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從日本回歸中國的國寶，到底意味著什麽？

剛剛過去的一周裡，一許可證化“國寶”——約4千冊中國古代典籍，從日本回歸中國。關於這批典籍，參考讀者們也許應該了解更多的東西。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原因，在日本保存著大批中國珍貴文物，特別是自隋唐時期開始，日本全面向中國學習，並長期保持往來貿易，因此積累了大量當時中國使用的書畫、典籍、服飾、樂器等，其中有不少已成傳世孤品，在中國本土反而難以見到。

例如，世上僅存的這一件唐朝五弦螺鈿琵琶，現存京都正倉院。

這是螺鈿的細節：

盛唐時的華麗天氣，在這件琵琶上，盡顯無疑。

再看看這件唐時的紫檀阮。

以及，下圖僅僅是一具琴套：

而在典籍方面，日本保存的很多古籍，對中國有特殊的意義。

部分原因是：隨著考古進展，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有些在傳統文化中至關重要的古籍，在流傳過程中已有諸多缺失或演變。

比如，據說孔子選編的《尚書》多達百篇，但至漢初即僅剩下20多篇，後又陸續失傳，個別篇目僅知篇名，但不知內容。近年來，清華大學在對其所藏戰國竹簡（即“清華竹簡”）的研究，發現了多篇失傳千年的《尚書》文章。而這一研究也證明了此前學界猜想：目前流傳的《尚書》版本，應是後人偽作。

又如，在著名的海昏侯墓中，考古學者找到了失傳了《齊論語》。《論語》在先秦時期共有三個版本，分別是《魯論語》、《齊論語》和《古論語》，人們目前看到的《論語》，可以認為是《魯論語》的某種延續。《齊論語》比目前版本多出了兩篇重要內容——《知道篇》和《問王篇》。

而在日本，留存著大量“原版”中國古代典籍，僅僅是對比“原版”與“今版”的區別，就能夠讓我們找回許多中華文化史中失落的鏈條。

此次大批中國典籍回歸的契機，是今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作為相關紀念活動，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庫理事長細川護熙於6月26日向中國國家圖書館捐贈了其收藏的約4千冊中國書籍“漢籍”，這也是兩國建交以來日方人士對華無償捐贈古代典籍規模最大的一次。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官網介紹，此批36部4175冊漢籍涵蓋經、史、子、集、叢五大部類，包括經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集部5部、叢部4部，品類齊全，能夠較為全面地展示中日典籍交流和文化傳播的軌跡脈絡。

細川家族崛起於14世紀，其政治影響數百年來幾乎未斷。1950年，其第16代家主細川護立創建永青文庫，管理十幾代人收藏的各類藝術品和典籍。正因為這一淵源，永青文庫中有一批外界難得尋覓的中國古代文化珍品，而且因其流傳有序，能夠確定為“真品”。

例如，在此次捐贈文獻中，有一套《群書治要五十卷》，該書由唐朝名臣魏征等人所撰，但至唐末即已亡佚，國內失傳千年。但日本當年曾由遣唐使帶回此書，故在其國內得以流傳至今。此次日方捐贈的是其天明七年(1787)刻本，共25冊。

▲《群書治要五十卷》天明七年刻本

與此類似，此次捐贈文獻中，還有日本弘化四年刻本《尚書正義》、昭和影印本《尚書正義》，其均根據宋代底本而來，但其底本在國內亦已失傳。在日本，這部書的宋代底本被指定為“國寶”，相當於中國的“國家一級文物”。

根據文匯網的分析，在捐贈文獻中，還有些相當珍貴的版本，如《佩文齋書畫譜》為康熙內府刻本，道光《列女傳》刊刻精美，清刻套印本《禦製圓明園詩》、日本寬政八年刻本《制度通》等國記憶體世寥寥無幾，日本江戶積玉圃刊本《草字匯》在《中國館藏日本和刻本漢籍書目》中未見著錄，十分珍貴。此外，在捐贈文獻中，還有多種為清代著名學者舊藏之書，如：《列女傳》為嚴可均舊藏，《周易集解》為歸安姚彥溉舊藏，《文選》為潘祖蔭舊藏，反映了晚清時期我國藏書的東流。

在捐贈儀式上，細川護熙表示：“如果（這批典籍）能對研究有用，就會非常欣慰。我相信這次捐贈一定能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有所貢獻。”

而在6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對此次捐贈評論說：

“細川護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我們對他此次捐贈大量珍貴漢籍的義舉高度讚賞。此次捐贈漢籍體現了中日兩國共通的傳統文化紐帶，書寫了新時代中日友好交往新的佳話。”

最後要向讀者廣而告之的是，為配合此次捐贈，中國國家圖書館專門策劃《書卷為媒友誼長青——日本永青文庫捐贈漢籍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將面向公眾展出一個月。國家圖書館善本閱覽室還將設定專櫃展示部分捐贈書籍，展期10天，並向讀者提供本次捐贈書籍的長期免費查閱。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有所關注，或許也能從中找到不一樣的歷史，發現古代中國的新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