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方位”直播的“大衣哥”，被鏡頭鎖定的生活有多危險？

文 | 張豐

曾經因為央視《星光大道》節目走紅的大衣哥朱之文，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煩惱。

據新京報報導，每天都有不少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直播者來到朱之文的家鄉山東菏澤某個村莊，他們要求見上大衣哥一面，至少讓他對著鏡頭打一下招呼。

和“流浪漢”沈巍一樣，朱之文也被直播“控制”，但他卻沒法逃走，那是他的家，在村口，還被豎了一個巨大的指示牌——“朱之文故鄉”。

一、從被直播到被變現

朱之文並未達到“一線明星“級別。但是成名9年來，他也保持著一貫的熱度，在底層娛樂中佔有一席之地。他一場商業演出的價格，也能達到10萬。

在傳統鄉村文化中，老鄉們會擔心一個人成名後就“脫離群眾”，待人不親熱了。現實是，朱之文並沒有變，或者他還可以維持著成名前的“本分”生活方式。

他去演出，還是乘坐高鐵二等座，而鄉親們的要求，他也不敢輕易拒絕。他怕被人批評“變質”，但是他卻悲哀地發現，自己沒變，周圍的世界卻變了。

電視媒體時代，追星族就開始“圍觀”明星，逐漸構建出一種粉絲與明星的關係模式。

到了互聯網時代，粉絲不僅可以更方便地掌握偶像的動態，還可以利用微博這樣的新媒體方式來和明星互動。

而在視頻時代，粉絲更進一步，他們可以直播自己和偶像的交往，讓更多的粉絲直觀地看到。

那些人對朱之文的追捧，很難說是在“見偶像”。他們在拍攝與展示，但是這一切都有利可圖。

《新京報》記者採訪到的一個直播者，拍一條朱之文的視頻，在一個平台上可以掙到150元。他在三個平台上直播，收入就會更多。這點錢對富人來說當然不算什麽，但是對“直播從業者”來說，卻是一個既客觀又穩定的收入了。

這是很詭異的一幕。朱之文擁有影響力，而直播者卻可以靠他的影響力變現。朱之文是“被變現了”，他被圍觀，被直播，失去自由（上廁所甚至都有人跟著），又“被變現”，整個過程他都是被動的。

這可能是“明星”遭遇的最淒慘的狀況了。他有自己的經紀人，也在逐漸熟悉演藝市場的規則，但是對這種來自直播者的“入侵”，他卻無計可施。

二、每個人都可能面對失控的“鏡頭入侵”

上海“流浪漢大師”走紅，讓人感受到那些網紅和直播者的“入侵”威力。據說，最多的時候有幾百個“網紅”把手機對準了沈巍，這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迫力量。

這些人當然是被利益驅動。現在一個人在手機上注冊幾個直播平台，儘管成為年入百萬的網紅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個普通人，也可以靠這種方式掙一點小錢，甚至養活自己。

這些可以看作是直播行業的“底層”，他們都是“個體戶”，絕大多數都沒有注冊公司，他們付出很多，得到的卻未必多。

說到底，這是一個沒有任何門檻的工作。每個人都擁有手機，都可以成為一個新媒體的勞動者。

但是，在我們責備他們不該前去打擾“大衣哥”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知道，這些人也多少陷入了“失控”狀態。直播會塑造人的行為，不但影響到鏡頭對準的那個人，也會影響到鏡頭的操控者。

2019年4月16日，山東省菏澤市單縣朱樓村，朱之文的鄰居，74歲的老人朱西卷也在直播朱之文，他被村民們稱為網紅爺爺。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在直播平台上看各種直播的人，能深切地感受這一點。制定遊戲規則的人，會最終操控那些“網紅”或者直播個體戶。為了流量和博眼球，他們不得不博出位，什麽動作都可以做——最終，他們也會失去自我。

時至今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反思，隨時隨地把鏡頭對準世界和他人，到底對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西安的奔馳女司機維權，靠的是在短視頻平台的影響力，但是她的走紅，卻讓那些討債者找到了她。

似乎有一種神奇的、不可知的力量，決定著短視頻和直播時代人們的命運。到了5G時代，不管是直播還是視頻，都會更方便，更迅速，在我們歡欣鼓舞迎接5G的時候，我們也不得不擔心：如果直播的威力再大10倍，到底意味著什麽？

對這個問題，朱之文和那些直播者的感受和答案肯定不同。但是，每個人都必須思考直播可能給人帶來的風險。被螢幕控制，被別人的鏡頭鎖定，因為一件意外而走紅，這大概是每個人都可能面臨的三種命運，有誘惑，也有危險。

編輯 新吾 實習生 王洋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