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中國收入分配向何處去|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思想者①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圍繞過去40年來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歷程、國民收入差距變化以及未來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相關改革，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王小魯（資料圖）
從21世紀初開始，王小魯把研究領域從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更多地轉向了收入分配領域。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原因很簡單，“蛋糕”越做越大了，而怎樣“切蛋糕”則變得非常重要。
此時，他更關心的是，“蛋糕”是否切得公平合理。
新的研究領域讓他憂心忡忡，他發現，中國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超過了0.4的警戒線，並持續上升，中國正在從一個收入較為平等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國家。
對此，當時中國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在追求效率和經濟高增長階段，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不得不忍受而又不用過分操心的事情。
同時，“庫茲涅次曲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於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狀況隨經濟發展過程而變化的曲線，是發展經濟學中重要的概念）成為一些經濟學家解釋現實的重要依據，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最終會自發地導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效率最終會帶來公平。
對此，王小魯不以為然。他認為，庫茲涅茨被曲解了，庫茲涅茨本人並不認為收入差距會無條件地隨著經濟發展而先上升後下降，相反，庫茲涅茨認為收入差距變化是當時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和人口條件造成的。
王小魯發現，庫茲涅茨並不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像早期資本主義那樣聽任收入差距擴大，他特別批評那些關於不要“懲罰性的累進稅制和其他類似的東西”，只要“完全的自由市場”之類的觀點。
此後，王小魯的研究更為深入和細致。他回憶說，在對中國國民收入問題進行持續性的研究後發現，官方統計數據對我國部分居民的收入水準以及居民收入差距都有很大幅度的低估。而遺漏的部分中，一多半是常規的統計調查方法難以調查到的部分，王小魯認為，其中大部分可以稱為灰色收入，即來源不明、合法性不明的收入，因此其中也必然包括相當數量的非法收入。
當他準備就“灰色收入”進行更深入調查研究時，一些朋友勸他不要去碰這一敏感領域，這可能會給他帶來麻煩。
當時的一些跡象也說明社會在面對這一話題時心態有多麽複雜。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本來要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的“規範灰色收入”等措辭最終被刪除。
他“固執己見”，希望把事情搞清楚，對收入數據的懷疑，刺激他繼續進行深入研究。他和同事們的調查遍及全國27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還有相當數量的中小城市和縣鎮。他參與主導了三次頗有影響的中國收入分配調研課題。在調研中，王小魯敏銳地注意到了“灰色收入”現象，掀開了中國收入分配領域一個隱秘的角落，也引起了更為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灰色收入的存在扭曲了正常的要素報酬價格，這還會嚴重降低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造成要素配置扭曲，直接影響未來的經濟發展。”王小魯說。
他進一步認為，造成這些問題不應該歸罪於市場化，而是因為制度存在漏洞，這說明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還遠沒有到位。
他認為，要想解決問題，迫切需要推進進一步的改革，其中，最關鍵的幾個問題更為急迫，如嚴厲打擊腐敗、規範政府行為、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再分配制度、保證教育的公平性等。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圍繞過去40年來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歷程、國民收入差距變化以及未來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相關改革，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不是市場化改革的錯
界面新聞：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在1990年代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呈現一個大幅度上升的趨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擴大，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王小魯：我想是這樣，中國改革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過程，1980年代是開始階段，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開始松動，市場經濟的力量逐漸生長起來。像當時的鄉鎮企業、個體戶，都是那時候開始搞起來的，農村也發生了變化，從人民公社制度轉向了農戶家庭經營。
總體來講，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民收入比較平均，當然城鄉差別很大，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相當平均，工資差別比較小。 在農村地區，地區之間差別比較大，但是如果是同一個村子，大家都差不多窮。
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初期開始發生變化，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段時期內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是正常現象，它必然要擴大，因為過去人為地保持了平均主義的分配，結果經濟搞得沒有效率。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按照市場來實現收入分配，必然會在一段時期內導致收入差距擴大。
界面新聞：在市場經濟下，這種差距會無限擴大下去嗎？
王小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未必意味著收入差距會不斷的擴大。現在世界上很多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差距都不大。他們也經歷過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按照庫茲涅茨曲線，收入差距會先擴大後縮小。這未必是一個規律。但是當這些國家走向發達的市場經濟的時候，有很多相關的體制、制度建立起來了，比如說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收入再分配等。這就限制了某些利益集團無限擴大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讓分配比較公平。這些制度如果比較完善，就會抑製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收入差距擴大，我覺得基本上是個正常現象，但是後來這個趨勢一直在發展，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到2000年時，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這個國際通常認為的警戒線，這其中就和腐敗、收入分配扭曲等非正常因素有很大關係了。
界面新聞：其實，改革開放初期，有一段時期，中國的基尼系數還是控制得不錯的吧？
王小魯：是的，改革開放一開始的時候，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是縮小的，1980年基尼系數是0.32，到1984年曾一度下降到0.26左右。這其中主要原因是農村率先改革，啟動了農戶承包製，也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這些改革措施使得幾年內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收入增長一度非常快，因此城鄉差距縮小，帶動整個收入差距縮小，基尼系數下降。80年代上半期大體上是這個趨勢。
但是，後來城市經濟改革開始了，情況就變得比較複雜了，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城市發展快於農村，沿海地區發展快於內地，結果導致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地區差距擴大。再有不同居民階層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改革以前，比如說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各種專業人員和一般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比如你是高級工程師或者科學家，你有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你的工資可能不過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兩三倍，不會太高。
界面新聞：當時流行一句話，搞飛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王小魯：對，那還是在剛剛有了個體戶之後。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人力資本的價值逐漸體現出來了，這是一個因素。再一個因素是過去單方面講按勞分配，資本是沒有地位的，改革開放以後，走向市場經濟，按要素分配了，資本有權利在收入分配中佔居一個重要地位，資本所有者收入自然會高於普通勞動者。因此，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也擴大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這些應該說都是正常因素。
界面新聞：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不正常因素有哪些呢？
王小魯：不正常的因素就是後來出現的越來越嚴重的腐敗，造成收入分配嚴重混亂。突出的是政府資源大量流失。本來財政用於公共項目的投資，或者是用於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務支出，不明不白的進了一些個人的口袋，少數人迅速發財，一夜暴富。
這裡面，很重要的是錢權交易。權力和資本勾結，私相授受，出現大量的尋租行為。比如說一個礦山的開採權別人拿不到，但是我可以憑權力給你，我們兩個人可能就有私下交易，你可能馬上就富起來，我跟著也富起來。當時，這類事情非常多。原因在於市場化過程中，相關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都沒有跟上，這是突出的問題，導致了收入差距急劇擴大。這中間有大量的是非正常的收入分配，有的是隱秘的非法收入，也有合法和非法邊界不清的情況，因此灰色收入大量存在。
界面新聞：隨著居民收入的這種差距拉大，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多的爭議，當時是不是很多批評直接指向了市場經濟本身？
王小魯：對，很多人在講收入差距問題的時候，指責市場經濟，認為是改革搞壞了一切，改革引進市場經濟，把收入差距無限擴大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很簡單，我們看看現在世界上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差距都比我們小。除了美國基尼系數超過0.4，其他國家都在0.4以下。因此批評市場化導致了收入差距無限擴大，這個邏輯是講不通的。
當然，早期的市場經濟因為完全自由放任，沒有相應的制度建設，的確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但是現代市場經濟和早期市場經濟實際上已經有非常大的差別了。隨著經濟發展，為了解決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這些發達國家逐漸建立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老百姓看病、基礎教育等公共服務全面覆蓋每個人，人人都可以享受基本保障。另外還有轉移支付制度，通過稅收調節等實現再分配。這些制度都是為了減少收入差距，為了社會分配更公平。同時還有對政府權力進行監督和製約的一套制度。這些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和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相配合，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
我們恰恰是搞了市場經濟，但是相關的一些制度改革和建設沒有及時跟進，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也比較滯後，所以才會導致上述問題。即使是正常的市場因素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也需要通過制度建設把它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不能無限擴大。
那靠什麽來控制？ 我覺得就是在市場體制之外，還需要建立對權力進行監督和製約的體系，防止以權謀私、為所欲為，同時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以及收入再分配體系。
界面新聞：在改革開放初期，決策層是否注意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這種趨勢，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領域是不是采取了措施？
王小魯：這個問題肯定是會注意到的，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和經濟效率低下問題。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家都差不多，看起來是公平了，但是大家都窮，因為沒有效率。在實行計劃經濟的20多年中，我們沒有解決農民吃飽飯的問題，而且是靠剝奪農民的辦法進行國家積累、搞工業化。事實上這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決策層還是當時的參與者，首先關心的是怎麽解決平均主義的分配問題，解決舊的計劃體制的弊病，讓經濟效率體現出來，通過推進市場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讓經濟發展更有效率，這是當時的重點。所以當時講效率優先。現在回過頭來看，在當時的背景下，是有道理的。但是後來分配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了，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間，收入分配問題確實很長時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政策和體制的配套建設都沒跟上來，對權力沒有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也相對滯後。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失誤。
界面新聞：這個節點大致是在1990年代嗎？
王小魯：可以這麽說。1980年代基本上可以說是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階段，還很難說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而且在80年代末還出現了改革停頓甚至倒退的情況。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改革開放不能變，而且要加快改革開放。這個號召得到全國上下擁護，使改革再次提速。隨後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又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整個1990年代，是一個市場經濟繼續發展的過程。原來一直是國有經濟佔絕對統治地位，後來民營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佔比越來越大，1990年代期間，民營經濟超過了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但這個時期明顯的缺失是沒有推進政府改革，而且放鬆了權力的自身監督。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情況逐漸泛濫。
1990年代後期，對於收入分配來說，也可以說是一個節點。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基尼系數降到了0.3以下，但後來不斷擴大，90年代中期上升到0.37—0.38。90年代末繼續擴大，2000年左右超過0.4，2000年以後，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這個時期，關鍵是腐敗、制度不健全造成大量的灰色收入以及不公平的分配，這些導致了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灰色收入扭曲收入分配
界面新聞：您如何界定灰色收入？
王小魯：工薪收入、合法的經營收入、資本所得、財產收入，這些都不能叫做灰色收入。實際上，當時大量存在的一部分收入你不知道它合法還是非法。我說的是少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即收入來源秘而不宣的那一部分，你不知道它實際來源是什麽，所以你也沒法界定它合法還是不合法。但是這部分收入的數量巨大。當時你能明顯感覺到，有少數人的實際收入和實際財富，都遠遠超過了統計數據告訴你的情況。我把這些叫做灰色收入。
界面新聞：當時是怎麽發現存在灰色收入這種現象的呢？
王小魯：2004年我們研究所做過一個有關收入分配的研究項目。一開始我們研究收入分配問題，還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當時注意的是收入差距發生了哪些變化？這種變化是怎麽帶來的？有哪些因素影響了收入分配的變化？些但在做這個課題的過程中，我發現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分組收入數據很難解釋居民的實際收入狀況，統計數據和實際生活中你能夠觀察到的居民收入狀況差距太大了。那個時候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覺得首先要把實際情況搞清楚，到底居民收入是個什麽狀況，是怎麽分配的？
界面新聞：實際的感受是什麽樣的，與統計數據之間有什麽樣的偏差？
王小魯：比如，當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鄉居民分組收入數據，農村是按五組來分的，每20%的住戶一組，城鎮是按七組來分，就是兩頭各兩個10%，中間三組是20%。每一組都有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人均消費支出等等數據。應該說這些數據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可以用來研究很多問題。但也有一個很難解釋的現象，就是按照當時的收入數據，最高收入的居民群體也沒有能力買房子買車。例如2005年，城鎮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2.8萬元，2008年只有4.3萬元。這樣就沒辦法解釋，一年全國賣了那麽多汽車，賣了那麽多房子，都賣給誰了？所以，我當時想到的是要搞清楚，到底居民收入是個什麽狀況。所以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做一些研究，去做調查分析。
界面新聞：當時你們采取了哪些調查技術手段來確認上述差距呢？
王小魯：首先要弄清楚統計數據為什麽會偏低？當時，我國的收入分配資訊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和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這兩項調查是國內樣本量最大、跟蹤歷史最久、覆蓋面最廣的調查。但是，當時國內各類收支調查，包括上述調查在內，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高收入階層居民的收入水準，從而低估了收入差距。這不能說是因為調查方法不科學。他們的抽樣方法、調查方法是符合統計學規範的。主要原因一是對高收入戶調查特別困難，拒訪率特別高，結果導致高收入樣本漏失；二是高收入樣本戶對其收入的記載和陳述失真程度大，低報收入的情況很普遍。而這些調查都採用了隨機抽樣的方法，沒有對調查資訊進行覆核的機制和管道，也就無法糾正調查數據的偏差。特別是當涉及到從非正常管道獲得的收入時，通過常規方法的收入調查很難獲得真實資訊。
我們當時怎麽解決上述問題呢？我們想，關鍵在於要保證調查數據的真實性。在調查過程中間，怎麽取得更真實的數據？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第一，我們在調查的時候會告訴調查對象，我們不代表政府，不代表任何官方機構，我們只是一家研究機構，我們的目的是研究全國的經濟狀況，而且數據嚴格保密，我們承諾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原始數據。我們最後隻形成一個總體的研究結果，其中不會涉及到任何樣本戶的個人資訊。對每個被調查者都有這樣一個承諾。第二，調查問卷不記錄對象的姓名、具體工作部門等個人資訊。因此你也就不用擔心個人資訊泄露。第三，在問卷的設計上要有技巧，就是要盡可能降低問卷的敏感度。不能開門見山就問你家收入多少，從哪來的這樣的敏感問題，先從調查對象家庭的具體消費項目開始，如一年吃飯花多少錢、買衣服花多少錢？這些問題的敏感程度低得多。再逐步深入，最後才涉及收入。你不可能說全家消費了10萬元，收入只有兩萬元。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現數據是否失真。所以問卷設計先問什麽，後問什麽，以及問題怎麽問，是有技巧的。第四，我們設計了一套數據核查方法，能夠發現問卷中資訊不一致的情況。因為提供不真實的數據就很難避免各種數據之間相互衝突。對資訊不可靠的問卷，進行了剔除。實際上剔除的數量相當大。
另外，我們在抽樣方法上也做了改變，就是放棄了隨機抽樣。陌生人來敲門，你不大可能告訴他你的真實家庭情況。我們要求在各地的調查隊伍去調查他們熟悉的人群。當然有附加的要求，就是要包括各種職業、各種不同收入階層的人。你可以在你熟悉的人群中間去找調查對象，包括你的朋友、親戚、同學、甚至你的父母。熟悉的人之間障礙就小得多，心理上的抗拒也小得多，更容易保證數據的可靠性。由於彼此間更熟悉，互相了解對方的家庭情況，減少了說假話的可能性。
當然，不用隨機抽樣方法，就無法用樣本來直接推算總體分布。我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是用調查數據去建立一個計量模型，推算收入水準與其他消費變量的關係函數，其中一個關鍵的變量是恩格爾系數。再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消費數據帶入這個函數，求得對應的收入水準數據，與統計的收入數據進行對比檢驗。結果很有意思，所得到的低收入居民收入水準的計算結果跟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結果很接近；中等收入數據比統計局的要高一些；而高收入群體的差距高出了很多。
界面新聞：你們的第一個灰色收入課題研究報告最終完成是在2007年，報告最終顯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真實情況如何，與國家統計局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王小魯：這個研究結果發現國家統計局的城鎮高收入居民收入數據有嚴重遺漏，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居民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應為9.7萬元，而不是統計顯示的2.9萬元，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高達4.4兆元。
另外，2005年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平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平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照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
界面新聞：你一共做了幾次相關的調查，相關結果一致嗎？
王小魯：三次。根據這三次調查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第一次是2005年到2006年做的調查，2007年公布研究報告；第二次是2009年進行調查，2010年完成報告；第三次調查是在2012年，2013年完成報告。三次報告的結果顯示，收入差距最大的都集中在最高收入那一組，這一組的真實收入水準和官方統計數據相比差別都在三倍以上。例如2011年城鎮10%的最高收入家庭，統計年收入平均不到5.9萬元，我的推算是接近19萬元。當然，實際上我們得到的結果也未必是絕對準確的，肯定還會有相當數量的遺漏，所以三倍多的差距是一個基本的對比數據，實際差距還可能更大。
界面新聞：經過這三次調查以後，你們發現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有哪些？
王小魯：對灰色收入，其實是沒有辦法知道它的確切來源的。但我在研究報告裡根據其他來源的資訊做了一些分析，我認為灰色收入主要和腐敗相關，源於各方面的制度缺失，比如行賄受賄，利益輸送，或者政府投資項目被層層轉包，導致營私舞弊、偷工減料，這中間很多公共資金就流失了，最後落實到工程項目上的錢可能就少了很多，這些漏失掉的公共資金就形成了我們所說的灰色收入。公共資金流失的另一個管道是各級政府和公共服務部門的預算外收入，包括土地收入，其中一部分會轉化為個人灰色收入。
金融腐敗也是一個重要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2003年一項涉及面相當廣泛的調查顯示，全國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經成為一項潛規則。導致企業在貸款中需要額外支付成本。
另外，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行政性分配資金，和資源管理、稅收、司法和執法，在任何國家都是必須的，但如果管理不善，都可能導致尋租和腐敗行為，給尋租者帶來灰色收入。
此外，灰色收入也不只存在於政府部門，比如說醫生收病人的紅包，教師收受家長的禮品禮金，也曾經是普遍現象。
還有，壟斷性行業也是產生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我們做調查時，我國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已經發展到畸形的程度，壟斷性行業收入過高已經侵害到了社會利益。我當時建議，需要引進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打破壟斷；同時要健全監管制度。
界面新聞：2013年後，你們為何沒有繼續進行相關的調查，另外，2013年後，中國加大反腐敗力度，現在來看，經過5年多的反腐敗，現在的灰色收入現象是不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製？
王小魯：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為什麽後來沒有繼續做下去？這裡有一個客觀情況，就是此前我們做調查的時候，官方還沒有如此大規模反腐敗，大家對灰色收入這個話題也還不太敏感，只要問卷設計得好，方法得當，調查是可以進行的，十八大以後，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客觀上就導致了一個變化，即灰色收入變成了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調查的難度大大增加，不容易得到真實的資訊。
個稅應以個人為部門計征轉向以家庭為部門計征
界面新聞：剛才你提到了三次收入分配調查，實際主要反映在高收入階層與其他居民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所以1980年以後，國家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並希望通過累進稅率等來縮小收入差距過快增長，總的來看，過去40年，個稅起到了它應該起到的作用嗎？
王小魯：我覺得總體上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為什麽？首先來看看個稅徵收的現狀，我們通常說個稅的累進稅率，從最低的3%到最高45%，雖然累進率很高，但這隻適用於工薪所得，其他如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偶然所得等，並不包括在內，而且稅率更低。再加上其他收入來源複雜，容易逃稅漏稅，就導致中高層次的工薪階層稅負重，其他高收入者稅負輕。這樣的分類征稅其實並不利於公平收入分配。當時這樣設計可能有原因，因為工薪收入容易計算，便於徵收。
其實20年以前就在說要改革個人所得稅，要實行綜合計征和分類計征相結合的方式等等。說了20年，但是沒有實際推動。
界面新聞：所以現在稅負痛感最強的還是工薪階層？
王小魯：對，對於城市中上等收入的工薪階層來說，他們的稅負應該說更重。
界面新聞：個稅改革之所以推不動，原因主要在哪裡？
王小魯：推不動我想總不外乎幾個原因，一是有既得利益者的抵製；二是有關部門不積極；第三個原因是可能技術手段上有一定難度。如果綜合計征並按家庭計算收入，不同來源的收入統一計稅，應該更公平，但是要把家庭不同人口收入放在一起，不同來源的收入放在一起，資訊收集和計算比較複雜。現在的分類計征就是工薪收入、財產所得、經營所得等按不同稅率分別徵收，不合並。如果要合在一起計稅，需要做一些複雜的基礎性工作。但是一定做不到嗎？未必！其他國家能做到，為什麽我們做不到？肯定比以前難度有所增加，但關鍵還是想做不想做。
界面新聞：最近，備受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出爐，個稅起徵點提高的同時，還引入了綜合徵收以及增加了專項扣除的做法，被認為有利於進一步完善我國個稅稅制，減輕工薪階層個稅負擔。國家是否已經有技術手段解決綜合徵收的問題？
王小魯：我沒有看到草案全文，就讀到的說明來看，我個人認為這一修正案除了把工薪所得免征額從3500元提高到5000元、對稅率結構有調整、增加了專項扣除外，沒有太多實質性進展，有些改變還是不合適的。我認為現行個稅的主要問題是對不同來源的收入實行不同稅率的分類計征，工薪所得實行超額累進稅制，最高稅率45%，經營所得最高35%，財產性收入等非勞動所得的稅率是20%，不累進，有些還不用納稅，導致工薪階層的中高層（基本屬於中產階層）稅負高，真正的富人稅負反而低。我們真正需要的改變是對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統一實行綜合計征，統一稅制，公平納稅；把過高的稅率降下來，過低或不納稅的提上來。
而這次的草案隻把工薪所得，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等4項勞動所得納入綜合征稅範圍，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而對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非勞動收入的稅制不變，因此不僅沒有改變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兩者稅負不公平的問題，相反還把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這幾類勞動所得也納入了超額累進稅的征稅範圍，增加了腦力勞動者、知識階層的稅負，增加了科技創新的成本，對鼓勵發展知識經濟可能會有不利的影響。
界面新聞：目前針對工薪階層的個稅累進稅制是否合理？
王小魯：在我看來，現行工薪所得最高45%的稅率過高了，降到35%可能比較合適。中間等級的稅率也隨之下調。為了社會公平，這一累進稅制對非勞動所得也應該適用。也就是說，不管收入來源，不管工薪收入還是財產收入，同等收入按同等稅率綜合計征。其中需要研究的一個問題是，從事實體經濟的私人企業所有者因為已經交納了企業所得稅，其個人經營所得是否應當設計一個抵扣制度？但如果抵扣，適用範圍也不應擴大到股息和紅利所得，因為股息和紅利所得與企業所得分別屬於不同的收入主體和納稅主體。
關於實行綜合計征的技術手段是否具備，既然將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納入綜合計征沒有技術障礙，就沒有理由認為把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納入綜合計征有什麽不可逾越的技術障礙。資訊收集和計算過程可能複雜些，但發達國家已經做了兩百年，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都做了，沒有理由說我們做不了。所謂技術障礙的說法，更多是有些人拖延改革的借口。這項改革迫切需要推進。
此外，接下來另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從以個人為部門征稅轉向以家庭為部門征稅。假定兩個人收入相同，一人是單身，另一人要養活四口之家，後者的家庭平均收入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但兩人按同樣的稅率納稅，實際上是不公平的。以家庭為部門計稅，就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這可能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改善收入分配與向服務型政府轉型
界面新聞：從整個社會公平來看，改革肯定還是要繼續推進的吧？
王小魯：對。那必然要做，經濟要往前走，將來我們要成為發達國家，相關制度當然要健全起來。
界面新聞：從整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來看，實際從2004年改革開始了，中國就開始起草方案了，到現在，中間經歷了多次修改，但改革方案一直未能頒布，具體的原因是什麽？
王小魯：2004年設計的那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先天不足，沒能拿出來不奇怪。為什麽這麽講？首先，有沒有一個獨立於其他各項社會經濟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制度？我認為沒有。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說是方方面面制度的總和。你可以說工資制度、個人所得稅制度影響收入分配，但是僅僅改工資制度和個人所得稅制度，能不能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還不能解決。因為收入分配是一個更綜合得多、更全面得多的問題，它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制定一套改革方案前，首先要搞清楚出發點。改革設計如果沒有一個縱覽全局的巨集大視野，只在細枝末節上做文章、講改革，那麽改革必然不到位。
界面新聞：局部領域的推動畢竟也是有意義的吧，比如個稅改革。
王小魯：當然，局部改革有意義。但是如果個稅改革連對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綜合計征這個事都還都沒有擺到議事日程上，只是調整一下個稅起徵點，那離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距離就太遠了。
界面新聞：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涉及到哪些領域和制度？
王小魯：我的看法是這樣，單獨提出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能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要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推進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因為收入分配不合理是這方方面面的問題造成的，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著手解決的話，講解決收入分配制度問題，可能會流於空談。
比如土地制度。現行的土地制度，是由各級地方政府獨家征地獨家賣地，壟斷了土地市場。這個制度在初期對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促進地方建設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消極作用越來越明顯。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當作主要收入來源，嚴重推高了地價和房價，結果是工薪階層買不起、住不起房子。當然不是所有的城市，但很多大城市是這樣，工薪階層已經完全沒有能力買房子了。為了買個房子，祖孫三代的儲蓄都要拿出來，或許才剛夠首付，接下來還要背幾十年的債。這實際上是對中等收入階層的剝奪。而低收入階層只能望洋興歎，進城打工者只能住城中村或者地下室，但有些城市又在大拆城中村，限制城市人口規模。高地價高房價進而演變為城市商業服務業的高租金，推高了商業服務業成本，加重了所有消費者的負擔。而少數人靠房地產大賺其錢，地方政府也獲得了大量收入，大量用於投資和政府自身消費。但很多政府投資是低效率甚至完全無效的投資。這造成了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造成中等收入階層沉重的負擔，擴大並在繼續擴大收入差距。不改革土地制度，這些問題怎麽解決？
所以，如果離開這些具體問題，隻說要改善收入分配，說要“提低、擴中、限高”，結果可能是空談。況且由市場決定的高貢獻者高工資、高回報，是合理的，為什麽要限制？需要限制的是腐敗和不合理的高收入。
界面新聞：改革開放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差距上，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城鄉區隔的戶籍制度嗎，戶籍制度與收入分配的關係是什麽？
王小魯：改革前實行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而且不許農民進城。原因是要讓農民以低價格提供糧食，成為支持政府工業化進程的原始積累。這導致了城鄉間巨大的收入差距，事實證明也阻礙了經濟發展。改革以後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他們為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一直沒有改變，這始終是改革的重大缺項。
2013年，我寫過一個關於推進財稅體制、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建議報告，當時，我國城市化率已超過50%，但城鎮常住人口中至少有1/3是沒有城鎮戶籍的農村轉移人口，共兩億多人。他們很多人二十歲左右進城打工，把父母子女留在農村，通常比城市本地居民工作更繁重，工時更長，工資偏低，居住條件很差，多數人不能取得城市戶籍，難以享受城鎮社會保障和居民福利，無法在城市安家落戶，通常四五十歲後就只好回農村去。當時我提出，這是導致城市勞動力短缺的制度原因，促使了“劉易斯轉捩點”提前到來。戶籍改革長期拖延的結果是這些進城務工的新城鎮人口不能和其他城鎮居民一樣，平等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導致兩類人之間的巨大差距。
界面新聞：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這幾年處於提速過程中，你覺得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應該怎樣？
王小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延續了幾十年時間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內把它改掉，要一步一步來。但是怎麽改法？第一當然是擴大城鎮戶籍覆蓋，加快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這個事情正在推進中。更關鍵的是，落戶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要跟上，政府需要在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領域增加公共支出，這些方面，要加快推進。
界面新聞：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推進和到位更為重要，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是不是也是巨大的挑戰？
王小魯：現在這些事情在試圖解決，隻不過推進還是很慢。2012年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佔總人口的17.3%，共2.34億人。2017年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仍然佔總人口的16.2%，共2.25億人，五年隻減少了900萬人。這期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隻提高了7個百分點。按這個速度，解決兩億多新城鎮居民的戶籍問題還需要再等二十多年。到那時候，年紀大的移民可能很多已不在了，中年人也變成老年人了。
推進慢的重要原因在於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積極性。為什麽？因為過去很多城市已經習慣於使用大量的外來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發展，享受人口紅利，卻不必花錢為他們解決醫療、住房、養老、子女教育等問題。現在忽然說要為這些“外來人口”承擔公共服務的責任，就覺得變成政府財政的負擔了，不願意去推動。
有些地方政府說自己財政緊張，沒能力負擔更多的公共服務支出，這恐怕不真實。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在不必要的投資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上花的錢要遠遠多於花在公共服務上的錢。很多政府投資項目是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花錢很多，對老百姓意義不大。所以一個需要推進的重要改革，就是政府的轉型，政府要從一個圍繞GDP的政府轉向一個服務型的政府，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
界面新聞：那麽在您看來，我們過去這些年所提的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是個偽命題嗎，其實並不是錢不夠？
王小魯：我想這個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在現在的財政體制之下，相對來說中央的日子比較好過，這源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雖然中央每年會從中央財政轉運站移支付一部分到地方，但是主動權在中央。相對而言，地方政府那時候覺得錢比較緊張，認為財權不夠，與事權不匹配。這也是後來土地財政出現的一個主要因素。二者的不匹配，當然是存在的。另外現在地方日子好過多了，但靠賣地收入支撐畢竟不是長久之計。而且地方賣地的錢大部分都投資花掉了，用來補充公共服務的不多。
解決地方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問題很有必要。但各級政府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任務清單，或者說是地方的“事權”，承擔哪些責任，首先要解決哪些問題，要明明白白。可以肯定的是，首先要解決的不是GDP增長多少，因為這主要是市場的責任，而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等，這些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另外，現在政府財政支出中，有大量的不必要的投資支出，沒有效率，且存在灰色太空，這些都可以省下來，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
界面新聞：多年來，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制度來緩解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問題，在縮小收入差距上的效果如何？
王小魯：中央財政有不小的部分用於轉移支付，客觀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項制度本身也存在管理漏洞和不規範，特別是專項轉移支付過多，一般性轉移支付不足，而且與地方政府承擔的責任缺乏規範的銜接。專項轉移支付是由中央各職能部門分別掌握，沒有統一的支出標準，隨意性強，造成的結果是苦樂不均，而且資金使用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資金使用效率低等。
轉移支付可能對減少地區間收入差距有一定作用，但是對減少區域內部的收入差距是否有作用仍不確定；另外，由於財政轉移支付不夠制度化，特別是功能設計不夠清楚，監管不力，都有可能削弱其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界面新聞：這幾年財政轉移支付的狀態是不是好一些了？
王小魯：這幾年確實有所改善，但是改革推進的速度和我們期望之間，差距還很大。誰手裡的既得利益也不願意放棄。涉及部門之間的有些事情推進緩慢。例如專項轉移支付有所減少，但減少的速度很慢，有些減少只是統計上的變化，沒有很大實質性進展。
界面新聞：今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涉及到了一些部門職能的深度調整，我們期待未來會有所改觀。
王小魯：這次很多部門的職能作了重大調整，應該說會相應的帶來一些變化，部委權力做了重新劃分和整合，如果借這個機會推進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話，是完全有太空的。但是具體怎麽設計，目前還不清楚。
發展、效率和平等的關係
界面新聞：我看你的著作裡面也提到了很多關於庫茲涅茨的研究，庫氏把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兩大因素。過去40年，這兩大因素是如何影響到中國的呢？
王小魯：庫茲涅茨重點討論過幾個因素對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其中兩個最重要且互相關聯的因素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庫茲涅茨認為，工業化早期階段，儲蓄大量轉化為資本，從而為富人帶來更多的資本收益，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後來隨著政府政策變化，如針對富人的遺產稅、針對資本的征稅、政府關於通貨膨脹的政策等，削弱了富人的資本積累速度，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收入差距。
關於城市化，庫茲涅茨認為，人口從農業部門和農村向非農業部門和城市的轉移，可能首先導致城市低收入階層擴大，因而導致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但隨著遷入者及其後代收入的逐步提高，同時伴隨農業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減少，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
具體到中國來講，在工業化方面，在1980年代改革期間，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因為農村改革先行，城市還沒有放開，農民建了很多工廠來滿足市場需要，也提高了收入。當時這有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是後來城市改革開始了，城市有規模效益，製造業逐漸往城市集中，一度造成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
這就涉及你剛才提到的城市化問題。城市化的初期階段，可能會帶來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以及造成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但長期看，城市化是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的。對於中國來說，由於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城鄉差距巨大，城市化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會更加突出。
界面新聞：城市化初期，居民收入差距是擴大的嗎？
王小魯：對，城市化初期可能導致差距擴大的因素會更突出，就是城市發展快，農村發展慢，城鄉差距就擴大了，國際上通常也是這個情況。
界面新聞：1980年代初期，是不是包括學界在內，也有一些觀點認為經濟效率提高了，GDP上來了，自然而然會導致社會的公平，導致收入差距縮小？
王小魯：一直有這個說法，但經濟發展自然導致公平分配的說法未必成立，因為收入差距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制度和政策因素。但關於效率和公平的關係，也不像另外一些人理解的那樣，所謂要效率就一定會喪失公平。我們過去做過一些研究，中國不同省份之間，可以看到市場化程度更高的一些沿海省份，相對來說收入分配更公平一些。
界面新聞：其實，庫斯涅茨曲線是附加了很多前提因素的吧？
王小魯：實際上庫茲涅茨講的那個倒U型曲線，一般理解說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差距會先擴大後縮小，其實並不絕對。有人甚至用這個曲線做證據，認為經濟增長最終會自發導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所以不用在意收入分配問題。
這是有誤解的，當年庫斯涅茨在發表的論文中，他強調了很多因素，包括稅收、轉移支付、人口等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因素，他也涉及到城市化的問題，收入差距大小是由很多複雜因素影響決定的。
界面新聞：您剛才強調了市場化程度對於公平的收入分配的意義，那政府的因素呢？
王小魯：我說的市場化程度是對市場化進程的一個衡量。我們有這麽一個課題，隔幾年會重新做一次，會公布新的進展。你可以看到各省的市場化進程是不一樣的，有些地方快，有些地方慢。總體來說沿海地區快，但也不見得都是這樣。也有些沿海省份市場化進展比較落後，而中西部省份裡也有市場進程比較快的。總的來說，市場化程度相對高的省份，收入差距相對小一些，而一些市場化進程比較落後的中西部省份，收入差距反而更大。
當然，能不能最終解決公平問題？ 還要靠很多制度的完善。即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你要最終解決公平問題，光靠市場還不行，還要靠政府健全各項配套制度。
界面新聞：這時候政府角色就變得很重要了。
王小魯：對。不同的政府政策和制度有可能縮小收入差距，也可能擴大收入差距。
分配領域的政府和國企角色
界面新聞：具體來說，在收入分配領域，政府應該扮演哪些角色呢，是不是更多的要體現在再分配領域？
王小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政府都應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比如說初次分配方面，政府應該在保障勞動者權益上發揮作用，監督企業不拖欠和壓低員工工資，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但同時也要減少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不適當乾預。這些乾預都有可能對收入分配產生不利影響。
在再分配領域，政府當然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轉移支付、社會保障體系、扶貧以及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未來解決好這些問題，還需要政府行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過去幾年，反腐力度加強是非常有必要的。長遠看，制度建設更關鍵，就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所謂制度的籠子就是有一套法治體系，有一套監督制度，讓政府運作更加透明，更加公開，讓老百姓能夠看得到，有說話的管道，有監督的管道，不允許少數人胡作非為。恐怕這是最關鍵的問題。這樣才能防止腐敗和濫用權力導致收入分配的扭曲，出現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界面新聞：過去40年，中國在再分配領域還是有了不小的進步，這個大家是都能看到的，當然問題還不少。
王小魯：客觀講，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一套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基本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社會保障覆蓋了絕大部分人。當然，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實現全覆蓋，比如在城市中，還有很多新城鎮居民沒有戶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沒有被納入到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中去，不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方面，至少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水準有了提升，除了醫保之外，整個公共醫療衛生體系都在發揮作用。但是剛才也提到了，各個領域都還有很多缺失需要彌補。
界面新聞：舉個例子，比方說在公共教育方面，還存在哪些缺失？
王小魯：比如說和城市教育相比，農村教育在整體資源投入和品質上要差很多，農村師資缺乏，教育水準相對比較低，這些都是很大的現實問題，怎麽改善農村教育，值得下功夫。
再比如說，重點學校和一般學校之間差距還是很大的，政府投入大量支持重點高校、重點中學，對普通學校的支持弱得多。在公共教育體系中，優質資源畢竟有限，一個城市裡，好學校就那麽幾所，誰能進得去誰進不去，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甚至變成一個和收入分配有關的大問題，在資源分配上出現了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如何解決問題呢？政府還要一碗水端平，保證教育公平。另外光靠公立學校行不行？我一直覺得教育、醫療都得兩條腿走路，即在發展公立教育的同時，還要鼓勵民辦教育，發展公立醫院的同時，還要鼓勵民辦醫院去發展，公共部門要均等服務和提高效率，私營部門要有足夠的發展太空。
界面新聞：在收入分配改革領域，過去這些年，關於公共部門比如國有企業的角色也一直受到很大關注。國企到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扮演一個什麽角色呢？前幾年，國企分紅被熱議，不久前，國企部分股份充實到了社保資金裡，這些都涉及到收入分配領域。
王小魯：改革以前，經濟效率很低，所以我們才需要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市場制度，需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那現在國企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說在哪些領域裡需要國企？這些要搞清楚。比如說在競爭性領域，就沒有必要強調發展國企還是非國企，企業只要符合市場的要求，按照市場競爭原則發展就可以，誰有效率誰就應該做大做強，沒有必要認為這個領域裡要保護哪一部分企業，要給哪一部分企業吃偏飯，靠市場實現優勝劣汰是最好的選擇，而且這也更公平。
單純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認為國企就比民企應該優先，我認為是不對的；但還有另一種意見說，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應該退出，我認為也沒有必要。如果一家國企有效率，為何要退出？
在收入分配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國企利潤或者國有資產來給老百姓服務，比如充實社保資金，這也是國有企業存在的重要意義。
另外，有些天然壟斷性部門怎麽辦？還有公共服務部門怎麽辦？有外部性的領域怎麽辦？這些就可能需要國企來承擔更多的責任，但需要防止壟斷利益轉化為私人利益或小團體的利益，防止它侵害公共利益。這需要一套現代的企事業管理制度和外部監督制度，來保證國企是為公眾服務的，不是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
界面新聞：政府扶貧也是收入再分配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目前正在進行扶貧攻堅，並確定了到2020年要實現全部脫貧的總體目標，這對於我們縮小收入差距的意義是什麽？
王小魯：改革期間，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按1978年的貧困線標準是人均年收入100元，那時候，2.5億人是收入低於100元的貧困人口，佔農村人口31%。現在，按照新的貧困標準是2010年不變價格2300元，中國仍有7%的貧困人口。這7%的貧困人口問題靠市場解決很難，需要靠政府來解決，現在搞脫貧攻堅，我認為是對的。但是如何做得更好，還有很多要研究的問題。並不是說政府把錢撒出去了，這個事就解決了。
我覺得，農村脫貧很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方面要落實社會保障制度，就是農村脫貧要和保障制度的落實聯繫起來。包括完善農村的低保制度、養老保險、合作醫療等。現在農村低保有兩個問題，一是保障水準還低，二是分配不均，有些地方是憑與村幹部的關係才能拿到低保，真正窮的可能拿不到。這種情況亟待改變。另一個方面是一些自然條件非常差的地方整體搬遷，更需要考慮如何讓他們獲得穩定的生存條件和就業機會。這些問題不解決，可能過幾天又返貧了。
2020年實現整體脫貧，當然是很有意義的。這意味著收入分配的改善。但關鍵不是只看數據，而是要看實際情況。而且到那時也不意味著扶貧任務結束了。因為按現行標準的絕對貧困人口沒有了，還會有相對貧困人口，還需要繼續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
界面新聞：剛才我們回顧了過去40年的方方面面，站在今天這樣一個節點上，我們更期待未來十年或者未來40年後，中國人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顯著縮小，收入分配制度越來越公平合理，所以，改革需要繼續有效推進下去。在您看來，未來的改革需要如何展開？
王小魯：這方面我覺得可以先看看發達國家的現狀，他們有哪些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借鑒？目前，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控制得比較好，貧富差距不是那麽大。比較這些發達國家，我們要在以下兩方面努力，一是實現一個更公平的市場環境，減少壟斷、減少尋租、減少權力對市場的乾預；二是建設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政府收入轉移支付制度，這幾套制度完善了，就能保證即便是窮人也能夠體面地生活，能夠有一個安穩的生活條件，貧富差距可以大大的縮小。
界面新聞：就是說，我們在再收入分配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太空。
王小魯：對。這方面有很多研究。有一些研究證明我們在再分配之前和再分配之後，收入差距的縮小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得更好，通過再分配制度，有效的縮小了收入差距。所以我們還需要完善和健全再分配收入方面的各項配套制度，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這些方面改善的太空非常大。
對政府而言，要把資源配置的決定權交給市場，政府主要解決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是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等問題。
（注：實習生陳慧東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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