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古代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紛繁複雜的唐代民族關係，尤以唐與高原吐蕃政權的戰和往來延時至久、涉及至廣、影響至深。在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唐蕃關係史中，雙方既建立起舅甥和協的親戚關係，也留下刀兵相見的血淚記憶。特別是在唐玄宗執政的四十年間，雙方關係持續動蕩，構成了當時民族關係的主要矛盾。而在文學史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一類被後人冠以“盛唐邊塞詩”之名的詩歌類型發展到了頂峰，湧現出了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李頎等一系列以邊塞詩著稱的名家；李白、王維與杜甫等大詩人也創作出一流的邊塞詩作。這種並非巧合的政治與文學之間的同時性自然值得深思。盛唐邊塞詩與當時的唐蕃關係存在著怎樣的關聯？邊塞詩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情緒、觀點與傾向性，究竟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心理？對於邊疆戰爭的刻畫甚至暴露，是否真的構成邊塞詩書寫的主體？凡此種種，都需要結合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結合總體的時代社會環境，加以有針對性的梳理。
一盛唐西北邊塞詩多以唐蕃戰事為背景
邊塞詩創作必然要產生於實際的邊疆戰事之中，將唐代邊塞詩與前代征戍題材作品相隔開，有無具體的指示對象，是一個基本判斷標準。由於唐代中原王朝與周邊諸族之間確曾發生過不同規模的邊疆戰爭，因此絕大多數唐代邊塞詩，都應存在具體本事。盛唐高適的《燕歌行》《薊門五首》、祖詠的《望薊門》、崔顥的《雁門胡人歌》《古遊俠呈軍中諸將》等名作，就是以玄宗朝發生在東北的戰事為創作背景，可稱之為東北邊塞詩[參余恕誠、王樹森：《論初盛唐東北邊塞詩及其政治軍事背景》，《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與此同時，包括李白《戰城南》《關山月》《白馬篇》《從軍行》以及《古風》其六、其十四、其三十四等，王昌齡《塞下曲四首》《從軍行七首》，王維《燕支行》以及杜甫《前出塞九首》等名作在內的另外一些邊塞詩，其本事為何，是有具體所指，還是屬於更大範圍內對民族恩怨的概括描寫？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李杜二集，不同注本對於同一詩歌的題解，經常分歧很大。
在排比相關歷史及文學材料後，筆者認為，根據邊塞詩所涉及的總體地理方位的不同，盛唐邊塞詩中實際上存在著一類可與東北邊塞詩相對應的西北邊塞詩系列，上引李白以下諸首邊塞詩，多屬此類。盛唐西北邊塞詩地理與民族指向明顯，主要是以玄宗開元中後期至安史之亂爆發這近三十年（727—755）間發生在西北的唐與吐蕃的戰和糾葛為背景。這既符合玄宗朝邊疆形勢的實際，也可從盛唐主要邊塞詩人的創作經歷中尋找到對應。
唐蕃自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始通消息，特別是由太宗朝文成公主、中宗朝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讚普所確立的舅甥關係，影響深遠。但經過唐高宗鹹亨元年（671）大非川之役，唐蕃矛盾逐漸加深。由於吐谷渾覆國，唐蕃之間的重要戰略緩衝不複存在，吐蕃可以直接耀兵青海。從武後朝起，吐蕃與此時複興的北突厥，就並為唐西、北邊境所面對的兩大主要邊患，而且相對於日漸衰落的突厥來說，吐蕃正在加速進入其強盛期，對於唐的邊防安全威脅更大。
在玄宗統治的最初十年，由於突厥這一宿敵仍然存在，並且無論是與受其驅使的東北奚與契丹等族，還是與吐蕃及西域諸族，都有可能形成聯合而犯的態勢。唐玄宗即位之後，首先仍將注意力集中於突厥，數次組織北伐，終於在開元四年（716）斬殺突厥默啜，根除了這一為害唐北疆安全數十年之久的大患，其後的毗伽可汗時期，雖然局勢仍出現過幾次反覆，但總體上來看，突厥內部已經分崩離析。開元十三年玄宗封禪之後，和平友好狀態下的絹馬貿易開始逐漸佔據唐與突厥關係的主流，刻於開元二十年而至今仍矗立在蒙古草原的《闕特勤碑》就是其體現[參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中華書局1954年版，卷十六，第877—907頁。]。這種關係直至後來突厥在大漠南北的勢力範圍漸為回紇所代替後，仍在維持並發揚光大。這說明在玄宗朝四十三年的邊疆問題中，突厥因素的存在，充其量隻持續了十年左右的時間。
吐蕃與唐的交惡，則經歷了一個逐步加劇的過程。開元初年吐蕃對唐多次表現出的無禮、悖慢與狡詐，固然令玄宗不快[開元二年吐蕃寇擾渭源之時，玄宗甚至一度揚言要禦駕親征，最後因薛訥等指揮的先頭部隊已經在河西前線取得大勝，未成行。參【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卷211，開元二年十月“吐蕃複寇渭源”條，第6705頁。]，而且此後雙方也的確“連兵十餘年”，致使“甘、涼、河、鄯，不勝其弊”（張說語），但總的來看，吐蕃的進犯，破壞尚小，唐對吐蕃的策略仍是恩威並用，立足於和。
從開元十五年起，徹底鏟除吐蕃之患的意念終於佔據唐玄宗思想的主導地位，唐對吐蕃開始形成了舉國征討的體制。先是開元十五年在王君奐於青海大勝吐蕃之後，玄宗沒有采納張說“聽其（按，指吐蕃）款服，以紓邊人”的建議，反而大賞王氏，並批準其“深入討之”的請求，史載“上由是益事邊功。”[參《資治通鑒》，卷213，開元十五年正月辛醜“涼州都督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之西”條，第6776—6777頁。]這種君主意志的巨大轉變必然在根本上左右此後唐蕃關係的基本走向。繼而開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病逝，唐玄宗斷然拒絕吐蕃再次和親之請，這意味著延續近百年的唐蕃舅甥關係，此時已不能再成為影響唐策略制定無法罔顧的約束性因素。最後，天寶元年（742），玄宗大幅度調整邊防部署，將大批軍隊壓至唐蕃邊境，河西、隴右、劍南三節度的兵力合計十七萬九千人，若再加上互為犄角的安西、北庭、朔方三節度，則總兵力達二十八萬八千人，佔當時鎮兵總數的近60%[參《資治通鑒》，卷215，天寶元年正月“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條，第6847—6851頁。]，為唐全面反攻吐蕃作了軍事上的重要準備。至此，唐蕃矛盾終於上升為唐最首要民族矛盾，直至安史之亂爆發。
唐蕃矛盾激化的四十年裡，眾多唐朝詩人都曾親臨西北邊疆前線或親歷有關唐蕃戰事，王維、高適、岑參都曾於開元或天寶年間進入河隴前線，三人絕大多數邊塞詩所依之背景為唐蕃戰事可無疑議。杜甫的《兵車行》《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寄高三十五書記》等詩，僅從詩題或詩文中的相關描寫就可判斷是圍繞天寶末年唐與吐蕃在河隴所發生的戰事而展開的，其《前出塞九首》，縱然更顯超脫，所依托的也是唐蕃矛盾下的時代社會心理背景。王之渙（688—742）雖然年輩稍長，但依據薛用弱《集異記》中的“旗亭畫壁”的故事，他與高適、王昌齡等人交善，《涼州詞二首》顯系針對吐蕃而作。至於其他表面上沒有明確指示對象的邊塞詩作，則只需考察作者登上詩壇的時間上限，即可明了其本事。如前所述，唐蕃矛盾徹底激化始於開元十五年，而盛唐主要邊塞詩人中，儲光羲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王昌齡開元十五年登進士第，常建開元十五年登進士第，陶翰開元十八年登進士第，李頎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李白開元十三年方才扁舟出峽[按，此處所定諸家及第時間，依陶敏：《全唐詩作者小傳補正》所作補正，遼海出版社2010年版。]，此後又經歷了一段酒隱安陸的歲月，因此其詩歌創作真正的豐收期應遲至開元中期以後，此外，像劉長卿、顏真卿、杜頠等有過西北邊塞詩創作的盛唐詩人，基本上也都於開元中後期登第入仕，也進入詩壇，當時，突厥已經退出地區角逐的舞台，回紇、南詔等後起民族尚未形成足夠聲勢。唐的主要邊患就是吐蕃，詩人的邊塞詩創作自然不會偏離這一社會熱點。
盛唐西北邊塞詩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有很多作品，從表面來看，與吐蕃並無直接的關係，如岑參從軍西域時的詩歌創作中所提及的輪台、熱海等地名，均與吐蕃本土相距甚遠，葉河蕃王、播仙等民族顯然也與吐蕃非出一源。如此看來，則岑參的西域詩，並無多少涉及唐蕃矛盾的內容。然而如果我們深究唐與吐蕃的關係史，就會發現，唐蕃相爭，其範圍並不局限於河隴劍南等唐朝內部州縣，原由唐安西、北庭兩都護府所經營的羈縻府州，也是雙方爭奪的重要對象。為了控制西域部族，吐蕃采取了包括和親在內的各種辦法，如《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紀年》載雲：
及至龍年（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
夏，讚普牙帳駐於冊不那之昂木林。嫁王姐墀瑪類與小勃律王為妻[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頁。]。
《資治通鑒》卷215“天寶六載七月”條對此事亦有追述：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資治通鑒》，第6884頁。]。
不僅可以印證藏文文獻，而且還表明吐蕃對西域控制之深。天寶中期以後，隨著對唐河隴邊境進攻的受挫，吐蕃更將其相當注意力轉移至西域，支持受其控制的西域諸族反抗唐的統治，迫使唐派重兵至此鎮撫以穩定西域局勢。因此，玄宗朝唐在西域展開的各種軍事行動，背後或多或少都緣於吐蕃在發揮影響。離開吐蕃這一關鍵因素，來談當時的西域形勢以及在這種形勢下所產生的岑參邊塞詩，無疑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又如，盛唐詩人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五雲：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這是最負盛名的幾首盛唐邊塞詩之一，然而此詩最後一句提到的“吐谷渾”卻頗為費解，因為早在唐高宗朝，原先的青海霸主吐谷渾即已被吐蕃滅亡，吐谷渾故地全為吐蕃所佔據，為什麽在盛唐邊塞詩中，“吐谷渾”又重新出現？當代研究邊塞詩者眾，對此卻大多認為是一種泛指或代指[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上世紀70年代編選的一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釋最後一句雲：“‘吐谷渾’，晉時鮮卑族慕容氏的後裔，據有洮水西南等處，時擾邊境，後被唐高宗和吐蕃的聯軍所敗（森按，吐谷渾是為吐蕃所滅，非唐蕃聯軍所滅，編者誤），這裡的‘生擒吐谷渾’，泛指俘獲敵人，不必泥解。”它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室唐詩選注小組所編之《唐詩選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黃肅秋選、陳新注：《唐人絕句選》（中華書局1984年版）也持泛指的觀點。而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選注之《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則認為系代指“反擊吐蕃者。”]。然而，檢討相關漢藏文史料就會發現，所謂吐谷渾的覆國，只是指慕容氏政權被推翻，並不意味著吐谷渾民族的消失。實際上在高宗鹹亨元年被吐蕃征服之後，吐谷渾一直作為吐蕃別部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受到後者的統一長官，吐蕃經常派人往吐谷渾征大料集（即征發戶丁、糧草、勞役等），特別是吐蕃對外戰爭中，吐谷渾常常充當馬前卒的角色[參林冠群著：《唐代吐蕃史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9頁。]。如《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紀年》：
及至狗年（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
冬，牙帳駐於扎瑪之翁布園，於“島兒”集會議盟，征集吐谷渾之青壯兵丁。
在唐蕃戰爭中，同樣經常可見吐谷渾的身影。如《冊府元龜》卷358“將帥部·立功十一”：
王難得……（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擒吐渾（筆者按，吐谷渾又稱吐渾、退渾。）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頰藏，累拜左衛大將軍，充關西遊奕使[【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246頁上。]。
同書同卷又載雲（參《資治通鑒》卷215“（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條）：
王忠嗣為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司馬。開元二十一年秋，吐蕃大入，忠嗣以所部策馬而前，殺數百人，賊眾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忠嗣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中，累遷河東、朔方節度使，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尅捷，又伐吐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冊府元龜》第4245頁下。]。
將這些史料與王昌齡詩對讀，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詩中所描寫的“已報生擒吐谷渾”，完全可以實有其事（甚至就是以王忠嗣討伐吐谷渾之役大獲全勝為背景），無需作泛指或代指解。第二，吐谷渾之所以要與唐發生爭戰，歸根結底是受吐蕃驅使與脅迫，並非主動而為[被吐蕃控制以後，吐谷渾民族一直對唐王朝心存感念，貞元末年，呂溫出使吐蕃途中所作《蕃中答退渾詞二首》，詩前即有序雲：“退渾種落盡在，而為吐蕃所鞭撻，有譯者訴情於予”，透露出吐谷渾受吐蕃控制的悲慘境遇。詩中又雲：“萬群鐵馬從奴虜，強弱由人莫歎時”、“明堂天子朝萬國，神島龍駒將與誰。”表達出作為大國詩人對弱小民族的同情與牽念。]。也就是說，此詩所寫之戰爭，本質上還是屬於唐蕃兩強之間的矛盾。
二邊塞詩看待民族戰爭態度的歷史分析
討論盛唐邊塞詩，一個永遠無法繞開的話題，就是如何評價其對邊疆民族戰爭的態度。20世紀以來，學界對此已經做了較多研究，但由於缺少足夠的唐蕃關係視野，不僅誤讀了某些邊塞詩，甚至在對唐代邊塞詩的整體認識上，也會有失片面[在近一個世紀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邊塞詩研究中，有關邊塞詩對於民族戰爭的態度問題，一直是研究者用力最深最多的一個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吳學恆、王綬青、塗元渠、周家諄、劉先照以及吳庚舜等先生，紛紛著文深入討論玄宗朝邊疆戰爭的是非得失以及盛唐邊塞詩與重要邊塞詩人的立場，1984年在蘭州召開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盛唐邊塞詩的是非評判更是會議的中心議題，其中不乏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不少問題，仍需排比相關材料，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加以科學分析。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尚不在於給出孰是孰非的論定，而應是為邊塞詩中所表現出的立場、觀點乃至情緒，尋找出符合邏輯的成因。
盛唐西北邊塞詩中，經常表現出對吐蕃等族的敵意，王維說：“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燕支行》）又說：“日沒沙漠垂，戰勝煙塵裡。盡系名王頸，歸來報天子。”（《從軍行》）李白在《出自薊北門行》中更有對唐軍在戰爭中大獲全勝場面的鋪陳，詩雲：
虜騎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旁。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於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鹹陽。
那種大獲全勝的志得意滿，絲毫不加掩飾。連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八》中，也正面刻畫了“虜其名王歸，系頸赴轅門”的軍事勝利，它們背後都包含著一種敵視心理。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這種心理的存在呢？
舅甥關係的確立，曾經讓唐方對唐蕃友好寄予厚望。景龍元年（710）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不僅昌言命女和蕃，是基於使“邊土寧晏，兵役休息”的重要政治考量[李顯：《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製》，載【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卷42，第205頁。]，而且親至始平相送，並令從臣賦詩餞別。從保留下來的詩作中可見，時人也多對和親的效用期許很高[參余恕誠、王樹森：《論唐代和親詩歌的詩史意義》，載《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但是玄宗即位後吐蕃的所作所為顯然背離了舅甥和協的初衷。開元前期，吐蕃幾乎年年進兵唐河隴、劍南地區，與此同時，還挑唆西域、雲南地區的少數部族伺機而動。這在當時，的確讓整個唐王朝，從君主到平民，均不勝其擾[玄宗朝人樊衡《河西破蕃賊露布》一文具體回顧了吐蕃的各種挑釁行為及其後果，結合漢藏文歷史文獻的記載，樊衡所言顯非虛語。樊文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352，第1579—1580頁。]。特別是為了應對吐蕃，唐王朝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承受巨大負擔。前線將士的拚殺、後方州縣的凋敝、邊地邊民的慘遭劫掠殺戮……，這一切都為密切關注邊防的詩人們所憂思。他們顯然對於吐蕃的背信棄義、咄咄逼人產生強烈不滿。這種不滿，又必然會表現為邊塞詩中的負面情緒。
邊塞詩中的負面情緒，還需要從更久遠的歷史時空尋找淵源。在中華大家庭的形成進程中，各兄弟民族間的碰撞融合，經常需要通過殺伐征戰來實現，而生活在黃河流域，具有很高社會財富與文明水準的漢民族，則每每處於風暴中心。秦漢以來，邊疆民族的進犯，確給內地帶來災難。如今，當吐蕃這樣新的強鄰再度寇擾，漢民族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與民族自尊心再次被激起，李白說：“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古風·胡關》），用十分巨集闊的筆觸描寫了千年來外族入侵的危害；王維的《燕支行》開篇就說“漢家天將才且雄”，以漢喻唐，自有深意；高適《登百丈峰二首》先後列舉漢朝霍去病征討匈奴未竟全功與西晉末年北方少數民族寇亂中原等事，都說明在廣大漢族士人心目中，並未忘記民族恩怨糾葛的歷史。現實中的勁敵與歷史上的宿怨相交織，形成了盛唐詩人難解的心結。王昌齡的《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李白的《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裡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無論是王詩中的“胡馬”，還是李詩中的“匈奴”，都借指當時唐所面臨的最大邊患吐蕃。詩人卻偏愛使用歷史名詞，除了藝術手法上的考慮，更包含著一種深沉而悲愴的歷史追懷與反思。從“秦家”“漢家”到“去年”“今年”，這些表示朝代表示時間的詞語序列暗喻歷史與現實的相似，是對邊患綿延久遠難以消弭的焦慮與憤懣。一句“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包含著強烈的民族文化對立情緒，當站在漢民族立場上的詩人們帶著這樣的情緒創作詩歌，就很難掩飾金剛怒目之氣，“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四》）之所以會如此誓言戰勝“樓蘭”之敵，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決絕，是因為這其中不僅有新仇，也有舊恨。李白《關山月》中說：“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將漢高祖遭遇匈奴的白登之圍，與如今吐蕃（胡）對於青海的覬覦對舉，正是將現實的吐蕃之患納入到漢民族抵禦外敵的全部歷史中來觀照。
當然，盛唐詩人之所以為唐蕃戰事鼓呼，一大批才華橫溢的詩人願意投筆從戎、獻身邊塞，除了自覺的責任擔當，也有謀求個人功名的考慮。玄宗一朝唐蕃之間的攻守進退十分激烈，從唐方來講，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全社會的激情，積聚人才投入邊事，需要適當給予那些有功之人以褒獎、提拔。開元十六年七月，唐玄宗下製征討吐蕃，其中就列舉了對將士的封賞標準，特別是“不限白身官資，一例酬賞”的承諾，尤具誘惑力[製文載《冊府元龜》卷986“外臣部·征討,五”，第11585上。]，意味著只要立有戰功，則無論此前是何出身、背景，立致王侯將不再遙不可期。而河西小吏牛仙客的升遷之途又無疑是玄宗沒有食言的最有力證明[參《資治通鑒》卷214，開元二十四年十月“朔方節度使牛仙客”條，第6822—6823頁。]。在這種選人用人導向下，人們願意將從軍邊塞作為個人升遷的一條捷徑，並為之付出哪怕是冒險的努力。在這樣躁動的時代背景下，文士們的激情澎湃可想而知。姑舉數詩為例：
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一聞邊烽動，萬裡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凱還。
——孟浩然《送陳七從軍》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回。
——李白《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其一》
火山六月應更熱，赤亭道口行人絕。知君慣度祁連城，豈能愁見輪台月。脫鞍暫入酒家壚，送君萬裡西擊胡。功名隻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
悵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猶思陽谷去，莫厭隴山高。倚馬見雄筆，隨身唯寶刀。料君終自致，勳業在臨洮。
——高適《送蹇秀才赴臨洮》
四詩均為送人赴邊之作，可見在當時，立功邊塞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人生選擇。李白詩雲：“安西幕府多才雄”（《送程劉二侍禦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盛唐文人對於邊塞的向往，簡直可以用趨之若鶩來形容。劉長卿筆下的於群，經史滿腹，但在內地卻遭遇著“蹭蹬空數年，裴回冀微祿”的失意窘境，為了迅速改變現狀，於群選擇了到邊塞去博取機會：“西戎今未彌，胡騎屯山谷。坐恃龍豹韜，全輕蜂蠆毒。拂衣從此去，擁傳一何速。元帥許提攜，他人佇瞻矚。”（《贈別於群投筆赴安西》）將西戎未彌的邊防形勢作為自己獲致提攜，受人羨慕的重要契機。杜甫在《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中說高適離開內地，赴邊幕任職是“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的明智之舉，與高適“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夫子自道完全一致。這樣的心理背景，自然會導致他們的邊塞詩創作豪情難抑，而其流弊，則是內斂不足、理智不夠。
現實的困擾、歷史的積怨與個體功名的誘惑，正是三者的聯合作用，使得盛唐西北邊塞詩中的殺伐之氣表現得尤為突出。那麽怎麽評價這種殺伐之氣？過去的研究要麽全盤否定，要麽不加分析地統統認可，其實這都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不能把邊塞詩人與高層政治人物觀察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深度等量齊觀。因為高層政治人物由於處在制定政策的關鍵位置，對於問題的考量要更顯周詳、長遠。譬如從開元後期開始，圍繞著如何應對吐蕃，在朝廷內部，就有以張九齡、王忠嗣為代表的持重派和以唐玄宗、李林甫、楊國忠、高仙芝、李宓等為代表的冒險派的分野，雙方的爭論異常激烈，特別是天寶七載的石堡城戰役，招致持重派的嚴厲批評。然而在社會上，不少人認為此役一雪前恥，劉長卿的《平蕃曲》、高適的《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乃至於杜甫的《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等詩歌，都為戰役的主將哥舒翰唱讚歌。我們可以批評詩人們缺乏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但是應當承認這些詩歌的出現，折射出一種並不小眾的社會心理。其次，詩人們鼓吹戰爭，但其最初動機仍是希望和平重現。見慣了殺伐征戰的盛唐詩人們，沒有哪一位是真正狂熱的戰爭主義者，在他們眼中，唐王朝所進行的民族戰爭，無論具體某役屬於被動防禦或主動進攻，廣義上講，都是被強加的，即李白所謂：“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實際上盛唐邊塞詩對於和平的呼籲是一以貫之的，常建雲：“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塞下曲四首·其一》）；李白雲：“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裡，瀚海寂無波”（《塞上曲》），即便是那些為飽受爭議的戰爭如石堡城之役唱讚歌的詩章，也指出戰爭有可能一勞永逸地解除邊患，劉長卿雲：“隴頭那用閉，萬裡不防胡”（《平蕃曲三首·其二》）；高適雲：“青海隻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詞三首·其三》），盛唐詩人們從未否認戰爭本身的殘酷，他們認為，只有讓和平回歸，戰爭才算實現真正的目標。
應當承認，盛唐詩人對於邊疆戰爭的認識確有膚淺庸俗值得商榷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是立足於特定的歷史時空中來觀察分析問題的，不能苛求古人超越時代。而且我們還需注意，盛唐詩人對於以唐蕃戰爭為代表的邊疆民族戰爭的認識並非眾口一詞，更非一成不變。不同詩人基於自己的閱歷經驗，即便對同一場戰爭，評價也往往大相徑庭。隨著戰爭的遷延日久，詩人們對於戰爭的是非得失，更存在認識上的逐漸深入。從起初一味讚揚戰爭，再到徘徊於期待戰爭勝利與憐憫生靈塗炭的糾結，最終發展到指斥戰爭的罪惡，劉灣的《雲南曲》、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兵車行》都是揭露窮兵黷武戰爭的力作。而更重要的，盛唐邊塞詩中對邊疆民族戰爭的描寫，特別是滲透其中的堅強剛毅、充滿血性的民族精神品格，以及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耀眼的的人道主義光輝，不僅為廣大漢民族士人群體所持續發揚光大，也逐漸為中華大家庭中的其他兄弟民族成員所認同。時過境遷，當兄弟民族經由碰撞走向更高層次上的融合之後，盛唐邊塞詩中所融鑄的、具有高度共通性的偉大民族精神，便成為中華民族所有成員應對各種外部風險與挑戰，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團結的共同精神支柱。
三邊塞詩中的和平描寫與成因
邊塞詩產生於民族戰爭的背景之下，其內容似亦主要描寫戰爭，然而在盛唐邊塞詩中，卻有不少作品主在寫和平景致。如前述崔顥的《雁門胡人歌》，展現的就是一幅東北邊疆戰事稍歇之時，部族健兒忙裡偷閑酒家買醉的靜睦圖卷。而在西北邊塞詩中，類似描寫更加普遍。王維、高適、岑參三位親臨邊塞的詩人，即有很多詩章描寫和平狀態下的西北地域風情。茲各引一詩為例：
野老才三戶，邊村少四鄰。婆娑依裡社，簫鼓賽田神。灑酒澆芻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羅襪自生塵。
——王維《涼州郊外遊望》
化塔圪中起，孤高宜上躋。鐵冠雄賞眺，金界寵招攜。空色在軒戶，邊聲連鼓聲。天寒萬裡北，地豁九州西。清興揖才彥，峻風和端倪，始知陽春後，俱物皆筌蹄。
——高適《和竇侍禦登涼州七級浮圖之作》
西邊虜盡平，何處更專征。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座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醉裡東樓月，偏能照列卿。
——岑參《奉陪封大夫宴》
上引三詩，創作地點、環境或描寫內容都不盡相同，但幾乎都察覺不到有任何硝煙之味，若非詩中點明地域為邊疆，甚至“難以”將其歸入傳統邊塞詩。那麽何以王維、岑參、高適等人筆下會呈現如此的和平景致？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時間和太空兩個方面來尋求成因，所謂時間，就是要明了這些詩人身處邊塞時，邊疆形勢是緊張還是緩和？而所謂太空，就是要弄清，詩人們居留之地，究竟有無直接面對烽火之可能。
首先來看時間因素。林庚先生曾指出，唐自貞觀年間破東突厥及吐谷渾之後，“邊塞上的形勢就基本上穩定了下來，到了開元年間就更為緩和。”[林庚著：《唐詩綜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先生所論無疑是高屋建瓴的正確判斷，但這只是就總體形勢而言，實際上，開元以及天寶年間，唐蕃之間多大戰，隻不過真正高烈度的殺伐征戰畢竟只是暫時性的，唐蕃兩強，在更多時候還是維持著一種劍拔弩張、高度戒備之下的有限和平狀態，而王維、岑參、高適等有代表性的前往西北前線之時，都正值邊疆上難得的乂安之際。
王維於開元二十五年夏以監察禦史職出使河西，後又任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判官。次年五月，崔希逸調任河南尹，王維隨後也離幕東歸。在河西節度治所涼州生活了一年，作有《使至塞上》《出塞作》《涼州郊外遊望》《涼州賽神》《雙黃鵠歌送別》《送崔三往密州覲省》以及《從軍行》《隴西行》《隴頭吟》《老將行》[按，《從軍行》以下諸詩，難以確切系年，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中華書局1987年版）僅以諸詩所寫均為邊事而“疑作於”河西。實際上除《隴西行》因“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一詩所提示，很有可能作於開元二十五年冬之外，其它詩作均無明確依據可證作於河西。]諸詩。其中，《使至塞上》以下四詩所寫均為和平景象。特別是《出塞作》《涼州郊外遊望》《涼州賽神》三詩具有非常濃鬱的西北地域風情。而王維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詩章，根本上還是因為到他此次出使河西為止，唐蕃雙方已經維持了將近八年的有限和平。
如前所述，以開元十五年玄宗批準王君奐繼續用兵西北計劃為標誌，唐蕃雙方的攻守態勢發生重要逆轉，在此後的兩年，唐方屢屢主動進攻，尤其是開元十七年信安王李禕收復被吐蕃佔據的重要據點青海石堡城，“拓境千余裡”[《資治通鑒》，卷213，開元十七年三月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條，第6784頁。]，使吐蕃的東向進攻受到了極大遏製，也對吐蕃本境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為了緩和局面，從開元十八年起，吐蕃接連向唐遣使求和，此時仍在吐蕃政局中有重要影響的金城公主也多次致信唐玄宗，請求罷兵修好。據《冊府元龜》卷979“外臣部·和親二”，開元二十一年七月，吐蕃宰相論紇野讚等出使唐朝，論氏此行帶有金城公主與吐蕃讚普致唐玄宗的兩封信函。其中，讚普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且漢與吐蕃，俱是大國，又複先來宿親，自合約和，天下蒼生，悉皆快活，讚揚威德，當無盡期，及至久長，亦無改變。恐彼此邊界，黎庶不長委和，慮有惡人，妄生亂意。請彼此差使相監，從沙洲已來，洮州已來，分明報告，使無疑慮，即將永定[《冊府元龜》第11503頁下。]。
不僅重申了唐蕃和協的重要意義，而且還建議雙方各自約束邊境軍民，“差使相監”，不再生事。對於吐蕃釋放出的善意，玄宗當時尚能積極回應：議界、賜書……，一時間竟然使者相望於路線。在此背景下，沿邊地區獲得了寶貴的和平建設契機，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牛仙客與崔希逸先後擔任河西節度使職[參吳廷燮著：《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八，第1219—1220頁。]。二人均屬能吏，主持河西邊政時，都做出了顯著成績，到王維出使涼州期間，儘管已經發生了崔希逸被迫敗盟出兵的轉折性事件[參《資治通鑒》卷214，開元二十五年二月乙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條，第6826—6827頁。]，但是積七八年之久方才形成的富饒繁盛和睦之局面並未瞬時被顛覆，因而王維才有機緣於此時依然能見及邊疆和平，並寫下那些富有濃鬱地域風情的詩篇。
岑參與高適於天寶後期進入西北邊塞。高適天寶十一載赴河西，佐哥舒翰幕四年，直至安史之亂爆發後方返回長安。而岑參則分別於天寶八載、天寶十三載兩度經涼州（武威）赴西域，前一次的目的地是安西高仙芝幕，後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庭封常清幕。其中，北庭幕期間，岑參迎來了創作高峰。
在高岑兩位邊塞詩人的西北邊塞詩創作中，依然有大量的和平詩章，如高適筆下寫了涼州一帶的佛寺佛塔，可見西北地區的和平建設。而岑參則將描寫的重點放在對北庭幕府生活的細致刻畫上，而他在往返途中經停涼州之時，所留下的有關當地普通民眾生活的詩章，更是極富意趣的生活剪影[如岑參天寶十載作於武威的《戲問花門酒家翁》詩雲：“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壺萬甕花門口。道旁榆莢仍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極富諧趣。]。從數量上看，這部分作品幾乎佔到了二人同期創作的50%以上。這充分反映了二人在西北邊幕的生活是從容適意平和的。而若論其成因，根本上也是因為當時西北邊防形勢在經歷天寶初年的兵戎大舉之後，又重新回歸到和平安定的狀態中。天寶七載哥舒翰再次攻拔石堡城，隨後又進一步收復河西九曲、洪濟城等地，史載“吐蕃此自遁逃，不複近青海十年。”[《冊府元龜》卷398，“將帥部·冥助”條，第4737頁下。]這顯然對於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起到重要作用。與哥舒翰在河隴前線的積極作為相呼應，曾經幾度動蕩的西域形勢，在夫蒙靈詧、高仙芝、封常清等將領的經營下，此時也趨於緩和。所以岑參在敦煌，會說“敦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敦煌太守後庭歌》）；而到了西域，他看到的景象又是：“軍中日無事，醉舞傾金罍”（《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腳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上將新破胡，西郊絕煙埃”（《登北庭北樓呈幕府諸公》）。天寶八載閏六月，唐玄宗曾因上尊號而下詔大赦，赦中雲：
征鎮之役，其來自久，雖存素備，諒在變通。頃者用兵，蓋非獲已。今西戎摧殄，北虜歸降，南蠻東夷，鹹來稽顙，亦可謂四海無事，萬裡廓清。……
——《天寶八載冊尊號赦》[文載《唐大詔令集》卷9，第54頁。]
兩相對照，岑詩所言不虛。天寶中期以後，西北乃至整個唐王朝的邊疆形勢都趨於穩定，各相關民族一度逐步實現和解。設若不是如此，則高岑不可能有如此平適之心態。岑參《奉陪封大夫宴》詩寫邊城長官舉行宴會，如果強虜依舊虎視眈眈，如果邊政無成，那麽所謂“座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醉裡東樓月，偏能照列卿”的盛況，是無論如何不會呈現的。
王維、岑參、高適之所以能創作出這些“和平詩章”，另一個必須要注意的因素，就是他們雖然身處西北前線，但所經之處，所任職生活的具體地點均無需直接面對戰爭烽火。唐代前期，由於河西地區的重要據點多數掌握於唐方手中，而唐與吐蕃的主戰場，基本上被限定在隴南、川北與今青海省全境，河西走廊沿線，安全上是有保障的，因而由長安西北行至涼州，再由涼州繼續向西，經安西、北庭兩都護，重建起與亞歐大陸腹地交通往來的古絲綢之路。更重要的是，由於應付吐蕃、穩定邊疆疆形勢的戰略需要，唐王朝將河西地區視為前線的後勤基地，因而源源不斷向當地輸送兵員與軍需物資，各種圍繞邊防而進行的必要軍政建設，也得以充分展開，這就使西北沿線出現了一批因軍事刺激而發展起來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河西節度使治所涼州。按，睿宗景雲元年（710），唐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統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設治所於涼州。經過長期經營，到了開元中後期，涼州從頻遭吐蕃寇擾的邊州變為倉儲豐厚、桑麻遍野的西北中心城市。中唐詩人張籍《涼州詞三首·其一》曾經追憶了唐前期涼州在東西貿易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張詩中雲：“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而在另一位中唐詩人元稹筆下，昔日涼州的繁華已經到了令人豔羨的奢靡程度[元稹《新樂府·西涼伎》中雲：“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為沉滯遊。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讚普亦奉翠茸裘。”]。將這些詩章與王維、高適、岑參的涼州詩對讀，就更加感受到，如果沒有涼州的繁榮，那麽詩人們筆下是無論如何沒有可能出現那樣生動細致的和平描寫的，因為既沒有心境也沒有素材。
自貞觀年間唐太宗力排眾議，滅高昌，並在天山南麓設定行政機構進行統治之後，廣袤的西域就正式被納入到唐帝國的版圖中，儘管這一地區民族關係複雜、發展水準落後，而且吐蕃、突厥、突騎施乃至於西邊的大食都覬覦於此，經營西域面臨很大困難。但唐在西域立足之後，即推行以均田製為中心的各項制度，西州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唐王朝與中亞世界交通往來的重要橋頭堡。至於以庭州為核心的北庭都護府，其所管轄的區域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之地。在北庭設定軍鎮，除了要撫綏本境諸部族外，更重要的是要抵擋住北邊突厥與突騎施對西域的侵犯。而到了天寶前期，二蕃的主力均已被消滅，因此北庭局面實際上已經穩定了下來，甚至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後，伊、西等西域邊州在各種來自內地的支援斷絕之後，依然堅持了相當長時間，其經濟軍事實力可見一斑。具體到岑參來說，他雖兩赴西域，但是一則此時西域已無大戰；二則，儘管其西域詩中也寫到了邊將遠事征討等事件，但那多是規模與程度都十分有限的局部動亂（事實上，在一個多民族雜居之地，要想完全避免這種動亂的發生，幾乎是不可能的），有時候的出師遠征，甚至都只能被看做是一種常規的軍事演練。況且他本人基本上生活在後方，並沒有多少機會親歷烽火，在西域特別是第二次佐封常清幕中，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並未從事多少實際庶務，這些條件疊加累積，終於形成了岑參邊塞詩中較少殺伐之氣，而更多西域奇異風情的風格及內容特色。正因為此，林庚先生在《唐詩綜論》中才會說盛唐邊塞詩實乃“在一種相對和平的環境下，充滿著豪邁精神的邊防歌。”[《唐詩綜論》，第59頁。]
而王維、高適與岑參，無疑是和平最傾心的歌者。
（王樹森，文學博士，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王樹森.唐蕃角力與盛唐西北邊塞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51(4):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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