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聖教序》大家都知道與王羲之有關，但還有兩人與此有關，一是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二是唐代佛門弟子懷仁。沒有這兩個人，也沒有作為書法精品的《聖教序》。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作為文章的《聖教序》，全名是《大唐三藏聖教序》，是一篇由唐太宗撰寫的文章。後來由沙門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製成碑文，這個碑文稱《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或稱《唐集右軍聖教序並記》，因碑首橫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聖教序》。但大多數人都簡稱為《聖教序》。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唐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玄奘法師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後，攜帶梵本佛典回到長安，太宗見之甚喜。當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並從事譯經工作。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親自為之撰序，這篇序言便是現在所說的《聖教序》，皇太子（李治，後為唐高宗）作記。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便是懷仁和尚集字的依憑。作為懷仁集字結果的《聖教序》石碑，實際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寫的文章《聖教序》，一是當時的太子李治（後來成為皇帝）作的記，還有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這裡特別應該提說的便是懷仁。懷仁是唐代佛教弟子，關於懷仁的人生經歷，史載甚少，但是他萌發集王羲之字的念頭，歷經二十餘年，搜集王羲之的真跡，組織並刻寫石碑《大唐三藏聖教序》，實際上是做了一件保存王羲之遺墨極其重大的大好事。在文化史書法史上無論怎麽說，都是一件極大的功勞。雖然歷史上關於懷仁的記載真是太少太少。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歷朝歷代都受到推崇，享有盛譽；他本人被稱為“書聖”，足見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唐太宗特別偏愛王羲之，唐朝曾以行政力量，指令內府搜購王羲之書法作品。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唐太宗這種偏好，對於提高王羲之的書法地位固然有些好處，但我以為，對於王羲之書法精品的流傳後世，卻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蘭亭集序》，被唐太宗用計騙到皇宮，最終埋入墳墓。我們今天只能通過唐人摹本想像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神韻。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這種搜購秘藏風氣，致使到了中國明清時代，王羲之的書法真跡，竟然全部消失。竟連一幅真跡的邊角余紙也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唐太宗過分喜愛的必然結果，也是書聖王羲之的極端悲哀。歷代著名書法家，很少有人遇到王羲之那樣的命運。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現在傳世的一小部分王羲之的作品，均不是原作，僅僅是鉤摹響拓本。而歷史上保存在碑帖中的王羲之書法作品，如宋代淳化、大觀時所刻的帖，大都是些零篇短劄。真正完整的書法作品相當少。而且這些帖的宋拓原本，也非常稀少，非常珍貴。
幸好在在這危險的文化收藏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懷仁和尚！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唐代的佛門弟子還真有些文化韌性。我們在說大唐天氣的時候，始終不要忘記唐朝人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和堅持到底的文化毅力。我們熟知的唐朝四位佛門子弟，玄奘法師、書法家懷素、東渡日本的鑒真、還有便是集王羲之字刻碑的懷仁；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對於他們個人來說，並非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出於文化責任，一旦確定了人生的目標，就把一身的精力托付給了事業。他們都在文化史上外交史上卓有貢獻，名垂青史。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集王羲之字跡刻碑，這件事情最艱難最不容易完成的一步，便是按文章內容尋找王羲的真跡。懷仁決心承擔起這件不可思議、艱難而繁難的工作。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資料上說，懷仁找字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唐朝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另外散落在 民間的王羲之作品。有人統計，《聖教序》石碑所刻字約一千九百多個字，除去重複，大約總有千把字吧，這樣數量的字，內府所藏遠不能滿足要求。懷仁必須到民間去尋找，這可能是比到內府查找更為艱難的事情。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此碑又叫“千金碑”，因為懷仁到民間購求王羲之真跡花錢太多，大約花了千多金，故有此稱呼。沒有讀到過關於懷仁集字的故事之前，這種說法大致可以看成是民間傳說，但這種說法，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懷仁尋找王羲之真跡的過程，也可以反映出此工程的艱難和浩大。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懷仁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及民間王字遺墨中集字，歷時二十餘年，於鹹亨三年（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稱為“大唐三藏聖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寬四尺二寸四分，行書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現存西安碑林。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此碑雖然是懷仁集字而成的碑；但奇妙的是，組合起來以後，卻又成為一個完整的流暢的書法藝術作品。整篇碑文氣韻連貫，筆勢生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在書法史上對後人產生了極大影響。
《懷仁集聖教序》局部
在欣賞《聖教序》時，不能不想起懷仁，而對他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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