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佳明：湘軍與晚清國家安全

前言：1854年，湘軍出征時，人們看到的是一群手持冷兵器、衣衫襤褸、隻訓練了幾個月的農民，帶領這些農民的是幾十個書生。可是僅僅十幾年，他們打敗了太平天國、撚軍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起義，發起了洋務運動，挽救了危局，清朝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接著，他們成為國家武裝力量的骨乾，國家安全的柱石，他們的思想和經驗對晚清國家安全產生深遠影響。這是以小格局影響大戰略的范例，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

國家安全這個概念形成得比較晚，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由美國人提出。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進入這個學術領域。國家安全主要是指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這之前，雖然沒有國家安全這個學術概念和理論，但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一直存在。二戰以來，歐洲在一體化路線做了偉大嘗試，經濟全球化也一度十分樂觀，但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仍然佔主導地位，主權和領土仍然是戰爭與和平的焦點，民族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未見減弱，國家的安全和發展，仍是當代國際和各國最重大的政治問題。

國家安全是大戰略研究的基本問題，恰恰也是晚清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晚清，容易從複雜的矛盾中找到主要問題，看清歷史的主線和主題，從而客觀評價歷史事件、團體和人物。我想用 “國家安全史觀”，從大戰略的角度，探討湘軍對晚清國家安全的影響和其中的歷史經驗。

湘軍誕生的內外環境

湘軍誕生於晚清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之中。所謂“內憂”，指國內政治的穩定，所謂“外患”，即外部力量的入侵。政權是處理內憂和外患的主體。政權與國家的關係，既緊密相關，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文明之下，關係有所不同。民主制度發育完善的國家，政權更迭不會威脅國家安全，國家糾錯和修複能力較強，政治和社會比較穩定。專製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國內安全面臨人民反抗和政權交替兩大挑戰。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人民揭竿而起，天下大亂，給國家帶來的內戰和分裂的危險，並給外敵入侵造成可乘之機。古代中國是專製國家，皇權即政權，朕即國家，繼承人交替，政權更迭，都伴隨著政治動蕩和動亂，這是專製制度落後性、腐朽性的表現，也是要推翻專製制度基本原因之一。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撚軍，西北、西南少數民族起義，會黨與革命，滿漢矛盾，階級矛盾和國內民族矛盾此起彼伏，一直威脅著王朝和國家的安全，在一系列內外打擊之下，清王朝最終黯然退出歷史舞台，中華民國脫胎而來。

國家安全的第二個問題是外部入侵問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王朝與異族的戰爭有兩類。一類是古代外部入侵，主要來自於北方少數民族，那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地緣性、結構性的衝突。以儒家文化為大背景，同一個文明圈內部的衝突和融合。即使是入侵者，或是事先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或是進入中原後迅速學習認同儒家文化，雖然這個過程也充滿暴力，但這是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長的各個民族，競爭合作，共處融合的過程。

第二類就是近代外部入侵，威脅主要來自海上西方列強。與以往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同，列強經過了300多年的變革，創造了一種新的高級得多的文明，一種從價值到範式都完全不同的文明。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超過了過去一切時代生產力的總和。強大的生產力和經濟實力，使他們有了非常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有了文化的自信心和推動力。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這段時期的世界歷史時代特徵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就是晚清的國際背景。

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主權問題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西方主要工業國，英法德意和美國，剛剛完成工業革命，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經濟上產生巨大擴張要求；民族國家剛剛建立，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衝動；現代工業武裝起來的軍事力量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武裝起來的殖民思潮，有極其強烈的征服欲望。這段時間征服土地和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席卷世界。這是一個西方列強對東方農業國家進行侵略和掠奪的時代。東方國家的國家安全，變成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問題。近代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國家，因外敵入侵或戰爭失敗而亡國或分裂。除了印度之外，還有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等。

要麽變革自強，躋身列強，如日本；要麽亡國，做殖民地，如印度。抵抗到底，保持自己的獨立，中國只有這一條路；中國是個龐大國家，廣袤的土地，沉重的歷史，數十個民族，自然經濟，宗法社會，包袱太沉重，積弊太深厚，實現整體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是清廷和滿族貴族統治集團，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封閉200年，從上至下沉浸在天朝上國虛驕自大的迷夢之中。缺乏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缺乏改革的願望和能力，僵化腐敗，死氣沉沉，清朝被動挨打的宿命已經注定，延續兩百多年的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之秋。現有的體制內力量已經無法完成捍衛國家安全的重大歷史使命，體制外的湘軍應運而生。

湘軍恢復國內和平對國家安全有重要意義

湘軍在歷史上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敗了太平天國、撚軍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起義，挽救了清王朝，恢復了國內和平：二是發起洋務運動，推動 “同治中興”，維護和延續了清王朝。現在，對後者的評價趨於一致，但對於湘軍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爭論仍然很大。在階級鬥爭視角之下，湘軍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是一支反革命的軍隊。這種觀點，無論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都是成立的。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反抗暴虐、腐敗的政府是正義的，這是儒家民本主義思想；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講，搞階級鬥爭，反抗壓迫和剝削是合理的。

但是具體到晚清，太平天國起義這段時間，矛盾的雙重性，決定了事物的雙重性。民族矛盾逐步上升，階級矛盾相對下降，中華文明與列強入侵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太平天國和撚軍的起義，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起義，爆發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遭受列強沉重打擊，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刻，不僅有顧炎武講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問題，有晚清人士所說的亡國滅種的問題，還有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是否能夠生存延續的問題。太平天國和當時其它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都是舊式的農民起義，跟歷史上其他農民起義一樣，始終是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除了打擊舊世界以外，並不能推動歷史進步，而且削弱國家抵禦外侮的能力。特別是太平天國，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消極作用更大。《討粵匪檄》說，“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 ，曾國藩認為太平天國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連李自成、張獻忠都不如。戰亂不僅打擊和摧毀國家的政權，而且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生產力嚴重倒退，生靈塗炭、人民遭殃、文化浩劫、文明毀滅；極端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黑惡勢力、流氓地痞，各種沉渣泛起，內部戰亂成為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障礙，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和隱患。

另一方面，列強征服和侵略中國具有強烈的掠奪性和壓迫性，造成嚴重的領土的喪失和主權的破壞。西方文明作為與中華文明完全不同的異質文明，伴隨著野蠻的暴力侵入中國，以殖民主義文化的姿態進入中國，造成強烈的民族情感的排斥，造成長期深刻的心理衝突。這些對中國國家安全和文明延續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七十年間，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受到沉重打擊；沙俄趁人之危，割走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中法戰爭，法國入侵越南，入侵台灣，威脅中國西南、東南安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被迫做出巨額賠款，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爆發於中國土地上。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面臨全面的邊疆危機，民族存亡危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晚清時期，國家政權掌握在滿族貴族集團手裡，他們享受著統治權和資源分配優先權，這種權力要求他們既要保衛自己的既得利益，也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秩序，保障人民基本的生產生活，繼承傳統的文明和道德，所以這個統治形式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道德的合理性。這是政權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基本關係。即使少數民族貴族政權也是一樣。戊戌維新時期有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保大清，還是保中國？”其基本含義是指滿漢矛盾。其實滿漢矛盾與國家安全的問題一直存在，鹹同時期，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漢臣，站出來挽救大清政權，漢族官員力量還很弱小，清政權還有一定實力，現實需要和忠君觀念使清朝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滿漢結盟，這種結盟的理由在於在外敵面前，滿漢民族利益有一致的一面。湘軍保衛大清，也是保衛國家，保衛自己的信仰，保衛自己利益。

因此湘軍與太平軍的戰爭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鎮壓農民起義具有反動性；保衛腐朽落後的清王朝，具有消極作用；另一方面，結束戰爭，恢復各民族人民的和平生活，使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社會有了醫治戰爭創傷的時間和太空。戰爭勝利穩定了清王朝的全國統治地位，使清廷作為一個職能健全的政府延續，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完整、內部安定的國家存在，保存了抵禦外侮、抗擊侵略的基本條件。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續。這場戰爭也具有捍衛國家安全的性質。

晚清國家安全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清王朝在建立過程中和後來的文治武功之下，征服融合了周邊少數民族，建立了疆域廣大的多民族國家，對於這些後加入的少數民族大家庭成員，毛澤東曾經比喻為滿族姑娘帶來的豐厚的嫁妝。兩百多年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清王朝功不可沒，各民族對清王朝的歷史認同也不容置疑，但是融合的時間還不夠長，彼此的關係還不夠牢固，特別是虎視眈眈的列強和周邊一些國家沒有停止過分化中國的圖謀，如果在鹹同時期，清政權崩潰，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定是命運多舛，中華民族大家庭或許將萬劫不複。從這個角度講，湘軍崛起是天佑中華，是中華古老文明自救基因的復活。

湘軍是抵禦外部侵略的骨乾力量

湘軍在贏得與太平天國和撚軍的戰爭之後，成為晚清國內唯一的勁旅，國家安全、國土防禦的主力軍隊。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和太平天國的覆亡，清王朝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相對穩定時期。然而，進入19世紀70年代，形勢又頓時緊張起來。俄國侵吞中國領土，法國、日本等國都先後挑起了侵略中國的戰爭。湘軍主力裁撤之後，它的骨乾和一部分老湘軍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他們臨危受命，在抗擊外國侵略的戰場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1871年，中亞浩罕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乘機出兵強佔我伊犁，揚言“伊犁永歸俄轄”。與此同時，日本侵略我國台灣，東南海防出現嚴重危機。李鴻章認為“新疆不複，於肢體之元氣無傷”，主張放棄新疆，“移西餉以助海防”。時任甘陝總督的左宗棠則力主收復新疆，主張“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清廷接受左的意見，任命其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1876年，接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臨危受命，督率西征大軍分三路挺進新疆。西征軍的主力則是湘軍驍將、湖南湘鄉人劉錦棠率領的老湘軍二萬餘人。經過血戰，1878年1月，左宗棠就收復了除伊犁地區以外的新疆全部領土。在左宗棠、劉錦棠強大的軍事支持下，曾紀澤在談判桌上維護了中國的利益，簽訂《伊犁條約》，從沙俄手中索還了一部分領土和權益。清廷在收復伊犁後，於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設定州縣，新疆從此成為清王朝的行省之一，實行與內地各省同樣的統治制度。新疆行省的第一任巡撫便是劉錦棠。左宗棠與湘軍創造了收復新疆的偉大功業，對於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和多民族國家的團結，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法國也在西南邊境和東南沿海及台灣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85年，法國入侵中越邊境的鎮南關，威脅西南安全。湘軍王德榜部參加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戰役，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並導致了法國茹費理內閣的倒台。台灣是中法戰爭的另一個戰場，湘軍是抗擊侵略的主力軍。當時在福州前線布置戰事的左宗棠，在沒有輪船運輸、沒有海軍護衛的艱難情勢之下，派王詩正率三營親軍乘漁船渡海援台。孫開華、楊嶽斌等湘軍老將也都先後率部奉命赴台，抗擊法軍，取得重大勝利。曾國藩胞弟、南洋大臣曾國荃也抽調五艘戰艦援台。淮系將領劉銘傳在台灣抗法，所率部隊也基本上是湘軍。

1894年日本挑起侵華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朝廷起用湘軍，於1895年1月任命湘軍名將、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率六萬湘軍開赴遼東，駐扎在山海關內外。這是中日開戰以來清王朝最大規模的一次出兵。劉坤一是繼曾、左等元老之後的湘軍重要統帥，號稱“砥柱東南”。但是，戰爭整體上的失利態勢已經難以扭轉，湘軍抵擋不住日寇的鐵蹄，在山海關外的牛莊、營口、田莊台等地與敵奮戰，但連遭失敗。曾任湖南巡撫的吳大澂率領三萬湘軍將兵出關收復海城，不幸也遭兵敗。中國戰敗割台之後，留在台灣島上的湘軍將士與台灣民眾一起抵抗日軍，使日本軍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湘軍將士在台灣的戰鬥，為保衛台灣、保衛祖國，寫下了湘軍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最後一頁。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湘軍對中國海軍和海防的重大貢獻和影響。人們都知道長江水師的前身就是彭玉麟和楊業斌長官的湘軍水師。湘軍裁軍的時候，留下了水師，成建制地進入國家經製，改為長江水師，在幾十年內成為維護長江流域穩定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從江防到海防，從水師到海軍，湘軍水師的骨乾人才、基本建制、制度經驗、武器裝備，成為清朝海軍的基本力量和基礎條件。湘軍水師是清朝海軍之母。

湘軍的軍事改革引領了晚清軍事現代化

湘軍為什麽能夠創造奇跡？晚清政治已經僵化了，體制內的八旗和綠營腐敗，失去了戰鬥力。太平軍生氣勃勃，農民英雄人才輩出，瞬間橫掃江南，但是內訌內耗太大，腐敗得太快。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個國家，同一種文化中的三支軍隊，湘軍勝出，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耐人深思的是，湘軍在維護挽救清王朝的舊制度、舊體制、舊習慣的同時，也推動了晚清舊制度、舊體制、舊習慣的變革。

湘軍是一支新創建的軍隊，可以說這是一隻前所未有的軍隊。第一，湘軍創建的目的明確，是打敗太平軍，勤王衛道，護國安民，政治上的正確，讓湘軍獲得了朝廷的認可，士紳的擁護，農民的追隨；第二，曾國藩一開始就明確了一個指導思想，要避免八旗和綠營的積習弊端，另起爐灶，建立一支新的軍隊。這就開辟了從實際出發，利用各種資源，自由創造和發揮的太空；第三，由於朝廷對漢臣的防範，湘軍只能以營勇面貌出現，軍餉必須自籌，軍隊必須少而精，要求更高，建軍更難，逼迫湘軍在多方面進行探索和創造。

曾國藩和他的軍隊，充分挖掘和運用當時一切有用資源，整合創造，自成一體，為我所用，務實管用。忠義血性的傳統文化資源；朝廷需要和認可，政治上正確的政治資源；洋人之技和洋人之智的知識技能資源；觀念相同和利益相關計程車紳人才資源；中央和地方官場的人脈資源；戰時經濟帶來的經濟資源；血緣宗法關係資源和鄉土鄉親的情感資源等等。湘軍的建軍思想、組織建制、戰略戰術、軍民關係、治理教育、軍事訓練、軍官選拔、士兵招募、軍餉籌集、後勤供應、優待撫恤、武器裝備、協調指揮，既有學習和繼承，更多的是自己的發明創造。思想上武裝起來，將士們組織起來，情感上融合起來，行動上配合起來了，湘軍上下圍繞曾國藩，形成一個整體力量。湘軍的建設創造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

湘軍最多的時候也只有十幾萬人，存在也只有十幾年時間。但是它的影響深遠。湘軍現象的出現有時代的和歷史原因。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經世致用的思想方法和踐履傳統文化的湖南士紳是湘軍產生的土壤。理學武裝團隊，團隊率領軍隊。太平軍打進湖南，湖南地處中國內陸，宋明以來義理文脈綿延，聚集大批忠義血性士子，早就做好了走向潮頭的準備。湘軍的勝利是思想的勝利，精神的勝利和文化的勝利。曾國藩個人起到了關鍵作用。曾國藩以學術立身，深諳理學原道和經世學問，心懷濟世救時、勤王衛道的志向，有修齊治平、建功立業的準備，有內聖外王、追比聖賢的境界，沒有他就沒有湘軍。

老一代湘軍創始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去世之後，湘軍集團的後繼者，仍然對政局和國家安全發揮了重要影響。起初，朝廷在危難之際不得不重用湘軍人才，讓渡一部分權力，形成滿漢分享政權的局面。宋明理學的背景，綱常名教的修養，“忠義血性”的要求和個人功名的追求，使湘軍將領忠於朝廷，顧全大局。這種關係，加強了清政權的統治力量，有利於晚清政權的安全和國家安全。但是這種關係後來逐漸受到破壞，甲午戰爭的失敗，凸現了朝廷的昏庸無能，對戊戌維新的鎮壓反映了清政權的保守本質，對義和團的利用和對列強的宣戰，是清政權的倒行逆施，終於迫使漢族督撫以 “東南互保”分庭抗禮。朝廷權威一落千丈，終於陷入統治危機。“東南互保”實際上表現了漢族大臣在對待列強和外部事務上的不同意見，他們對國家安全的態度更加務實和有用，湘系老臣李鴻章、劉坤一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於湘軍的勝利，這一整套精神、思想、制度、經驗和方法，不脛而走，成為中國近現代軍隊建設的寶貴經驗。對晚清的軍隊建設、軍事改革、國防建設和國家安全，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淮軍延續了湘軍的傳統，自不待言，晚期劉坤一的軍事改革，清末袁世凱編練新式陸軍，民初蔡鍔的《曾胡治軍語錄》等，都浸透著湘軍的精神、思想和經驗。

（本文為鄭佳明教授談“大戰略與小格局”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編輯：白露，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介紹

鄭佳明，現任湖南商學院文新學院院長、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1949生，湖南長沙人。先後擔任長沙市委黨校教研室副主任，長沙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長沙市嶽麓區區長，長沙市委常委、長沙市委宣傳部部長，中共湖南省委外宣辦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主任，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省政協常委，湖南省社科聯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在長篇歷史題材電視劇《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學少年》中，分別擔任總監製和總策劃，在大型理論專題片《走向和諧》中擔任總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