火中麻木了的普通人。

當炮灰團看到兄弟死前只想再吃一次山西老家的刀削面時,沒有撕心裂肺的慟哭和煽情,因為他們已經不會哭了。

戰爭視人命為草芥,也扭曲人,炮灰團卻又掙扎著想活出個人樣,才造就了各個角色面臨的靈魂的困境。

張譯飾演的孟煩了是串聯整個劇情線索的靈魂人物,綽號叫“煩啦”,就像他那個討人厭的性格:

好像看破了所有世事,對什麽事都不在乎,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給別人潑涼水,讓人恨不得把他嘴給縫上。

但實際上,孟煩了也曾經是個出身書香世家、有知識有理想的年輕人。

直到他在戰爭裡瘸了一條腿,習慣了被打得屁滾尿流,看多了身邊的人輕易地死去,才變得精明滑頭——能保住自己的這條命就夠了,千萬別再和人交心。

曾經靠讀書建立起的世界觀,在下一秒就沒命的世界裡不值一提。不是所有的厭世主義者都天生如此。

和這種頹喪小人物完全相反的,是早早成為精英的軍官。

比如李晨飾演的張立憲,很早就追隨虞嘯卿征戰南北,是虞嘯卿手下最得力的乾將。

他有能力,更有信念——在亂世中,張立憲視自己長官的為人和行事為唯一的信仰。

但在最後的南天門戰役中,和炮灰團一起戰鬥的張立憲發現虞嘯卿在利益的權衡中沒有信守承諾,放棄了死守山頭的敢死隊,任他們自生自滅。

信仰破碎,神壇坍塌,這個年輕的精銳在戰役勝利前夕選擇自殺。

說起來,死在戰場上已經算得上電視劇給的較為“仁慈”的結局。事實上原著小說在南天門之戰後來的發展,是更為殘酷的拷問。

故事中有一個名叫林譯的角色,起初是個從沒打過仗、大聲說話都會破音的上海書生,大家瞧不起他“娘娘腔”的樣子。

但這樣一個非典型軍人,在南天門之戰活下來後,慢慢變得會打仗,會帶兵,做團長,把自己活成了他最敬佩的龍文章的樣子。

這本是一個不錯的結局,但歷史不允許。

最後的最後,當林譯不得不在內戰中面對曾經的同袍孟煩了,他命令部隊投降,然後在最愛的上海小調的歌聲中開槍打死了自己。

或許是因為猛然意識到,當這樣的路擺在面前,自己也只能兌現當初因崇拜龍文章而許下的諾言:“如果不能成為像他那樣的人,吾寧死乎”。

編劇和原著作者蘭曉龍所展現的這幅戰爭圖景裡,沒有相似的生,卻大概有一種相似的死——

有命的時候沒有魂兒,找回魂兒的時候,丟了命。

從這種對個人命運與精神枷鎖的關切就看得出,寫了這樣一出戲的人,是有野心的。

蘭曉龍,的確是如今中國電視劇領域不多見的一種編劇。

就像他的另一代表作《士兵突擊》並不止“傻小子許三多逆襲”的勵志故事,他在《團長》傾注的野心,也不止還原一場慘烈的戰爭。

團長龍文章這個人物,為什麽要被描繪得近乎“妖孽”和神化?或許是因為當家國淪喪的大問題當前,編劇試圖用他象徵一種答案。

龍文章其人,身世成謎,走過大半個中國,看似裝神弄鬼、放浪不羈,卻記得每一個失落的城池,自覺地背負著一個民族的家仇國恨。

“我沒涵養 ,沒涵養不用親眼看到半個中國都沒了才開始心痛、發急,沒涵養不用等到中國人都死光了才開始發急和心痛。”

龍文章在劇中所有行為都源於一個原則:我只是想讓事情是它本來該有的那個樣子。

該有的樣子是什麽樣?

“草是綠的,水是清的,做兒女的要盡個孝道,你想娶回家過日子的女人不該是個土娼,為國戰死的人要放在祠堂裡被人敬仰,我這做長官的跟你說正經話時也不該這麽理不直氣不壯。人都像人,你這樣的讀書人能把讀的書派上用場,不是在這裡狠巴巴地學做一個兵痞。我效忠的總是給我一個想頭。人都很善,有力量的人被弱小的人改變,不是被比他更有力量還欺凌弱小的人改變。”

然而在戰火紛飛、社會破碎、一切原有秩序都蕩然無存的年代,現實與每一句話都相反。

在這種絕境中,龍文章像個“神”,總在拯救那些瀕臨死亡的生命和靈魂。但除了這樣一個妖孽般的人物,苦難的人們還需要誰?

在龍文章觸犯軍法後的庭審戲裡,字裡行間他為家國淪喪心痛,也暗暗斥責亡國之危背後的漫不經心和麻木不仁。

“不拉屎會憋死我們,

不吃飯活七八天,

不喝水活五六天,

不睡覺活四五天,

瑣事養我們,也要我們的命;

家國淪喪,我們倒已經活了六七年。”

龍文章急著背在自己身上的,恰恰是他一個人無力扭轉的病症。

就像他所說,在凶險的滇緬戰場上,“英國鬼死於狹隘與傲慢,中國鬼死於聽天由命和漫不經心”。

這是蘭曉龍處理抗日題材時最毒辣的視角:除了敵人的喪心病狂,國人已經在長年鏖戰中磨出了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性子,軍隊在精英光環的剛愎自用下外強中乾,這要怎麽辦?

不僅如此,蘭曉龍甚至還要探尋國民性的變遷:

曾經的無畏、開闊、不拘一格,為什麽在今人的身上消失了?這僅僅是戰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嗎?

作為一部戰爭劇,再忠實的粉絲也不得不承認,《團長》的話的確是多了點。

但這些看似冗長又文縐縐的對白,恰恰是蘭曉龍難以複製的個人風格。

與其說龍文章總在拿腔拿調,不如說是編劇在試圖回答一個更巨集大的命題:到底誰能為這些苦難與悲劇負責?

是讓無數人枉死的國民性?是虞嘯卿式利義兩難?還是大局高於一切的決策原則?

不用看到最後悲涼的結局就能知道,僅僅一部電視劇無法給出答案。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展示以往被同題材電視劇忽略的晦暗角落(儘管可能顯得冗余),讓坐在光明處的觀眾不得不接受一記記暴擊。

這也是為何《團長》能把觀眾虐慘卻讓人哭不出來,因為很多東西比單純的悲傷更複雜。

“上敬戰死的英靈,下敬塗炭的生靈,中間的敬人世間的良心”。這是劇中借老油條龍文章戲謔地說出的一段,卻成了播出多年後最被人念念不忘的經典台詞。

恰恰,也是國產劇作為一種藝術創作形式,超越自我的一種可能。

這種個人風格濃重、劍走偏鋒的戰爭劇,在今天大概已經”絕後“了。

當年的粉絲對於《團長》的特立獨行,有很多遺憾。

遺憾它剪輯上的硬傷,遺憾它追問歷史的野心並沒被市場消化,遺憾它沒特別火過、沒幾年就被大多數觀眾忘了,遺憾這樣的劇再也難以被複製……

它在10年前並沒有如萬眾期待中討喜,在10年後恐怕更難以迎合市場口味。

這樣的劇,從未想通過刺激感官的戰爭場面讓人爽,偏是執拗地要夾帶個人哲學,讓你不爽。

或許這種“不爽”在它的創作者們看來,是一種必須要承擔的責任。而在如今的文藝市場中,一本正經地談責任感、去反思歷史,似乎已經顯得很不識時務了。

對於蘭曉龍的忠實粉絲來說,他們倒是從未期待《團長》之後還能有同類,帶著一種對偶像才華與眼界的驕傲。

但對於這個社會——每一次反思與追問的受益者——而言,國產劇的另一種可能止步於十年前的一次曇花一現,甚至成了格格不入的囈語。

這才是《團長》十年最大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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