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凱迪

山西東依太行，西界黃河，北臨呂梁，山河相間，是一個半封閉地理模塊。

中國古代政治中心有過幾次大的遷移，無論是在長安、洛陽還是北京，山西都位於帝都左右。千百年來，概莫能外。如此獨特的政治地理區位，讓山西時常在歷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山西全省地形

王者榮耀正當年

中國古語常言“黃河清，聖人出”。被譽為山西母親河的汾水同樣扮演者山西興衰的晴雨表。

宋代之前汾水清澈，水量磅礴，周邊植被覆蓋率較今日高出許多。中國古代三位聖王唐堯、虞舜與夏禹均起於山西南部，華夏文明之光初始的華北平原彼時仍然常遭受洪水危害，而地勢較高的山西無疑是早期華夏部落定居繁衍的首選之地。

▲太原晉祠唐叔虞像

從西周到兩漢，中央政權定鼎關中，而與關中一水之隔山西無疑扮演了拱衛京師的重要地位。西周封於晉地的唐叔虞為成王之弟，隨後出現的晉國則是藩屏周王室的乾戈之屬。漢武帝在位期間於汾水得寶鼎（改年號為元鼎），又在河東郡汾陰建後土祠奉祭地神，並重用河東衛家為后宮與親將之首。終西漢一世，名臣宿將多出於河東。文有暴勝之、閎儒、霍光、尹翁歸、周陽由，武則衛青、霍去病、周亞夫、曹襄、郅都，都為河東人。謂三河之地（河內、河南、河東），河東為盛。

▲西漢時期的河東郡

魏晉之後，山西因毗鄰邊境，民風悍勇，名將輩出，且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所處的下遊衝擊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發達，早在漢代就已經是“可得谷二百萬”的重要農墾區，而關中地區歷經戰火洗禮，逐漸喪失獨製西北而統禦東南的能力，軍事與經濟條件優越的山西已然成為爭雄天下的戰略基地所在。起兵山西，進據兩京，成為了彼時爭霸天下的捷徑。匈奴劉淵與拓跋鮮卑皆興於山西，李唐也是由晉陽起兵而定鼎關中。五代時期三位開國皇帝：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皆是以山西為根據地，積蓄實力，逐鹿中原，最終得窺帝位。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山西是處在古代中國政治地緣的黃金時期，實力雄厚的山西儼然是中原皇室的龍興福地。

▲李淵起兵過程

水渾地稠人何往

到隋唐時期，汾水還有“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驚蠣”的記載，唐朝中期還有大批糧食“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謂之北運”。宋元之後，山西地區的自然環境開始逐漸惡化，由於都城的遷移和宋初多次引汾河與晉水灌太原，人為地破壞了汾河在太原段的堤防。

因之，汾河航運急劇低落，長時期內沒有漕運的記載，北宋大中祥年間又曾經大量采伐呂梁一帶的樹木營造宮殿，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

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曾經清澈寬闊的汾水逐漸渾濁，流量銳減。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山西溝通華北與關中的交通地理優勢失去了利用價值，曾經連接北方經濟動脈的山西，經濟地位日益喪失。

在金、元、明三朝後，山西轉而成為了掩護緊鄰前線之帝都（北京）的軍事要塞。

▲現存洪洞大槐樹

明朝山西各地的人口並沒有因為明初大槐樹移民的遷出而減少，反而繼續了金元以來人口膨脹的趨勢，明初山西人口數量為四百餘萬，而到崇禎年間則達到九百萬左右。大量的人口遷出反向刺激了人口的增殖，成化年間的山西已經變為人口輸入大省。

大量的人口繁衍造成了汾河中上遊地區的墾殖拓荒現象不斷加劇，朱元璋定下的“九邊屯墾”（包括嚴密的長城防禦體系）策略又在山西本來負重累累的人口基數上撒了一把鹽。久而久之，山西地區曾經的青山綠水變成了片片耕田，而山西人得到的卻不是金山銀山，而是汾河水量的日益縮減與渾濁。

於是，山西人終於走上了“惡性循環”的粗獷開發路線。

▲被明長城環繞的山西

山巒環繞的山西終究抵不過井噴式增長的人口與日益惡劣的環境，再加上北方的蒙古人頻繁南下搶掠，山西的生存環境愈加惡劣。正是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境地下，才有一群種地吃不飽飯的莊稼漢走上了買賣的路線，這便誕生了後來舉世聞名的晉商。

在明朝北方邊界吃緊時，聰明的山西人利用政府實行的開中法與緊鄰邊界的優勢，輸粟入邊，得到鹽引，從而獲得了“官方資源”，並運用糧船幫載運食鹽在內各種貨物，沿江河及海交易。而一旦北方邊境平穩開放互市，晉商就用內地貿易所得的貨物用駱駝運輸與草原民族進行貿易。

▲駱駝行商

清朝統一中國之後，草原與中原之地再無商業隔閡，晉商的駱駝商隊行走於內外蒙古、我國東北、西北以及俄國莫斯科，從而形成我國至歐洲的國際商路，使得早已衰落的路上絲綢之路重新煥發生機。

1729年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中俄恰克圖互市界約》，而恰克圖貿易者“強半皆山西商人”，他們主要經營煙、茶、綢，這些貨物均產於我國南方如福建、浙江、湖北等省，山西商人居中長途販運，形成了周流天下的“商業帝國”景象。

然而，在晉商風光無限的背後，是山西人刀尖上掙錢的險惡，是窮鄉僻壤下被逼出的無奈。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曾經可以作為王霸之資稱雄天下的沃土，到此時卻只能是商賈之人置地建莊，求田問捨的故鄉所居而已。

▲晉商茶道

回光返照：最後的黑金

鴉片戰爭之後，晉商的傳統行商經營模式遭受到西方資本的衝擊。價格低廉的工業產品不僅免繳清政府繁重的關稅，也直接瓦解了山西人賴以生存的的根本-資源和官場，晉商所有光芒萬丈的背後的無非是運城那巨大的鹽池，這也是山西商人借以發家的根本，近代工業革命製造的廉價工業產品打破了晉商“單吃資源，投機倒把”的傳統商業套路。

向來以“官商勾結”聞名的晉商靠著“紅頂戴“”可以經營水陸商業，卻無法在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海上貿易線路上立足。最後，具有濃重“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山西商幫並沒有興趣在新式工業中進行轉型與擴大經營，反而醉心於風光無限的“宅府大院”之中，在對封建皇權尊貴氣派的追憶中走向沒落。

▲今日的運城鹽池

隨著晉商的沒落，沒有東南江海之利的山西人亟待尋找新的發展模式，在清末興辦實業的浪潮中，當時的山西人劉懋賞、馮濟川於1906年經清政府農工商部批準立案，設本號於陽泉，設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於太原海子邊。

在大同、晉城、石家莊、保定、京師(北京)等處設立分公司或分銷處，統一經營全省的煤礦開採銷售事業，同一時期石太鐵路與同蒲鐵路的修築又貫通了山西的內外交通動脈。彼時的山西，仿佛抓住了煤炭這一救命的稻草，希望借此挽救山西的頹勢。

▲山西保晉礦務有限公司股票

辛亥革命之後的山西是“閻老西”的獨角戲，這位山西籍的青年軍官從28歲參加太原起義成為都督到66歲離開山西逃往台灣，在波雲詭譎的中國政壇上獨霸山西38年之久。

閻氏利用山西封閉的地理環境左右逢源，發展自身勢力。他利用德國的先進生產技術改良山西地區的煤炭等重工業部門，並修築了與其他省不同的窄軌鐵路，實行獨特的“保境安民”政策。閻錫山時期的山西初步以煤炭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重工業底子，似乎重新走上了振興的軌道。

▲山西太原的閻錫山一家

新時代的輝煌與黯淡

解放以來，山西地區的煤炭資源成為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基礎。據有關數據顯示，山西地區的探明煤炭儲量已經接近2500億噸，佔全國總數的27%，再加上山西煤炭品種豐富且品質優良，建國以來國家先後在大同、西山、陽泉、汾西等七個地區設立了礦務局。

上世紀90年代時，山西地區外運煤炭總量佔全國的3/4之多，供應全國26個省級行政區，甚至出口到中亞與朝鮮、日本等地，在為全國人民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能源的同時，也為國家創造了大量財政收入與外匯收入。

▲遍地是煤的山西“大帝”

長時間的資源開採型經濟模式使得整個山西在成為了建國後人們眼中的“黑金之省”，可以說山西在20世紀後半葉為新中國的重工業發展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早期粗獷經營的弊端在自由資本的利益驅使下被無限放大，奮戰在礦井中的山西工人們一度成為小煤窯暴利的受害者。

雖然在國家的大力整治下，不法黑煤窯已被基本取締，但是隨之而來的新能源時代依舊讓整個煤炭行業在21世紀遭遇了寒潮，煤炭價格出現國際性下行，同時山西當地的煤炭工業在環保與節能領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長期的粗獷經營模式讓山西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雪上加霜，水資源的汙染與地面下陷等自然危機成為了困擾當地政府的心頭大患。

更為危險的是，今天的山西也在面臨著無煤可挖的窘境。

▲山西長治苯胺泄漏事件

▲山西太原市地陷（疑煤炭開採導致）

▲國際煤炭價格走勢

就如曾經被大力宣揚的“呂梁速度”是山西煤炭輝煌的象徵。這個城市曾經在本世紀前十年領跑山西省GDP增速排行榜，而就在2015年，這座城市過山車式地跌落成為山西墊底，其原因就是簡單的一點：煤炭儲量告罄。這樣因為煤炭資源枯竭而產生經濟“危機”的案例只是山西的一個縮影。

據《華夏時報》日前報導，在山西省的119個縣中，有103個縣因地方財政困難發不了工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提供的調研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山西9個市、86個縣級財政出現負增長，50個縣收入降幅達到20%。

▲煤炭業工人將何去何從？

曾經讓人羨慕至極的“煤老闆之鄉”正在遭受國際上流行的“荷蘭病”的侵擾，即形式過度單一的能源依賴型經濟結構在失去資源後迅速低迷。

山西所有產業結構為煤炭行業布局服務導致其他經濟部門的基礎十分薄弱，以至於當地十分豐富的人文與自然旅遊資源的開發也滯後於全國基本水準，而其他第二產業部門發展速度更是乏善可陳。

與內部產業更新緩慢相對應的是，山西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地緣中逐漸被邊緣化。

海上絲綢之路的廣闊前景與身居內陸的山西無緣，而陸上絲綢之路的東北與西北兩線則分別從山西兩側分開，一條由西北五省延古絲綢之路伸向中亞、西亞，另一條經過河北、東北與內蒙連通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兩個方向完美地避開了位於中間的山西。

隨著中國高鐵線路的不斷鋪開，隴海與京廣、京滬、寶成與蘭新線的連接日益成為中國交通的主動脈，而曾經作為煤炭動脈的石太鐵路則逐漸淹沒在了高鐵的轟鳴之中。

▲被遺忘在角落的山西

回望曾經的輝煌，面對當下日漸急迫的形勢，未來的山西，轉型的路或許還會很長。

參考文獻：

[1] 行龍著,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2] 張玉勤主編,山西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