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之博士解讀《詩經》第97篇
【還】
97.1子之還（xuán）兮，遭我乎峱（náo）之間兮。並驅（qū）從（cóng）兩肩兮，揖我謂我儇（xuān）兮。
97.2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97.3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詩序】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鄭玄箋】荒，謂政事廢亂。（《毛詩正義》卷五，2000:387）
【朱子集傳】
獵者交錯於路線，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朱熹《詩集傳》卷五，2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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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經說過，清末時候有一些二傻子或者文雅一點的話，就是妄人，想要把漢字廢了，用羅馬字。他們根本不知道，沒有文字，還有什麽中華的文化可言。一個國家之所以是一個國家，就是因為有歷史、有文字，如果沒有歷史，沒有文字，那是什麽國家？如果強行地把歷史和文字鏟除掉，那麽這個國家最後還能保留什麽呢？（《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506頁）
章太炎說，他到處講學的目的就在於保存這種文化。因為，他能講，其他人不能講，《詩》雲：“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此之謂也。
妄人從來沒少過。後來，也有人試圖要徹底消滅漢字，認為漢字阻礙了社會發展什麽的。比如說，《詩經》中的《還》篇“還（xuán）”“儇（xuān）”“峱（náo）”之類的，看起來就費勁，如果用ABC之類來表示就不會有難度了。好在是，章太炎所說的妄人們沒有成功，不然我們今天可能也不用讀《詩經》了。雖然後來漢字簡化了很多，但好歹還保留了不少。有時候，保留一些有難度的東西，是必要的。
章太炎在當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崇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上世紀初以來，搞中國學術的最頂級的學者，十之八九和章太炎及其門人弟子都會有一些千絲萬縷的聯繫，友朋？學生？同盟軍？反對者？崇拜者？鄙視者？等等不一而足。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998）就稱，章太炎和胡適兩人是先開一代新風的“大學者”，而不僅僅是經學家、史學家。
這些大學者，既有專業上的專精造詣，為某個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還跨了專業和學科，對學術史造成了影響，可以說是學術史上的漩渦，攪動了學術發展的方向和內容。陳平原稱之為有思想的學問家，因為他們“既是社會思想激蕩的表征，其引領風騷，更構成思想史上絢麗的風景線。”（《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2010，第21頁）他們有各自的學生、友朋和反對者。也就是說，各有一幫人在他們的周圍或者後面，形成了一種勢力，讓後面做研究的人不得不重視他們。
當然，即便是想要漠視之，也得給他們安排一個好位子，比如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中按照《水滸傳》的人物譜系，把章太炎比作舊頭領托塔天王晁蓋，也就是說，如果現代中國的學術是一個像“水鄉梁山泊，賊盜聚眾打劫”的好地方的話，那麽真正讓這個圈子變成了一個有聲勢的地方的人物就是晁蓋。
華夏出版社“偉大傳統”系列中的《詩經二十講》（2009）開篇是章太炎的一篇文字，選擇的是《國學演講錄》（似即曹聚仁整理的《國學概論》）一書中的一篇，題為《經學說略》的講演稿子，其中對《詩經》有這樣的講法：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先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志之所發也。然有志亦可發為文。詩之異於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永者，延長其音也。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別，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聲音也。既須永言，又須依永，於是不得不有韻。詩之有韻由歌永言來。（《詩經二十講》，第4頁）
這段話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就是對《尚書》的一句話進行了初步的解說。詩歌和人有關，當然，除了人之外還有誰弄詩歌呢？可並非每個人都會弄詩歌的，唱歌的人或許很多，寫歌的永遠是一部分人，得是那些有志的人才會有詩歌。
什麽是“有志的”人呢？不知道。至少應該不是“幼稚的”人吧。有志的人能說會道，說的還能唱出來，唱出來的就是詩，不能唱的就是文。既然能唱，那就不能是一個調子，像蜜蜂只會嗡嗡叫，那就不成為歌，人的詩歌是有韻律脈動的，所謂的律就是固定下來某個節奏的意思。
有志的人自己唱完了，希望別人也跟著唱，所以他們定了調子，後面的人就不會變調了。有志的人是不是領唱呢？難道說古代的詩篇都是大合唱？不太清楚。《詩》雲：“子之還（xuán）兮”意思是說，您真的是很厲害啊，這樣能扯。不，還有更厲害的，“揖我謂我儇（xuān）兮。”
最早人們為什麽會唱歌，和人們為什麽會寫詩，其實不必有直接的關係。詩歌，當然是連在一起的。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有文字的詩篇，而不是口口相傳的某個調子。現在討論的所有的詩歌，一般都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僅僅以某個曲調而存在的東西。以曲調而存在的，沒有文字的，那是另外一種東西，不是詩歌。比如，我們聽到的各種曲子，那不是詩歌。
這個事情討論起來就沒完沒了了，所以還是看看其他的東西為好。比如《詩序》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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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出版界編纂了一部《章太炎的白話文》的書，該書的開場白說：
太炎先生是中國文學界的泰鬥，這是誰也知道的，並且誰也樂意承認的。不過他著的書，往往說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氣橫秋”的文言，初學的人，看了總覺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發生一種要求：就是，怎樣能直接聽他的講？好了，有了。你們的唯一的講義，就是這本書。
關於詩序，有很多的爭議，現在釋經學中，很少還有堅持《毛序》的，但是很多現代的關於《詩經》解讀的書，都會自己搞一個詩序來，這些書中的詩序，大概有各種辦法，其中最簡單的是把朱子的話用現代漢語翻譯一下，也就差不多了。實在沒有辦法翻譯的，就隨便弄一個主題句放在那裡就行了。對此，章太炎先生是不同意的。他認為朱子的《詩集傳》其實做得並不是很好：
《詩經》用朱子《集傳》，朱子的書惟有《詩傳》最壞，因為聽信了鄭樵的亂話，把《詩序》都削去。若說用三家詩麽（魯詩、韓詩、齊詩，叫作三家詩），三家詩並沒有真本留存，依然用的《毛詩》；記用《毛詩》，又刪去詩序，這是什麽道理？
況且《詩序》所說，《國風》都是關於國政，朱子削了詩序，自去胡猜，把《國風》裡頭許多正經話，說成淫奔期會的詩。諸公要用經典教人修身，到這裡卻矛盾自陷了。《鄭箋》雖則有許多詰詘，大義總沒有差，就說《鄭箋》不大好，《毛傳》原是至精至當的書，略有眼睛的，總曉得比《朱傳》高萬倍呢。
大概注疏本嫌它太繁，單注本卻是不繁，原有刻本，何不將來翻印，卻用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
還是總領學校的人，不曉得有那種書呢？還是看了這種注本，真個奉為金科玉律？
看來總領學校的人，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書的人見識差不多。我們要人看經典，不管經文是真是假，注文是好使壞，隻用一句修身的假話去籠罩，又不曉得注文於修身是有利是有害，用意只在迷惘人。（《章太炎的白話文》，第34頁）
我們知道，現在一般的《詩集傳》的單行本都是沒有《詩序》部分的，也沒有《詩序辯說》的。這是因為後來人在編輯書的時候，怕重複，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比如已經有了《詩序》單行本了，《詩集傳》中就不再附錄了。可是，《朱子全書》中的《詩集傳》是有《詩序》部分的，在《五經大全》中的《詩傳大全》也是有《詩序》部分的。我們今天看《詩集傳》，沒有序說，並不代表以前人編纂同樣的書的時候沒有。所以，章太炎的批評只能說可以針對一部分出版物，這樣的人的確是“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書的人見識差不多”。
《毛詩序》認為，《還》篇和齊哀公有關，因為他就知道去打獵，他提拔人的唯一標準就是看誰打獵打得好。對此，朱子在《詩序辯說》中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打獵打得好的人是人才，但是不是齊哀公才這樣看，那就不知道了。《詩》雲：“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意思是說，得虧我們還知路線在哪裡，不然就真的被人給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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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宋明以來的學術，或者更甚的說整個中國的學問，在修身方面比較重要，特別是儒家的經書多是修身的。可是如果按照朱子《詩集傳》的解說，詩篇中真的有很多是男歡女愛的。這個和他們講的去私欲的觀點是大相徑庭的，這樣就根本沒有辦法講下去了。最極端的當然就是朱子的後學，要刪掉詩篇中的鄭衛之音了。可是，這樣做基本上是沒有什麽道理的。章太炎還說：
若怕人說經典沒用，就要廢絕，也只要問那個人，歷史還有用麽？如果他說有用，那麽經典是最初的歷史，怎麽可以廢得？
如果他說過去的事，都沒有用，那麽就該轉問他：你看了西洋史，記得希臘羅馬的事。記得二百年前英俄德法奧美的事，要作什麽用處？一樣都是過去的事，和現在都不相乾。
一邊還是本國事，一邊卻是別國事，別國事過去沒用還應該記，本國事過去沒用，就不應該記麽？那邊自然塞口。就要發廢棄經典的妄論，再也沒有立論的根源，不過是狂吠亂叫，總不怕別人會聽信，又何必用修身的名目去保護經典呢。（《章太炎的白話文》，第36頁）
很多搞學問的人，喜歡攻訐別人的人和書。要麽，人是垃圾；要麽，書是垃圾。總之，沒什麽用，統統是垃圾。這就像是“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章太炎的白話文》，第40頁）
搞學問的人這樣講是沒有什麽問題，因為他們做了弓，弄了箭並不是為了去放倒獵物，而是為了掙錢。如果打獵過日子的人要真的聽了這樣的話，去打獵，大概能從野獸那裡逃出來就算幸運的了。
很多人搞學問就是這樣的，聽了別人的說法，就奉之以為經典，順便自己做個中盤，騙騙人而已。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大師了。
“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什麽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洴澼絖。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章太炎的白話文》，第41頁）
陽明學從民國時代火過一陣子，最近又火起來了，大概情形都差不多。章太炎那個時代是因為日本人說了好，自然有人說好；而今天則是另外的人說了好，也就有一批人覺得好。可惜了，《詩經》似乎還沒有被人這樣說過，關鍵《詩經》也不能拿去治理天下，《論語》還行，所以釋經學中《論語》要比《詩經》火，畢竟有用才是真理。
當然，別人說如何如何，關鍵還在於我們能不能接著說出更多的來，甚至比對方講的更有意思。在這方面，章太炎是做了表率的，所以他是大學者。《詩》雲：“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意思是說，無論對方再精彩，再瀟灑，再有氣派，在我們看來，也就那樣罷了。在我們這裡，得“揖我謂我臧兮”。詩人還真是喜歡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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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章太炎的提醒值得我們反思：
“夫講學而入於魔道，不如不講。昔之講陰陽五行，今乃有空談之哲學、疑古之史學，皆魔道也。必須掃除此中魔道，而後可與言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493頁）
1933年4月18日，章太炎發表了《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章氏說，古代的經書不是為平民所作，“大抵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人君讀《春秋》，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
即便我們今天已經把孔夫子作為所有老師的老師，我們也要知道，其實從事老師這個行業的人畢竟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都是被教育的，像詩人那樣覺得別人很厲害，而我更厲害的人，畢竟只是少數人。所以，有時候，我們知道詩人很厲害也就差不多了。章太炎說：
余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抵之學之士，當如童蒙，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余者，工夫正須爾也。（《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505頁）
當然，今天我們讀古代的書，無論它經典與否，可能很少能背誦下來的，那些能脫口而出背誦了很多東西的人，大概是最強大腦之類的人。一般人看看也就差不多了。因為，絕大多數人，看都不會看，更別說背個什麽東西了。章氏曰：
“文學者，以有文字者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後人擯此於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為文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猶今經義，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國故論衡疏證》，第頁）
章氏的這句話說的是，他認為古代的文學，實際上就是用文字做記錄。寫的好的，記得多的就是鴻儒。他們寫了很多東西，有的甚至自成一家了，也就成了某某子了。就跟今天寫小說的人差不多，誰寫的好，誰寫得多，就能在排行榜的前面。最能掙錢的一些人叫作IP，其他的人也就是碼字工人或者鍵盤農民。寫得東西當然什麽都有，類別很多。
講故事的，說道理的，還有一些應用文，生老病死，都得來上一段。古代的文人把文字看得很神聖，很有職業精神，不像現在，基本上是個人都能寫點了，也就沒有什麽文字神聖的概念了。《詩》雲：“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古人看到了比自己厲害的人，非但不會羨慕嫉妒恨，反倒是立馬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感覺，馬上稱讚對方，而那個更牛的一方則寫了首詩來說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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