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召開中國經濟50人論壇 頂尖陣容!犀利觀點全在這

　　周末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頂尖陣容！最犀利觀點全在這裡了

　　“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9月16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使命。

　　與其他會議相比，50人論壇的會議更為民主和高效。除了主旨發言的嘉賓的名牌是提前擺放的之外，其他參會人員的桌簽全部放在入口處，由參會人員自行領取後隨意入座。會議開場前氣氛也十分活躍，各位參會人員均為50人論壇成員，皆是來自政學企界的高層人士，彼此相熟。

　　論壇會議分為主旨發言和自由討論。主旨發言是事先按會議主題指定，自由發言環節更具特色，需要“搶答”。要發言的人將自己的名牌提前豎起，主持人根據樹立桌簽的順序安排發言，每人發言時間限定在5分鐘，時間一到主持人就會敲鍾提醒。因此發言人在發言時都會直奔主題，絕不拖泥帶水，保證了會議的務實和高效。

　　出席本次會議及主要的發言嘉賓陣容豪華：

　　1．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樓繼偉（十三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成員）

　　3．白重恩（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委員）

　　4．楊偉民（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6．吳曉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

　　7．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8．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

　　9．鄭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濤（原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CF40高級研究員）

　　主要觀點包括：

　　1．改革開放40年帶給我國的主要經驗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我國經濟增長的品質和速度就表現得比較好。而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甚至出現曲折的時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就會出現減慢甚至倒退。

　　2．供給側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長期見效，有的是當期就很快見效，可能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主要是提醒大家關注供給側，不要總惦記著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3．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4．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

　　5．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這是一個難點。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致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6．目前經濟中“國進民退”比較突出，這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這次出現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這是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如果在這樣一次浪潮裡，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的話，過兩年後果是比較令人堪憂的。

　　7．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蕩。

　　8．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9．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深水區、攻堅戰，對不同問題的不同看法涉及到記得利益集團的不同立場。改革開放有舍才有得，預案比預測重要，不能消極等待，也不能積極冒進。

　　吳敬璉：解決經濟“蹺蹺板”歸根結底要靠提高效率  

　　第一，如何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和論壇成立二十周年，最好的紀念辦法是認真回顧四十年和二十年的改革歷程，總結經驗教訓，從中找出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確的方向和路徑，並以此指導今後的行動。經過這樣的分析、思考和總結，砥礪前行，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改革的經驗教訓可以從各個角度去觀察，個人認為，主要教訓是要堅持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並用適合我們的方法去執行。在四十年中，凡是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推動比較順利的時候，經濟增長的品質和速度都較好增長，社會和諧的氣氛能夠保持和改進。當改革進行的不順利和發生曲折的時候，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進步減慢甚至倒退。這是一個基本的教訓，這個教訓是否總結恰當，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討論。

　　第三，四十年改革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這些波折和起伏能加深我們對改革的經驗教訓的認識深度。雖然有很多曲折，但經過每一個曲折後改革都上了台階，因此要把十八大以來的改革措施落實到位。

　　第四，現在因為改革沒有完全到位，經濟增長和轉型也還沒有到位，經濟運行呈現蹺蹺板狀態，主要靠大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大量投資造成高杆率過高和債務風險，增大了系統性風險。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歸根結底要靠改革。要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決定，更要貫徹十八大以來的各項措施。

　　白重恩：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優的安排  

　　1．一些企業在它的發展中，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這些幫助可以幫助他們克服制度的障礙。我們把它叫做一種特惠模式，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況下，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

　　2．如果說特惠的對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業，肯定是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如果說特惠的對象是一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那麽經濟就可以獲得增長。

　　3．如果特惠的對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業，肯定是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如果說特惠的對象是一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那麽經濟就可以獲得增長。那麽是什麽樣的機制使得這些特惠的對象是相對比較高效的企業呢？一個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勵。

　　4．特惠模式會帶來一些問題，不公平，資源錯配，擠出效應，不可持續等。在追趕型的經濟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識別哪些行業是下面這個階段可以比較快速發展的行業，所以識別比較高效的特惠對象還是可以做到的。隨著經濟發展，隨著追趕型的特徵越來越弱，要讓地方政府還能有效地識別高效的特惠對象，變得越來越難了。

　　5．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我們要盡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麽來提供動力，來完善普惠制度，這是我們特別需要考慮的。

　　楊偉民：要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主旨發言中表示，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新時代要加快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地有聲。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從總量擴張到高品質發展。要推動高品質發展必須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要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第二，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建立相關機制。

　　第三，要從所有製改革到產權機制改革。產權是對所有製的深化，應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一直在所有製問題上爭論就很難突破公有製、私有製的束縛，一些改革就很難突破。

　　第四，要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目前，相對商品市場化的改革，要素市場化的改革嚴重滯後，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

　　第五，要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減少行政層級。

　　第六，要從調動普通勞動者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讓科研人員成為科研成果轉化的主體，

　　第七，要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

　　第八，要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

　　其中在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提議中，楊偉民提出了具體的意見，主要內容如下：

　　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縱向部門的改革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進行了比較大力度的改革，現在正在落實當中。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各級行政部門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我們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是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部門，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部門，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一樣粗的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定，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減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是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製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但是現在爭論很大，到現在有沒有頒布。

　　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王一鳴：產權激勵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1．改革現在也帶來一系列的遺症，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製衡，由於過去傳統體制遺留的這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較大的慣性，所以你會發現，改革過程中時不時遇到一些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乾預又會強化，就是存在乾預過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

　　2．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這個是一個難點。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致這種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它的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

　　3．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人才、資訊。改革實際上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下一步改革怎麽樣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這個可能是很重要的。那麽這裡面涉及到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李揚：經濟下行，很多民企主動並入國企以尋求自救  

　　李揚認為，整個經濟大的格局發生變化，國進民退比較突出有四個原因：第一，整個形勢今年是有變，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過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幾年“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相對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在上遊的賺錢，國企賺得不得了，那是因為供不應求。

　　第三，影子銀行受到了抑製，過去民企大多數靠影子銀行來融資，隨著資管新規的推出，當然現在有些調整，資管新規是斷了它的財路。

　　第四，雖然主流政策上強調要給小企業、要對民企不歧視，但事實上是歧視的。所以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尋找國企做庇護傘。

　　“所以這一次的國進民退要分析，我寧願說它是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不這樣做，恐怕就得不到資金，成本降不下去。這樣做的話，它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李揚說，國進民退在中國也出現多次，這次出現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揚提醒稱，弊端也是顯然的，因為國企的效率比民企還是低一些的。“特別是我們看到有一些國企開始往民企派長官，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李揚認為，這正是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國企改革有現成的章法，就是管資本不管企業。所以這是一個機會，國企來收購民企的時候，注入資本，不要派幹部，不要換人。可以借這個機會搞一搞混合所有製改革。

　　吳曉靈：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1．新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為人民幸福安康、國家文明強盛而奮鬥的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護，讓人民選舉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權下依法行政。

　　2．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蕩。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賞罰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3．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離黨所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

　　4．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5．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建設法制國家有非常好的論述和規劃，新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黨描繪的藍圖付諸實踐，讓全國人民能在陽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鄭新立：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鄭新立認為，需求不足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有四個方面：

　　第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幾，我們是6.7%。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絕對額、增量的絕對額已經少於美國，按照這樣一個速度，我們與美國的差距在逐漸地拉大，而不是縮小，這就正中了川普的下懷。

　　第二，我們M2的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名義經濟增長速度之下，M2增長速度8%，經濟增長速度6.7%，加上通脹指數，M2的增速已經低於經濟增速。

　　第三，民間投資增長低迷，最低的時候增長了百分之二點幾，連續幾年，現在是5%、6%，低於國有部門投資增長，低於全社會投資的增長。民間投資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已經由65%最高的水準，現在下降到60%了，還得繼續往下降。

　　第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國的上市公司中間營收額低於企業的還本付息額的企業已經佔到17%，由於連續經濟下行，企業不景氣，這樣下去孕育著金融風險。

　　管濤：改革開放涉及到利益的調整，預案比預測重要  

　　1．改革開放要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深水區、攻堅戰，對於很多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不同的立場，要求更加穩妥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進展順利的話，有利於凝聚共識、推進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話，會給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選擇題，這有兩個政策含義：一是任何政策的變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這種情況下，要區分政策調整的後果和意外的衝擊。對於政策調整的後果，我們應該保持政策定位，對於意外的衝擊就要考慮調整政策的節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時候改革政策調整不一定有決定的對錯，最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取決於最後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個正確的政策選擇。

　　3．改革開放預案比預測重要，改革開放涉及到利益的調整，那麽會有很多這種變化，特別是進入攻堅戰，以前的很多經驗不能簡單地照搬，特別是又遇到目前的這種穩中有變的內外部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預案比預測更加重要。

　　4．改革開放要講求協調配套、整體推進，沒有絕對的條件，沒有絕對的次序，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在實踐過程當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們不能夠消極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夠積極冒進，我們要在操作的過程中動態地評估條件和順序。

責任編輯：劉萬裡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