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國供給側改革需要設計增加稅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指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設計增加稅收。合適的稅收設計，包括開征環保稅、土地稅、資本利得稅等有助於中國經濟結構改革。

斯蒂格利茨說，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收入水準還只是最發達國家的1/5，這意味著還需要在技術、知識、人力資本方面追趕。不平衡現象非常突出，需要確保各個方面實現人人機會均等。還有環保方面的問題，制度方面的問題，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征稅基礎不足的問題，導致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地方政府征稅基礎不足還體現在相應的事權支出不夠，基礎設施、教育、公共服務、衛生、環保、不平等問題的支出資金是不夠的，這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一些調整。

“中國現在應該想想怎麽加稅。因為合適的稅收結構，包括環保稅、土地稅、資本利得稅，這些是比較好的稅種，可以幫助經濟結構改革，去解決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對我來說，供給側改革需要設計增加良好的稅收。”斯蒂格利茨說。

“我們需要的不僅是GDP，而是高質量增長，這需要從供給的兩側入手，實現供需平衡。現在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因為全球的總需求不足，給經濟增長帶來下行的壓力，在考慮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我們需要選擇正確的供給側的措施。”他說，“錯誤的供給側改革會削弱需求，並且阻礙增長，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和其他問題。正確的供給側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來，並實現其他目標。”

斯蒂格利茨說，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進行的供給側改革留下很多經驗教訓，當時美國的減稅和解除管控導致了後來的經濟減速。“我們都知道美國的供給側改革的結果是失敗的，不僅使經濟增速下降，而且導致不平等加劇，現在已經是美國歷史上不平等最嚴重的時期，增加了不確定性。”他說。

此外，斯蒂格利茨還指出了未來中國在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兩點障礙，一是金融，二是競爭。

“應該認識到金融行業的規模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它的結構和業績表現是最重要的。”斯蒂格利茨說，過度的債務融資會帶來高杠杆的問題，因此要更好地監管中國的金融市場，可以建立更多的地區性金融機構，增加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

對於競爭，斯蒂格利茨表示，要防止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的問題。“在美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個行業或者企業的市場力量越來越大，就是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經濟增長會受到負面影響。對中國來說，一定要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也就是說要有很強大的競爭政策，這是很重要的供給側改革措施。”他說。

他強調，政府在其中要扮演好平衡的角色。“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角色去監管市場，盡量解決環境退化的問題、城市不宜居的問題，以及減少不平等。所以，要更多地投資於醫療和教育，這些既是可以提升生產率的供給側措施，也可以提高私營部門的利潤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