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隋唐名碑：中國書法發展的一個繁榮高峰

隋唐名碑（下）

文 | 劉恆

隋唐時期是中國書法發展的一個繁榮高峰，除了大量的楷書碑刻外，還產生了一批行草書、隸書和篆書名碑，拓展了碑刻的涵蓋範圍。

古人碑刻的初衷本是銘功記事，昭示後人，所以書寫碑文都是採用篆、隸、楷等標準正體文字，以求清楚易識。而作為手寫體的行草書，只是用於信劄、文稿、記錄等日常應用。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之尊，改變舊製，命人將自己用行草書書寫的碑文鐫刻上石，由此開啟了以行草書刻碑的新風氣。

《溫泉銘》 李世民 作

李世民酷愛書法，尤其推崇王羲之，曾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寫論讚，將其尊為“書聖”。李世民的書法專學“二王”，擅長行草，他所書寫的碑刻流傳至今還能見到兩件。一件是原石保存在太原晉祠中的《晉祠銘》，碑文記述了晉祠之神唐叔虞保佑李淵奪取天下之恩；另一件是《溫泉銘》，原碑早已毀佚，清代光緒年間敦煌藏經洞中發現此銘拓本一件，是初唐時期所拓，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從這兩件碑刻上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書法雍容典雅，流暢遒勁，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準。

《集王書聖教序》 釋懷仁 作

由於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極度推崇，帶動朝野興起一股學王的風氣，並產生了從王羲之的書跡中集字來刻碑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釋懷仁的《集王書聖教序》。懷仁是初唐時長安弘福寺僧，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用王羲之的墨跡摹寫、拚配，集成唐太宗為玄奘法師翻譯佛經所作的《三藏聖教序》、太子李治所作的《記》、玄奘所譯《心經》等篇章並鐫刻成碑，原碑現存西安碑林。因為此碑字跡都是出自於王書真跡，再加上文字眾多，所以受到廣泛的重視和傳拓。時至今日，此碑的宋拓本尚有多種流傳，一直是學習王羲之書法的良好範本。

在唐代，采取這樣集王字而刻成的碑刻還有多種，除懷仁的《集王書聖教序》外，釋大雅的《集王書興福寺碑》、唐玄序的《集王書金剛經》也都享有盛譽並有拓本存世。

自從李世民開啟了以行草書寫碑刻的風氣之後，這種做法逐漸普遍。如唐高宗李治用行書寫的《萬年宮碑》《李勣碑》、武則天用草書寫的《昇仙太子碑》等，而以行書寫碑最著名的當屬盛唐時期書家李邕。李邕以擅長行書名重一時，他的書法根基於王羲之而更加豪放沉穩，自成面目。他書寫的碑版甚多，其中如《麓山寺碑》《李思訓碑》《李秀碑》《法華寺碑》等都是書法史上的名碑。

《石台孝經》 李隆基 作

當時其他隸書名家及所書寫的名碑主要有：徐浩的《嵩陽觀記》、梁昇卿的《禦史台精舍碑》、史惟則的《大智禪師碑》、韓擇木的《告華嶽文》等，這些碑刻共同構成了唐代隸書的整體風貌，對後世影響很大。

除隸書外，篆書在唐朝也得到複興，代表人物則是李陽冰。李陽冰精通文字學，擅長寫篆書，他承襲了秦代小篆的傳統，使行將滅絕的篆書再度重生，在書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他的篆書刻碑主要有《三墳記》《棲先塋記》《般若台題名》等。

《三墳記》 李陽冰 作

到了宋代以後，名家書寫碑文的情況減少，隨著楷書高度成熟並逐漸僵化，公私碑版多由館閣書手抄寫，面目雷同而缺少個性，書法藝術價值大大削弱。因此，除了少數由著名書家或具有顯著文物文獻價值者外，宋代以後的碑刻在書法界和收藏界的重視程度都無法與唐代和唐以前的碑刻相比了。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5年9月16日7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