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道德困境：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

自凱恩斯以來，經濟學家無須為其技術工作的道德影響而擔心。但隨著全球反自由主義風潮的興起，情勢已發生諸多變化。2018年5月25日，美國《評論匯編》雜誌刊載了波蘭前副總理和財政部長亞切克·羅斯托斯基（Jacek Rostowski）的文章，深入分析了今日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及其應對策略。

原文 ：《亞切克·羅斯托斯基：經濟學家面臨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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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難道不應自問，提供技術谘詢在道德上是否是全然正當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學家為他們的技術工作提供了不同的道德或政治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假設接受經濟學家谘詢的掌權者是凱恩斯所描繪的“仁慈的獨裁者”。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這種辯護方式受到西方政治譜系另一端的經濟學家的挑戰。他們指出，官僚亦是政策遊說者。因此，無論能否最大化其社會收益，他們總是有興致提升其個體和集體的重要性。這種假設導致經濟學家成為“乾預懷疑論者”，偏向於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來應對不明顯需要監管的問題。

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立場位於兩個端點之間，他們滿足於以下述假設為基礎來開展工作，即無論官僚們多麽自利，他們都會受到民選政治家的監督，而政治家的私利則是通過讓選民滿意而獲得連任。根據這一觀點，只要經濟學家針對政策問題制定的技術解決方案是提供給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官員的，那麽就沒有理由為政治或道德問題而擔憂。

但現在，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濟學家必須考慮提供建議的道德意蘊。他們難以再回避其他專業人員必須面對的道德窘境，如設計飛彈或其他武器系統的工程師。經濟學家在國際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道德困境也許是最為嚴峻的，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些機構也正是對公共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經濟官員的謀生之所。

蘇聯解體後，國際金融機構根據前蘇聯將轉向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假設接納了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然而，鑒於這些國家普遍出現民主倒退的現象，經濟學家需要詢問，有利於威權國家之事物是否也有利於人類？

現有的國際制度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制定規則的機構，這些機構使意識形態或國家利益相衝突的國家更容易共存；另一類是創立強大利益共同體的組織，利益共同體的創建意味著有利於某些成員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會外溢。在國際金融機構中，世界貿易組織屬於第一類，而歐盟則是利益共同體的典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許多聯合國機構介於兩者之間。

根據這一分類，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家從事谘詢工作時應遵循的準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有利於避免威權國家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建議或學問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正如丘吉爾所言，吵吵總比打打好。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研究中東國家如何更好地分享稀缺的淡水資源。另一方面，當經濟學家提供的建議或從事的研究對威權政府具有明顯的政策影響時，經濟學家則需要慎重行事。經濟學家不應借助經濟增長或資源節約來幫助威權政權達成不良目的。

毋庸贅言，每種情勢都會有其獨特之處，經濟學家將不得不自我決斷。但對於整個行業而言，將經濟分析轉化為實踐的道德後果不能再被忽視。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1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