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局部抗戰算起，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辟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場。在亞洲主戰場上，中國人民英勇抗擊了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頑強的殊死戰鬥，不僅保衛了家園，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回望歷史，曾經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被狂熱的民族主義充斥，走上軍國主義的歧途，導致帝國最終毀滅的呢？
▌馬國川 著《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中信出版集團
傲慢的國際孤兒
“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而創立的國際組織。1931年，國際聯盟決定派出“李頓調查團”，調查“偽滿洲國”問題。調查報告指出：日本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將大片毫無爭議屬於中國的領土，強行奪取和佔領。調查事件的起因，正是關東軍策劃的“九一八事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外交全權代表松岡洋右，在國際聯盟大會上，不僅沒有承認侵略事實，還發表即興演說，聲稱戰爭是：維護在日俄戰爭中犧牲十萬英靈換來的在中國滿洲的利益。日俄戰爭，不過是日、俄兩大強國，於20世紀初在中國東北的較量，爭奪對東北的控制權。引用彼次侵略，解釋此次侵略，這一說法真可謂“無出其右”了。
1933年，日本關東軍又佔領熱河，國際聯盟大會上，各國以42比1的表決結果，要求日本尊重李頓調查團的意見。松岡洋右竟然因此選擇退出國聯，引得全場寂然。早年留學美國的松岡洋右自知失敗，準備接受國民譴責。但是，當他抵達橫濱，日本民眾揮舞小旗擁護他上岸，他成為了“國民英雄”。這時，狂熱的民族主義已經充斥日本。
▌李頓調查團正在調查該鐵路的爆炸點
《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中，作者馬國川評價此時的日本，已經成為“國際孤兒”，這種一意孤行的選擇，源自經濟發展帶來的底氣，卻又是日本墜落的動因。近代日本歷史研究中，一個核心問題揮之不去，即明治維新後強大的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軍國主義的歧途，導致國家最終崩潰。
馬國川的這本書，對1912年至1945年的日本歷史，以類似“紀傳體”的方式進行描繪。其中，我們可以直觀感受到民眾對政治的不滿、民粹主義的盛行和軍國主義的瘋狂。正是在這些歷史的記憶碎片中，我們拚湊出一個國家失去理性、不可遏製的“狂妄”。
後起者易行的歧路
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歷史，固然有多種劃分方式。筆者以為1929年全球性經濟危機，依然是日本近代史轉折點。同時，普遍觀點認為，這場危機同樣使德國走上法西斯道路。日本在法西斯戰爭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不妨視作軍部勢力，雜糅偏激的民族主義，逐步擠壓、侵蝕民主制度的過程。當軍部以各種恐怖事件控制國家權力後，全民“玉碎”的命運已在所難免。
這一過程中，有數次“事件”可作為鮮明的標誌。1925年，《治安維持法》頒布，“特別高等科”成立，製造二十餘年的“白色恐怖”，限制思想輿論自由。1932年“五一五事件”，系海軍少壯軍人發動的政變，首相犬養毅被刺殺。不可思議的是，軍部大肆煽動輿論為刺殺者開脫，並得到民眾支持，更有極端者請求以自己替代凶手受刑。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刺殺首相的凶手，僅僅被判15年。由此看出，彼時日本政黨政治腐敗，加之經濟危機，使人民不再信任政治。1936年“二二六事件”，陸軍“皇道派”刺殺政府官員，首相齋藤實被殺，最終軍方對政府決策加強乾預。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頒布，日本轉向國家主義統製體制，議會制度名存實亡。斯時已有觀點認為民主過時而獨裁先進，日本不可逆轉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馬國川對此評價道：日本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只要強調犯罪動機是單純的，是出於至高無上的愛國熱情，軍人的殘暴行為就很容易得到民眾的諒解。由此可見，軍國主義的坐大和民粹主義的狂熱，仿佛是一體兩面的車輪，載著國家走向“深淵”。
其實，軍部的“沙文主義”和侵略邏輯，與日本民眾所謂的“愛國熱情”，內裡都隱含著從弱到強過程中，後起者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彰顯。真正的強者無須在乎別人的評價，而後起者往往因為曾被欺凌、曾經弱小，在強大後便有一種報復壓製、唯我獨尊的傾向。這既是明顯的“創傷記憶”，也是從逆境中屢撲屢繼者可能存在的心態。
在研究法西斯主義時，弗洛伊德的“投射”心理，被反覆作為言說的理論依據，它的核心正是：把內心的焦慮、敵意和仇恨，投射於現實世界的對象，對其加以打擊，從而彌補心靈缺失、緩解不安緊張之感。雖然，軍國主義者帶有政治目的，但在這一點上，它和失去理智的民粹主義，確有相似之處。
日本知識界在當時有“近代之超克”（overcome）的說法，標簽化西方與資本主義，認為日本能以更高超方式實現強大，建設“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這無疑是一種更理論化的狹隘民族主義。
1941年後，日本將美國視若仇敵，禁止女性燙發、消滅爵士樂，改變日語用詞，比如牛奶軟糖改稱“軍糧精”，“西鐵城公司”改為“大日本時計株式會社”，“華盛頓鞋店”改為“東條靴店”；甚至連鉛筆的HB、2H、3B都變為中庸、2硬、3軟。無疑，這種現象“在高漲的文化自信背後，其實是深刻的文化自卑”。1901年，日本給開啟日本近代發展的佩裡船長建立紀念碑，但終於在1945年被推倒。彼時日本在二戰中，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階段，卻依然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進行軍事化教育。
▌1945年，日本右翼團體在推倒“佩裡來航紀念碑”後合影
誰能阻止戰爭？
刺殺，也是近代日本揮之不去的“陰影”。原敬是平民出身的首相，他曾擴大參選人數，發展民主，但於1921年被刺殺。首相浜口雄幸，系右翼愛國人士，被刺殺後長期住院，還始終堅持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刺殺者如井上日召，早年在中國流浪，認為“一人一殺”是菩薩行為。他組織的血盟會於1932年暗殺井上準之助、團琢磨。北一輝，本是青年失意人，後來發展自己的極端思想，寫作《改造法案》，鼓吹武裝政變、底層革命、建立帝國，成為日本上世紀30年代軍事政變的行動指南和思想根源。北一輝接受財閥的資助，而追隨者卻在刺殺財閥。
馬國川認為，刺殺已經形成“棘輪效應”：來自下層的激進法西斯運動，每次痙攣般發作都成為一種契機，促進上層法西斯化，確立軍權官僚和財閥沆瀣一氣的體制。然而，二戰中的日本，是否有機會停止自己的“瘋狂”行為呢？答案也許令人扼腕歎息。
1938年，日、德、意三國同盟，日本有過反對聲音，因為英、美過於強大，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山本在美國生活14年，深知美國強大，彼時他是海軍司令米內光政的副手。米內光政在強大壓力下，簽約形成軸心國，山本雖知日本無法戰勝美國，且將一貧如洗，但是依然要打，於是索性制定珍珠港計劃，以盡量避免毫無勝算的戰爭，先佔據上風逼美國談判。這種思路著實出乎意料。
更鮮明的例子是海軍統帥及川古志郎。他懼怕海軍反對三國同盟，使近衛內閣辭職，不想承擔毀壞內閣的責任。陸軍部東條英機和及川對話，海軍方面雖知戰爭勝算很低，但不願意直接表達，希望陸軍挑頭停止戰爭；陸軍認為海軍應該明確表達無法繼續戰爭，陸軍才會撤軍，重新評估戰事。近衛首相、海軍、陸軍相互“踢皮球”，不願承擔責任。及川在當時有能力阻止戰爭發生，卻因為“面子”，擔心承擔責任而放棄，不再堅持。現在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侵華戰爭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堪稱筆記狂人，長於行動，短於思考。石原莞爾評價“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倉柯瑞的20挺機關槍，超過20挺就無能為力了”。但是，他在執行公務時，善於利用圖像和聲音的媒介，塑造率先行動、斷然決絕的領導者形象，還突襲檢查、微服私訪，讓早都做好準備的媒體大肆宣傳；他睚眥必報，組織憲兵和“特高”，監視報復；他也鼓勵國民入伍，為天皇戰死，自己的三個兒子卻不上戰場。
馬國川在刻畫這些人物的同時，銳利地點評道：“從個人言行看，日本的政治家每個人都頭腦正常，而且精明得很。他們每個人都在徒勞地相互推卸責任，每個人看起來都是無辜的，因為他們都可以說自己內心不想開戰，但是他們卻將國家和民族推向了災難的戰爭深淵。”
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洪流下，軍國主義分子鋌而走險，把侵略戰爭說成“為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之戰”，把認同軍國主義強權思想稱為“回歸到了母親民族的懷抱”。他們把日本比作“浴火重生的鳳凰”，犧牲的卻是普通民眾之性命。在終無歸途的“歧路”上，日本依然有機會調轉方向，然而熱衷戰爭的集體狂熱，已經導致其騎虎難下，只能任憑虛無狂妄的目標把自己“吞噬”。（責編：曾子芊）
來源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趙慕宇
編輯：白杏玨
流程編輯 劉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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