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加裡·奧德曼（Gary Oldman）盤活了無甚新意的電影《至暗時刻》，還把大半個世紀前的丘吉爾帶回了人間。在藝人的天才演繹下，一個時代英雄活靈活現，甚至讓我懷疑，奧德曼刻畫了一種不大符合常理的關聯。他的表演似乎暗示，在英雄的身上，具體的錯誤與抽象的德行乃是不可分割的人性。以至於當片中的丘吉爾柔聲細語地把加裡波利（Gallipoli）的災難全部歸咎於無能的下屬時，很多觀眾會心生憐憫。哪怕在那個地方，那個狹長半島的海岸，被戰爭葬送的人超過10萬。
從地圖上看，加裡波利半島就像歐洲大陸朝西南方向的愛琴海伸出的一隻細長的羚羊角。“羊角”與對岸形成一個逼窄的水道，即聞名的達達尼爾海峽。船舶惟有穿過這個海峽，才能駛入馬爾馬拉海，然後抵達這片土耳其內海東側的君士坦丁堡。到了那裡，再經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方能進入黑海，接近沿岸的格魯吉亞、烏克蘭、俄羅斯以及巴爾乾諸國。79年前，這些地方要麽在沙皇俄國轄下，要麽曾經屬於奧斯曼帝國。
那是1915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後的第二年。眼看西線戰事膠著，時任第一海軍大臣的丘吉爾決定從南線突破，派一支艦隊穿越達達尼爾海峽，直擊君士坦丁堡，逼迫土耳其投降，幫助沙俄擺脫奧匈帝國和德國對黑海的封鎖。
想必正是從地圖上看到了要害，丘吉爾才有了這個大膽的計劃，但他決定待在國內遙控指揮。大概在他的心目中，土耳其不過是一個紙糊的敵人。這個國家丟了東南歐，丟了北非，丟了巴爾乾，把祖輩掙下的家業敗得一乾二淨。如此“西亞病夫”，戰端一開肯定望風披靡。
果然，英法聯合艦隊臨近土耳其海域，大洋一片平靜，似乎預示著未來的祥寧。可是當他們一路炮轟闖入達達尼爾海峽，突遭水雷襲擊，幻覺就破滅了。艦隊指揮慌了手腳，下令趕緊撤退，錯失了一鼓作氣拿下君士坦丁堡的絕佳時機。
陸上的情形也很相似。一開始先頭部隊讓敵人潰不成軍，可是當土耳其人穩住陣腳開始伏擊，缺乏後援計程車兵立刻成了海灘上的魚，到後來連戰場總指揮也受傷抬回了國。
照理說丘吉爾應該暫緩進攻，檢討一下原計劃的得失。然而戰爭的邏輯就是這樣，一旦發動者認定它是巨集大戰略的一部分，它就非但停不下來，還會步步更新。為了奪回海灘，丘吉爾調兵遣將，從埃及派來了一支8萬人的遠征軍。士兵以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為主，故稱“澳新軍團”。
士兵們從未受過夜間登陸訓練，更別說了解加裡波利的地形地貌了。當他們錯誤地在一個無名小灣登陸，才發現那裡根本不是建立灘頭陣地的適合地點。到處都是光禿禿的硬土和岩石，別說構築掩體工事，有些地方連一道淺淺的戰壕都挖不出來。在土耳其人的槍林彈雨中，他們只能躲在岩石的縫隙間胡亂射擊。
登陸戰從4月一直持續到次年的1月，春去秋來酷暑嚴寒，澳新軍團困守在不足400米的灘頭，承受著炮火、痢疾、腹瀉、寒冷以及一連串絕望的自殺式衝鋒。一萬多士兵死在這裡，有的草草掩埋，有的無人聞問。
這段絕望到令人虛無的慘劇曾多次搬上銀幕，最著名的一部就叫《加裡波利》，由後來導演《楚門的世界》的彼得·威爾（Peter Weir）執筒，參演者包括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等人。作為戰勝方，土耳其也拍了不少影視作品。最近一部電影叫《恰納卡萊》（?anakkale），因為在土耳其的歷史教科書上，那場戰爭以達達尼爾海峽沿岸的一個城鎮命名，稱為“恰納卡萊之戰”。
電影我也看過，製作上遠沒有《至暗時刻》那麽精良，演員更是不及。片中塑造的戰爭英雄、後來的“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無論言行都像加裡波利的岩石一般毫無生氣。當然，影片也沒有理由提醒觀眾，土耳其贏得的是一場慘勝。協約國軍隊總共死亡人數56000多，他們也是。
後世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無論是土耳其、澳大利亞還是紐西蘭，他們的國家認同都與這場戰爭密不可分。有了這份驕傲，土耳其才能從奧斯曼帝國的僵死軀殼中破繭而出；有了這份深切的哀痛，澳新兩國民眾才第一次覺悟，什麽叫做家國情懷。
如今，澳新軍團登陸的那個無名海灣成了一片大型的墓園，埋葬著澳新軍團的遺骨，也安息著土耳其的亡魂。現在它的地名叫“澳新軍團灣”（ANZAC Cove）。很難想象，當年堅硬的岩石上，可以長出青草，還有蒼翠的樹。
墓園的一塊石碑上，鐫刻著凱末爾的幾段話，摘自1934年他寫給澳新兩國母親的一封信。銘文如下：
“這些獻出鮮血和生命的英雄們
在一個友好國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長眠
約翰尼們與穆罕默德們
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區別
我們把他們安葬在一起。
從遙遠國度將自己兒子送到戰場的母親們
擦乾你們的眼淚吧
你們的兒子如今躺在我們的懷裡
他們在安息，他們將和平地長眠
在這塊土地上獻出生命之後
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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