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出現第二例被治癒的愛滋病病人？權威專家這樣解讀

按：台灣時間3月6日，國際頂級期刊《自然》雜誌刊發了題為《HIV-1 remission following CCR5Δ32/Δ32 haemat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的文章，一位同時罹患腫瘤和HIV的「倫敦病人」使用CCR5△32基因純合子突變的供體進行骨髓乾細胞移植後，體內持續18個月無HIV病毒，因此，文章刊發前便備受關注，被很多媒體譽為「全球第二例被治癒的愛滋病病人」。

那麼，事實果真如此？相較於全球公認的首例被治癒的「柏林病人」，此次的「倫敦病人」又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記者就此專訪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愛滋病研究所所長陳志偉。

「持續緩解」而非「治癒」

「全球第二例被治癒的愛滋病病人，這個說法並不準確。」3月6日下午，剛剛讀完這篇文章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愛滋病研究所所長陳志偉對記者說。

問題出在時間上。文章稱，「倫敦病人」體內持續無HIV病毒的時間為18個月，「這個時間比較短。」陳志偉說，此前諸多病例中都存在感染者體內持續一段時間無HIV病毒，但隨後反彈的情況，比如著名的「密西西比嬰兒」，這位感染者體內無HIV病毒的時間長達27個月，但隨後病毒載量出現反彈。「雖然目前科學界對』治癒』尚無具體的時限標準，但一般而言至少要持續3年以上。」陳志偉說。此外，記者注意到，對於「治癒」的說法，文章作者也非常謹慎。文中未使用「治癒」（cure）而是「持續緩解」（remission）。

陳志偉表示，在愛滋病領域，「治癒」可分為根除性治癒和功能性治癒，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區分，易混淆。所謂的「根除性治癒」，意味著感染者體內的愛滋病病毒被完全清除。何大一教授的雞尾酒療法（HAART）問世後，可有效控制HIV病毒複製，使感染者體內的病毒載量維持在較低水準，愛滋病由此成為一種可控的慢性傳染性疾病，科學界也一度希冀藉助這一方法終結該病的流行。

但潛伏病毒庫的發現打碎了這一希望。HIV基因在逆轉錄酶和整合酶的作用下整合進宿主基因，一部分被感染的細胞轉化為休眠靜止狀態，形成HIV潛伏病毒庫。由於病毒庫不表達病毒蛋白，因此可逃脫免疫系統的識別，不受抗病毒治療的影響，在感染者體內長期存在。「潛伏病毒庫猶如HIV病毒的避風港，停葯後潛伏的病毒可重新激活。」陳志偉說。

目前的策略是激活潛伏病毒庫，通過喚醒處於休眠狀態的原病毒，使潛藏靜止的細胞表達HIV蛋白或病毒顆粒，使其重回人體免疫系統的監視視野下，進而用HAART以達到清除體內所有HIV病毒的目的，「尋找高效、特異性的激活劑便是整個思路的關鍵點。」陳志偉說。而功能性治癒則是指在感染者體內仍可檢測到HIV病毒核酸，但停止服藥後，患者體內的HIV病毒控制在檢測不到的水準。

為發現治癒機制打下基礎

「倫敦病人」雖未治癒且並非首例，但在陳志偉看來，相較「柏林病人」，其意義同樣重大。首先，由於一直屬於孤例，「柏林病人」在科學界被認為是巧合，甚至是「撞大運」，而「倫敦病人」的出現則用事實擊碎了這一說法。

「因為在治療方法上，』倫敦病人』是』柏林病人』的複製品。「陳志偉說，二者都是給同時患腫瘤和HIV的病人使用CCR5△32基因純合子突變的供體進行骨髓乾細胞移植，「這證明該方法是可行的，』柏林病人』的偶然性中蘊含著必然性。」

其次，通過進一步甄別二者的異同點，可從孤案的偶然性中發現治病機制的必然性。陳志偉介紹，「柏林病人」出現後，科學界一直試圖複製這一治療方法，目前全球有近30餘個類似案例，但只有「倫敦病人」體內無HIV病毒的時間持續較長，通過分析這些失敗案例與「倫敦病人」的異同，以及「倫敦病人」和「柏林病人」的異同，可進一步發現HIV的治癒機制。比如，「倫敦病人」和「柏林病人」都在骨髓移植後存在強烈的排異反應，該篇文章也提出，這可能是二者實現較長時間消除病毒的原因之一。「如何確證這個猜想是否正確，這就需要更多的個案。」陳志偉說，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從偶然走向必然的過程。

另一方面，有專家認為，該方法目前還僅限於同時罹患腫瘤和HIV的患者，即便僅針對HIV患者，由於骨髓移植後需終身服用抗排異藥物，因此，相比終身服用抗病毒藥物，這一方法「得不償失」，但陳志偉認為，雖然存在瑕疵，但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則不斷逼近愛滋病的致病機制，為最終實現高效便捷的治癒方法奠定基礎。

文：健康報記者張磊

編輯：彭艷 管仲瑤

審核：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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