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為什麽對山東感到失望？

前幾天去了山東青島。和山東的朋友聚會，無非主陪副陪那一套山東式的招待方式，很禮貌，但也很粗獷。

記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青島，匆匆而過，沒有什麽太深的印象，隻記得當地接待的人，按照山東的規矩，請我們喝了不少啤酒，暈乎乎的，第二天就在朦朧的晨光裡糊裡糊塗地回廣州了。有時會依稀想起那一晚住的酒店，好像是德國風格的老房子。

這一次的朋友，都很善良。雖然按照山東規矩，但很溫柔，並不勸酒，只是閑聊。朋友間的閑聊，在今天真是奢侈的享受。

說是閑聊，說著說著就會很嚴肅，比如，會討論為什麽青島總讓人覺得不是山東的？再比如，為什麽山東近一些年的負面新聞很多？

山東的厲害，隻說“孔孟之道”就夠了。還有泰山。

我高中時候特別喜歡杜甫的一首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年輕人大約都做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美夢。等到夢醒時分，頭頂也禿了。還有濟南的大明湖、趵突泉等，都是詩意的意象，因為金庸、古龍等人的武俠，而進入現代年輕人的心。

再看看元朝元好問寫的大明湖：荷葉荷花何處好，大明湖上新秋。紅妝翠蓋木蘭舟。江山如畫裡，人物更風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負歡遊。一尊白酒寄離愁。殷勤橋下水，幾日到東州！

讓我們對於濟南很神往，恨不得星夜兼程，趕到大明湖，好像有一個什麽人在湖邊等著我們。但去了，大概多半會感到失落。

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真是令人遐想。有一個朋友說，一想到山東有那麽多的狐仙，就算山東有千般不好，也可以原諒。但是，如果那位朋友真的去了淄博，不知道還會不會原諒......

明朝弘治17年，王陽明去山東當主考官，感到了失望。失望什麽呢？是人才。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

這是王陽明《山東鄉試錄》序言的第一段，講了自己曾經讀夫子的《家語》，發現孔夫子那些優秀的學生，基本上出自齊魯一帶。所以，特別期待著有一天能夠到那裡，欣賞那裡的靈秀山川，並且相信那裡有著和古人一樣優秀的人才。但是，當王陽明作為主考官到了山東，他失望了。

“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

居然找不到想要的人才！今不如昔啊。但是，王陽明畢竟是王陽明，他沒有把人才的凋零歸咎於山東本身，而是從教育制度、考試制度，以及山東計程車子身上找原因。簡單地說，教育要改革，考試方法要改進，而山東的年輕人，你們也要努力。

說完教育制度、考試制度後，王陽明引用了孔子和顏淵的話來勉勵山東士子：“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舜和我們一樣，都是人，他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

如果我們細細考究王陽明對於山東的失望，實際上並不是對於山東的失望，而是對於儒學傳統在整個中國的凋零感到失望。所以，那一篇《山東鄉試錄》序言，有感傷，也有昂揚的使命感。

關鍵的一個細節是出題。王陽明出的第一道題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這句話出自《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問：“仲由和冉求是否稱得上大臣？”

孔子說：“我以為你要問別的事，哪知道竟是問仲由和冉求呀。我們所說的大臣，應該能以合於仁道的方式去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便寧可不乾。現在由和求這兩個人呀，隻算得上是備位充數的臣罷了。”

季子然又問：“那麽，他們肯聽話嗎？”

孔子說：“如果是殺父親、殺君主，他們也是不會聽從的。”

孔子講的“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用現在的話來說，作為一個臣子為君王打工，要遵循正道，如果這個正道不能實行，那麽，就可以不做臣子，可以炒了君王的魷魚。

孔子的這個意思，在孟子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周武王殺了自己的君王商紂王，有人說這是大逆不道，孟子卻說：“什麽？我聽說的卻是周武王殺了一個民賊。”

王陽明出這樣一道題目，不知道有什麽深意，但至少，恢復了儒家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儒家從來不讚成愚忠，儒家理想中的君臣關係，並不是依附關係，而是一種平等的道義關係，臣子是輔助君王治理天下，這個輔助還包含有監督的意思。

但秦始皇之後，歷代的統治者都有意或無意消除了儒家的這個理念，越來越強調臣子對於君王的無條件的服從、依附，到了明代，可以說愚忠到了登峰造極。

孔孟時代這樣一種理想的君臣關係，能夠成為現實，是因為那個年代，名義是統一的周王朝，但實際上是各個獨立的小國。像孔孟這樣的知識分子有選擇的余地。

孔子作為魯國人，並沒有今天的“愛國主義“，一定要效忠於魯國。而是哪裡容得下，哪裡願意實行我的主張，哪裡願意發揮我的才華，我就去哪裡。所以，用今天的話來說，孔子看重的是價值觀，而不是地域。

好像是韓愈吧，曾經很感概，說在春秋戰國時代，如果不被這個君王欣賞，還可以去別的地方，但是在秦始皇之後，知識分子就完全沒有了這樣選擇的權力，一輩子如果遇上一個昏庸的君主，那麽，才德兼備的人就一輩子得不到重用。

所以，王陽明出了這麽一道題，在明代那個時候，應該很敏感，這道題本身在提醒人們，孔子和孟子不提倡對於君王或某個政權的愚忠，而是提倡不畏強權施行仁政，以民為本，而不是以君為本。

從這道題目，也可以推測出，王陽明對山東的失望是表面的，深層面的，是對於儒家道統凋零的痛心，以及重振儒家道統的熱情。

王陽明在山東的時候，去了泰山，寫了五首詩，最後一首是這樣的：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

孤坐萬峰顛，嗒然遺下塊。已矣複何求？至精諒斯在。

淡泊非虛杳，灑脫無蒂芥。世人聞予言，不笑即籲怪。

吾亦不強語，惟複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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