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預言家趙烈文：對晚清局勢和命運看得過於透徹

19世紀60年代，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冤罪殺機以及太平天國起義的打擊之後，大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湧現出一批力挽狂瀾、重振大清國威的人物，代表人物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胡林翼等。他們積極推行洋務運動，開辦工廠、購買軍艦、恢復各項經濟文化事業，連老佛爺慈禧太后也投入了難得一見的熱情，朝廷上下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一番改革搞得轟轟烈烈，一個世界強國的重新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了，這就是史稱“同治中興”的時期。

可是就在出現“中興”的繁榮局面時，有一個人卻偏偏要唱反調，膽敢在大清重臣曾國藩面前直言：大清已經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不過也就是五十年內的事情！以後的歷史發展果然如他當初斷言的一般。而這個“預言家”就是趙烈文，曾國藩的一個幕僚。

曾國藩的心腹怪才

趙烈文（1832年－1894年）是江蘇陽湖（今屬常州市）人，出身世家大族，年少時就以才學聞名鄉裡，不過他的科舉應試之路卻並非一片坦途，屢試不第。

有才名卻不能為世所用，這背離了古時文人學而優則仕的終極目標。況且當時正值清朝內憂外困、急需人才之際，趙烈文便選擇了科舉應試之外另一條能為國家效力的路線——幕僚。1855年，賦閑在家的趙烈文被親戚引薦給了曾國藩，而當時的曾國藩和他麾下的湘軍正與太平天國苦苦鏖戰，久攻不下反而坐困南昌，身邊隨行的幕僚為著自身生計陸續遠走，曾國藩正是急需用人之際。

對趙烈文這樣素負才名又一身傲氣的文人，曾國藩首先就要殺殺他的銳氣，順便考察一下是否為己所用，所以沒有直接讓趙烈文在大營中擔任職位，而是把他打發到駐扎在樟樹鎮的湘軍水陸各營去參觀，一心想讓這個落第書生開開眼界。不過結局卻大大出乎曾國藩的意料，等到這位趙書生回到大營，不但沒有被震懾住反而不客氣地對軍務提了一大堆意見，他說：“樟樹營陸軍營製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這一番話讓曾國藩心裡十分不悅，他最厭煩紙上談兵、空口說大話的書生了。

趙烈文看出曾國藩對自己並無重用之心，向曾國藩辭行，而曾國藩對趙烈文也不甚滿意，並沒有多加挽留。正在趙烈文將走而未走之時，突然傳來湘軍在樟樹鎮大敗的消息。曾國藩一驚，馬上對趙烈文刮目相看，趙烈文也正式成為曾國藩的幕僚。

趙烈文真正有實學之才，他涉獵佛學、易學、醫學、軍事、經濟，尤其對各項事務以及時局的見解獨特，洞察分明，堪稱“預言家”。趙烈文曾經為曾國藩分析過清廷為什麽會讓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掌握實權，他認為清廷是因為內憂外困，在滿清貴族中實在找不出能擔當大任的人，危難之間沒有其他選擇，是朝廷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是真心信任、重用他們，一旦政局穩定，這些功臣良將必定會鳥盡弓藏。

正是這個一針見血的分析，使得曾國藩在日後剿滅了太平天國起義後，立刻自動申請裁撤湘軍，以免被朝廷抓住把柄整肅自己。

迷境外的清醒者

趙烈文對晚清局勢和命運看得過於透徹，他認為清朝積怨太多，不止一次地斷言清朝命數已盡，已不堪扶持。他曾建議曾國藩不要寄希望於清廷，而是依靠自己的雄才大略抓住時機自謀出路。雖然這類似於勸曾國藩“自立”或“謀反”的話並沒有被曾國藩采納，但是趙烈文對清朝的認識是相當準確和深刻的。

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曾與趙烈文進行過一次有關國家命運、前途的長談。曾國藩講述了京師社會治安很差，不僅時常發生凶案，而且街市上乞丐成群，甚至還有婦人光著身子沒有衣服穿，百姓生活困苦。趙烈文則分析認為：按照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發展趨勢，現在清朝走向動亂分裂勢在必然，只不過現在皇上的余威尚在，而地方割據還沒有形成氣候，尚且還不會滅亡。但是將來出現禍端肯定是朝廷首先垮台，地方各自為政，出現這種局面，估計不出五十年。

作為朝廷大員，曾國藩還是對清王朝抱有一線希望，認為當朝的恭親王奕忻為人聰穎，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國家的禍事。但趙烈文則認為要想挽救頹局，小修小補根本無濟於事，而奕忻、慈禧都不是能夠從根本上對朝廷體制進行改革的人，所以清朝還是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

1868年9月，曾國藩終於有幸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奕忻及滿清其他高官。在幾天之內通過近距離觀察，曾國藩對清朝抱有的一絲幻想終於灰飛煙滅了。他後來向趙烈文坦承，慈禧才學一般、談不到要點，奕訢等權臣分別有不能立、剛愎自用、才薄識短等種種致命的缺陷。清王朝確實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了。

趙烈文不是朝廷要員，也沒有近距離接近過統治中心，而且他也算不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信奉者，但是能對清朝政局做出如此精辟的論斷，這並非偶然或是妄下斷言。趙烈文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深諳王朝興衰之道，對歷史的認知十分深刻；另外作為一個怪才，他的思想獨立而獨特，眼光敏銳而毒辣。這些造就了他思想深刻的個人特質。

堪比智囊的幕僚

相較於趙烈文自身的才學構成而言，造成他思維方式與眾不同、對政局觀察透徹的重要原因還因為他的幕僚身份。

幕府作為一個吸納和使用人才的政治機構，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幾乎活躍在從先秦到晚清的每一個朝代。幕府在政治意義上而言，其實是各級統治者最重要的佐助工具，其中最重要的職能是參議決策和掌握機要，與現在的智囊團類似，都是出謀劃策的智力機構。

這一點在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以及改朝換代時期的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三國爭霸，可不是魏蜀吳的三個大頭頭之間的對決，而是他們麾下的眾多謀士們的較力。元末政治敗壞，各路起義軍都想坐上中原霸主的寶座，朱元璋能異軍突起也少不了幕僚們的重要協助，當年朱升向他提出了著名的“高築牆、廣納糧、緩稱王”的建議，於是他在劉基、宋濂、馮國用等人的步步謀劃中順利登上了大明開國皇帝的寶座。而趙烈文所投靠的曾國藩幕僚集團也是當時清朝最大的幕僚集團，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人才濟濟，其中著名的有胡林翼、李鴻章、華蘅芳、容閎等，冠絕一時。

正是幕僚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得幕僚在錯綜複雜的官場上，心態相對超脫，視角也就更加開闊，能“置身事外”縱覽全局。趙烈文在充任曾國藩幕僚期間，對時政民生觀察入微，他的視角從平民到封疆大吏無所不有，這才使他能夠比身在局中的曾國藩更能看頭大清王朝的本質。事實果然如趙烈文所料，同治中興之後，一場甲午戰爭把清朝打回原形，清朝不可避免地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