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最新版教科書關於“武王伐紂”的表述
文 | 楊津濤
現行七年級初中歷史教科書，在第4課《早期國家的產生和發展》中講到“武王伐紂”這段歷史時，是這樣說的：
“商紂王……對外征伐，耗費國力，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各地勢力，組成龐大的政治聯盟，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倒戈，周軍佔領商都，商朝滅亡。”
在該課的“課後活動”中，還有一道思考題：“總結一下，夏、商、西周三朝滅亡的共同原因。”參考教材中“桀不修德行，統治殘暴”、“周厲王與民爭利”等其他相關描述①，該思考題所問及的“共同原因”，顯然指向了“統治者腐敗、殘暴，引致人民反抗”這樣一個答案。
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見的商周鼎革，並不是教科書呈現的這種面貌。
商、周本為世仇
1、商君武乙褻瀆周人信仰，在周地神秘死亡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記下一個傳說：商朝國君武乙曾經褻瀆周人信奉的天神，後來武乙在“河渭之間”打獵時，被雷擊而死。所謂“河渭之間”，即黃河和渭水間，是周人統治的核心地區，武丁死在這裡，意味著是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懲罰。
對於這個傳說，現在的學者大致有以下兩種解釋：
一是從信仰上看。如日本學者、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長白川靜認為：
“對天的信仰為周人所固有……武乙的傳說是對這個信仰的挑戰，侮辱天神的行為，同時就是作為神聖帝王而拒絕了周人的信仰”“武乙僇辱天神的傳說，可視為其宗教糾紛的表現”。②
二是從軍事上看。如先秦史學者、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分析：
“文丁的父親武乙獵於河渭之間，遭遇暴雷震死。武乙河渭之狩，未必只為了畋獵，大約也多少有以兵威鎮懾周人以防反側之意。暴雷震死又太古怪，未嘗不可能是其他死因的掩飾。”③
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商、間早有矛盾，是不爭的事實。
2、周君季歷開疆拓土，被商君文丁所殺
季歷在位期間，周開始開疆拓土。他先是奉商朝的命令，征討西北的鬼方，得到商君武乙的賞賜，古本《竹書紀年》說，
“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裡、玉十轂、馬八疋”。
後來季歷又率軍征討山西地區的戎狄，被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為“牧師”，即諸侯之長。此後，季歷繼續在山西地區開疆拓土，如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人不斷擴充國土，讓商人倍感威脅，文丁遂設法囚禁季歷並殺死了他。
3、紂王囚禁周文王
季歷死後，他的長子姬昌即位（即周文王）。姬昌繼續擴展勢力，並且在商君帝乙二年，發動了一次意在復仇的伐商戰爭。事後，帝乙將妹妹嫁給姬昌，作為安撫。④帝乙死後，紂王即位，封周文王為“西伯”，即西部諸侯首領。後來周文王觸怒商紂，又一度被囚禁在羑裡。
周文王回國後，維持對商朝表面上的臣服的同時，積極擴張，先後滅了密、黎、邘、崇等諸侯。
共行天罰or解決饑荒？
周武王“替天行道”討伐作惡多端的商紂，此說所依賴的主要資料是《史記》。
按照《史記》描述，周武王組織“孟津觀兵”，其他諸侯都說“紂可伐矣”。武王卻說“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兩年後，周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乾，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才遍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打出“共行天罰”的旗號來替天行道。
這段描述在事理上有頗多不可理喻之處。一者，“孟津觀兵”本是為了伐紂，即便只是“軍事演習”也仍形同對商的一種政治挑釁；二者，周及諸侯之軍群集孟津本屬不易，人力物力消耗甚巨。周武王解散聯軍的率性做法，對敵人而言，形同給了商兩年的準備時間；對盟友而言，無故消耗他人的國力，形同“烽火戲諸侯”。鑒於“孟津觀兵”一事在司馬遷之前不見於典籍，此說的真實性是相當可疑的。
如果“共行天罰”之說缺乏依據，“武王伐紂”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麽呢？
在《左傳·僖公十九年》中，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被記錄了下來：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據此，民國歷史學者張蔭麟，在其所著《中國史綱》中推測：
“可見牧野之戰，也是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武王是知道怎樣利用饑餓的力量的。”⑤
考古發現也確能說明商末氣候惡化，曾經發生乾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經發掘的一些墓葬和水井，呈現不斷加深的傾向，說明地下水位在持續下降。⑥從甲骨文中的卜辭看，自商末文丁開始，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而在此前，商人一次祭祀使用的牲畜能有數十，乃至數百頭。牲畜的減少，應該與氣候乾旱，水草退化有關。史籍中“洹水一日三絕”、“河溺而商亡”等記錄，也反映了這一情況。
長期研究西北歷史環境的學者王暉、黃春長認為，商末的乾旱迫使商人向東南發展，也讓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資源較充足的地方遷都。他們指出，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戰發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導火索是為了解決因旱災發生饑荒的生存危機，是周人為了尋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舉動。”⑦
“解決饑荒之戰”，顯然比“共行天罰之戰”更有史料依據。
商軍倒戈or血流漂杵？
歷史教科書將商軍倒戈，作為武王取勝的一項重要原因，其來源同樣是《史記·周本紀》：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人。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對於這種說法，呂思勉很早就表示了懷疑。他認為，有關倒戈的內容是司馬遷自己加上的，而非史實。⑧呂思勉更相信《逸周書·克殷》對牧野之戰過程的敘述：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牧野之戰事關興亡。周人與商人競爭交惡至少有四代人的歷史，商人對周人也 不會掉以輕心。《尚書大傳·大戰》對戰事的描述顯然更近情理：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
《尚書·武成》形容此役“血流浮杵”，《春秋文耀》稱“牧野之戰鬼哭”。這些記載俱與《史記》的描述大相徑庭。
大約自孟子開始，儒生們傾向於否認“牧野之戰血流漂杵”之說，渲染“武王伐紂兵不血刃”，確實有助於佐證儒家“仁者無敵”的理論。⑨不過，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針對當時的流俗，卻也有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的灼見。
事實上，孟子否定“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原因是很粗暴的——孟子認為周武王以“至仁”之師，討伐商紂王的“至不仁”之師，絕無“血流漂杵”的道理——也是超出事理常識的。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此有很精辟的分析：
“吾儕讀《尚書》《史記》，但覺周武王吊民之師，其文明程度，殆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誰複能識‘血流漂杵’四字作何解？”
“孟子因《武成》歎‘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此。推孟子之意，則《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蓋為偽作無疑。其實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象。”
“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梁啟超此語，可謂道破關鍵。
伐紂的具體時間仍存爭議
近代以來，學者們對於武王伐紂年代的推論，多達44種，其中最早的說法是前1127年，最晚的是前1018年，前後相差約300年。
教科書中說武王伐紂發生於“前1046年”，使用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一些學者，按照利簋銘文中所說克商戰役當日的天象——歲星在天空的位置，再結合《國語》等文獻及天文學知識，推斷武王伐紂的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整體項目”通過國家驗收後，其包括武王伐紂時間在內的主要成果並未獲得學界普遍認可，
“夏商周斷代工程最終提交的‘金文歷譜’因湊合而成，很不嚴格，且很多問題及矛盾……它推定伐紂年，還需《武成》《召誥》等文獻資料。通過排譜，夏商周斷代工程實際只得到了周成王元年為BC1042，據此推定克商年還要參考文獻中的王年材料，該結論實與克商BC1046和BC1044兩說均不矛盾，似與後者更妥，因為武王在位2年說似比4年說更有依據……西周列王年數及武王伐紂年結果，尚不足以作為定論。”⑩
又如甲骨文學家胡厚宣、胡振宇即說：
“公元前1046年雖被‘斷代工程’選定為武王克商年，但因上古時期史料缺乏，‘前1046年說’同樣並未能使其他各家所信服”。
綜而言之，教科書上有關武王伐紂的內容，一方面拘泥於傳統的“有道伐無道”敘述，而忽略商、周世仇的背景，及牧野之戰的殘酷真相；另一方面寫入尚無定論的伐紂年代，同樣有欠妥當。
注釋
①《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頁；②（日）白川靜：《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頁；③許倬雲：《西周史》，三聯書店1994年，第86頁；④白光琦：《先秦年代續探》，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0頁；⑤張萌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頁；⑥《武王伐紂的歷史情境複原》，《大眾考古》2016年第9期；⑦王暉、黃春長：《商末黃河中遊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⑧呂思勉：《讀史劄記 上》，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11、112頁；⑨蘇德榮：《武王伐紂研究》，中國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頁；⑩李勇：《武王伐紂年質疑》，《第七屆北京青年科技論文評選獲獎論文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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