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向強的中國，已經成為具有保衛人民和平生活堅強能力的偉大國家，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複還了！任何人膽敢再次發起挑釁，必將遭到迎頭痛擊！
第一軍情作者：執戈者
87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侵華戰爭的序幕。14年血與火的抗戰，中華民族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後，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實現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為走向複興強大奠定了基石。87年過去，今天的中國已經昂首邁進新時代，走到了實現偉大民族複興的關鍵發展階段。
歷史的傷痛不能遺忘，中國現代發展進程被打斷的教訓不能忘卻。牢記歷史，警鍾長鳴，才不會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87年過去，日本軍國主義滋生的土壤被徹底清除了嗎？這本身就是一個深重的問題，而答案更不能讓人樂觀。
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逃避了對軍國主義的徹底清算，極右勢力不斷借屍還魂，逐步佔據主流政治舞台，理性的聲音則一步步被壓製。今天的日本，否認侵略、美化侵略的言論不斷出籠。日本右翼勢力一方面漠視當年發動軍國主義戰爭給他國人民造成的沉重傷害，另一方面卻為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戰犯樹碑立傳，甚至供奉到靖國神社。1994年日本還悄然在國內建立“昭和殉難者法務死追悼碑”，企圖顛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正義審判。
再來看安倍政府，不僅公然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和罪行，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征東亞被侵略國家“慰安婦”等罪行，甚至還為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歷史“感到自豪”。在一場為二戰戰犯招魂的法事活動中，安倍獻上致悼文，歌頌那些死有余辜的戰犯。安倍詭稱：“為了今天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昭和的殉難者不惜賭上靈魂。在此，要向他們獻上至誠的哀悼之意。”事實上，安倍似乎從不掩飾自己右翼政客的本質，在美國作公開演講時就曾口出狂言：“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
87年過去，日本吸取歷史教訓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了嗎？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
二戰末期，日本雖然做出了投降的決定，卻始終沒有真正從心理上接受戰敗與戰後體制的安排。據《昭和天皇回憶錄》記載，之所以做出接受盟國無條件投降決定，是因為當時日本最高決策層對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產生了巨大的恐懼，意識到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日軍喪失用武之地，戰爭繼續進行下去，只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可是能是種族滅絕。基於恐懼和自我保護的本能，日本沒有堅持“玉碎”而選擇了“瓦全”。
在日本國內，始終存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的錯誤認識，認為日本當初的投降不是軍事上的失敗，也不是被亞洲被侵略國家的反抗打敗，而是敗給了美國，甚至可以說是敗給了原子彈。這種觀念的錯誤在於，缺乏對歷史發展規律和戰爭規律認識，看不到日本軍國主義失敗的歷史必然，也沒有意識到如果戰爭繼續進行下去將會對日本造成難以估量的災難。錯誤的思想觀念必然導致錯誤行為的產生，戰後日本社會也由此表現出一種畸形的行為特徵：一方面，對待佔領者美國，日本表現的俯首帖耳，恭順異常；一方面，對待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殘酷侵略迫害的國家，則始終懷有傲慢與偏見，拒不做出真誠的道歉和反省。
戰後一段時期，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日本國內元氣和民族精神的恢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加劇了日本社會的狹隘與偏執。日本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國家，大和民族優越於其他民族等觀念根深蒂固，戰敗帶來的短暫痛楚與反思被迅速增長的自信與自負衝淡。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總量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之後，在“經濟能量政治化”法則驅動下，所謂的日本“戰略精英層”先後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強化發言權以及成為“正常國家”的目標，意在擺脫戰後體制、增進國際權力、成為世界性大國。日本歷屆政府為擺脫戰後體制約束，不斷利用各種機會改變戰後體制。從防衛角度來看，迄今為止，除“集體自衛權”尚待突破外，從“專守防衛”原則、武器出口禁令到利用太空、利用核能，戰後制定的幾乎每一個與軍事防務相關的方針、原則，都已經不同程度地被修改。日本政客麻生太郎還公開宣稱，要學習德國納粹手法改變憲法，只是捅破了窗戶紙，讓世人注意到了日本一直在做的事情。
87年過去，日本還具有復活軍國主義的基礎嗎？答案恐怕讓人吃驚。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以及經歷“失去的30年”，日本喪失了作為亞洲領袖的信心和基礎。2010年後，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被中國取代，在東亞地緣經濟格局中領頭羊的地位已經不複存在，亞洲格局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日本極端狹隘再度爆發，內部問題沒有能力解決就遷怒於人，自己日子過得不好就不想讓別人好過的“酸葡萄”心態，不斷在日本政壇發作，呈現出重走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導致社會整體右傾進而對外輸出麻煩的老路之勢。
安倍第二次上台後，極力反對戰後國際社會為懲罰日本軍國主義而制定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秩序，不斷煽動民族主義，采取種種措施企圖擺脫國際條約的束縛，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安倍多次質疑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合法性，稱遠東軍事法庭對戰爭做出的結論，不是由日本人自己而是“依據所謂的盟國以戰勝國地位單方面判斷裁定的罪名”，按照日本國內的法律，“這些人不是戰犯”，甚至荒謬地提出“侵略定義未定論”，胡說什麽“不能將日本戰時佔領亞洲其他國家的行為視為侵略”。
安倍把修改“和平憲法”作為他的“畢生事業”和“歷史使命”。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其目的不僅僅在於把日本變成“正常國家”，而是要重建日本歷史上擁有的“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地位。從量變到質變，一個擁有先進軍事設備又擺脫了和平憲法束縛的日本，已經走到了改變戰後和平發展路線的臨界點。
正如日本《朝日新聞》的社論所指出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提法就是要擺脫憲法第九條的束縛，擴大軍事作用，說穿了就是要將戰後的和平主義定位為‘消極的’，而加以拋棄。這也是安倍首相為解釋性修憲‘鋪路搭橋’，以便行使集體自衛權。……屆時，戰後的和平主義將轟然崩潰。”
英國學者迪克·吉裡爾有過這樣一段名言：民族主義的高漲和激發起來的民族仇恨通過“累積激進化”的過程，就會導致納粹主義。如果隻認為德國納粹的歷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國人的某些獨特性，那是十分危險的”。這無疑在警示我們，對於當前日本政治急劇右傾化的趨勢，必須高度警惕。
87年過去，面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衝動，必須準備雷霆手段，阻止日本成為新的戰爭策源地。
面對蠢蠢欲動的日本右翼勢力，僅僅揭露和批判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虛偽性和突破“和平憲法”的危險性顯然遠遠不夠，對於日本這類迷信武力、崇拜強者的國家，必須有足夠的實力才能抑製它的挑釁衝動。日本至今天仍對美俄心有余悸，甚至在這兩國面前直不起腰杆，就在於二戰末期美蘇兩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毀滅性打擊，給日本人徹底留下了無法驅散的陰影。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國弱則民辱，國強則民立，這是歷史昭示的真理。面對一個充滿歷史罪惡卻拒絕反省、不知悔改的國家，僅靠善良的願望與仁慈寬恕之心，並不能讓它“立地成佛”，防止歷史悲劇重演，既要有菩薩心腸，更要掌握雷霆手段。
軍強才能國安。銘記“九一八”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就是要汲取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凝聚起興國強軍的意志，加速推進建設世界一流軍隊步伐，為保障民族偉大複興鑄就鋼鐵長城。
能戰方能言和。紀念“九一八”，就是要告慰逝者，由大向強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保衛人民和平生活堅強能力的偉大國家，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複還了！任何人膽敢再次發起挑釁，必將遭到迎頭痛擊！
和平需要爭取，和平需要維護。保存“九一八”歷史記憶，就是要昭告國際社會，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堅決倡導者和有力捍衛者——讓正義不再受邪惡踐踏，讓光明不再受黑暗傷害，讓和平的陽光雨露灑滿人間，中國人民有這個願望，中國軍隊也有這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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