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芳思 馬克·伯納德
敦煌毗鄰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這是一條橫貫中西的商貿交通要道，它沿著中亞腹地的沙漠邊緣分為北路和南路。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賈們從綠洲到綠洲運輸絲綢等貨品的通道，而且是佛教傳入中土的重要通道。20世紀初，（國際考古學家）對絲綢之路遺址進行考察的競爭已日趨激烈。
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的合影，攝於1907年秋。中間為斯坦因和他的愛犬“達什大帝”，左起為助手易卜拉欣·拜格、蔣孝琬；右側是兩名測量員；後方為廚師。
1907 年5 月21 日，斯坦因“朝著神聖的洞窟進發”了。這座洞窟距離敦煌綠洲不遠，坐落在中國西北部的羅布泊沙漠西緣。綠洲裡，可見棉株點翠，白楊、榆樹掩映。而綠洲之外，則是茫茫的“灰色礫石荒原”。從環繞於周邊的眾多沙丘下，延伸出一道長長的崖壁。在崖壁的下方，有一條小溪，岸邊長著高高的白楊樹。而在崖壁上共有數百個石窟，“如同蜂窩一般，大大小小、洞口開豁”。石窟中間通常有灰泥雕塑的佛陀造像，開鑿石窟是為了便於僧人坐禪。在唐代，這些石窟作為佛教聖地最受歡迎。
3 月16 日，他第一次來到石窟，“走馬觀花地挨個瀏覽洞窟”，記錄“成排的菩薩像……或單尊或被眾多供養人圍繞的佛像”“那些人物莊嚴肅穆的風度”“繁複多姿的花邊”“華麗非凡的山水畫”。不巧，自封為洞窟守護者的道士王園祿為了修葺石窟而外出化緣去了。“一位頗有頭腦的烏魯木齊突厥生意人……扎義德·拜格……提起一個傳言，說……偶然間發現了大批的古代遺書。數年後，這些遺書又被藏入某處石窟。”因為研習古代遺書是斯坦因最為熱衷的志趣。所以，他焦急地等待王道士的歸來。直到5 月21 日，斯坦因才終於又能重返石窟。斯坦因自稱：
此間可是有著許許多多的古代寫本寶藏等著來發掘！這個念頭就如同一個隱秘的磁場一般，又把我拽回了千佛洞。
然而，斯坦因想接近敦煌石窟中那些古代遺書卻委實不易。對與他初次相見的王園祿，斯坦因寫道：
看上去，他是至為小心拘謹的一個人，極度地靦腆緊張，臉上還不時地流露出一種詭秘的狡猾神情，而那絕不是在鼓勵我。很明顯，一開始他就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斯坦因和他的中國助手師爺蔣孝琬都竭力勸說王園祿給他們看這些古代遺書，並特意援引了玄奘前往印度取經而後又將經典翻譯成漢文的故事。斯坦因告訴王：“我是何等地崇拜玄奘。我又如何追隨著他的足跡，從印度翻山越嶺、穿過荒無人煙的沙海一路而來。又是如何隨他之後，一一造訪了他當年曾經去過並描述過的寺廟遺址……”
這樣，斯坦因不出數日便初嘗勝利果實。他在筆記中描述：
當王園祿“鼓足勇氣，為我打開了那扇緊鎖住狹窄通道的陋門……裡間露出的景象讓我雙目圓睜。在油燈昏黃閃爍的光亮下，層層疊疊地緊密堆放著大堆大堆的文書，雜亂無章地一直堆到了高約10 英尺的地方。如同後來的測量結果，這些文書的體積大約有500 立方英尺，相當於一個9 平方英尺的小廳或小禮拜堂。余下的空間，就僅夠兩個人駐足而立”。
王園祿曾將第17窟的遺書全部搬出，後來又悉數放回原地。即便如此，很多遺書依然被成捆地堆在一起，通暢還用長長的紙卷包裹起來。這種捆扎在一起的方式提示斯坦因：這些古代遺書的放置絕非倉促而就。
事實上，窟中發現的許多經卷均不完整或有損壞，這也說明它們是因不再有用而被放置在一邊。它們被妥善地保存下來，其中有些有1 500年以上的歷史。這得益於紙張的品質和洞中黑暗、乾燥的條件。
王園祿對是否讓斯坦因觀看這些遺書，其實頗為躊躇。最後，他還是“鼓足勇氣，滿足了我的願望，只是……只要我還身在中國的領土上，就得對這些‘新發現’的所在地三緘其口。王自己也憂心忡忡地，擔心夜裡會在他住處以外的地方被人撞見。於是，蔣孝琬自願充作唯一的搬運工。在此後的七個夜晚，他都帶著東西來到我的帳篷。隨著搬運的東西越來越沉，到最後竟然到分批運輸”。
正如斯坦因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從未做過系統的調查。王園祿給他什麽他就只能看什麽。而且，“在那樣匆忙的搜檢中，我也無暇好好欣賞經手的所有古代藏品”。斯坦因描述：
在我飛速地查閱那些混在一起的成堆寫本時，我永遠也不知道王對我們的縱容還能持續多久。我一方面滿心歡喜，但同時那些源源不斷湧入的新材料又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即便是那些文物以及我能夠充分估量其價值的既非漢文又非藏文的文書，我也完全沒有可能仔細查看……那時最讓我糾結的，卻是我的漢學素養不夠。倘若能用我印度學知識的一半來換取對應的十分之一的漢文學養，那我該是何等的高興啊！即使有蔣的熱心相助，可置身於那浩瀚的令人窒息的大堆佛教典籍和其他文獻中，我永遠都沒把握說沒有漏掉那些有重要歷史和文學價值的材料。
1908 年，在斯坦因到達敦煌一年之後，他的對手伯希和也抵達此地。與斯坦因一樣，伯希和也險些被藏經洞中大量的材料所吞噬：
我盡最大努力飛快地搜檢這個藏經洞……沒有可能完全打開並查看15 000—20 000 個卷軸，因為這樣的工作恐怕六個月也完成不了。但我得查看每一份卷軸的內容是什麽，決定這裡面是否有前所未見的新材料。此外，我還得做以下兩種決定：這是不惜一切代價非到手不可的，還是盡量爭取獲得但同時若不得已也可能放棄的。即便我如此努力，這項工作也花費了三周時間。
斯坦因把他的精力集中在非漢文資料上。他的中國助手蔣師爺對他的幫助有多大呢？蔣孝琬原是當地政府的一名小吏，斯坦因在喀什時，經由英國領事馬繼業的舉薦而雇用了蔣孝琬。但他不熟悉佛教，對佛教術語更是一頭霧水。
我那位實誠的師爺，他對錯綜複雜的佛教申花和造像的所有細節，一概都是外行。在對向導滿懷期望的人面前，他如何能準確無誤地理解，並進行專業上的解釋呢？
只有當蔣孝琬對著懂梵文的斯坦因高聲誦讀他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經卷時，一切才變得明白：
在蔣不斷地往複誦讀那些套話時，我聽出了這樣一些詞，比如“菩薩”和“波羅蜜”，這是漢語裡對梵文“Bodhisattva”和“paramita”兩個詞的讀音。由此我才了解到，對一般的中國文人而言，中國佛教的術語是何等地怪異和難以理解。
這是一部漢譯的梵文佛經。
第16窟。洞窟內側有一扇門，位於照片的右側，通向第17窟。這張照片是經過合成加工的，疊加了成堆的文書。這樣做很可能是為了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斯坦因是在窟中完成對這些文書的搜檢的。而事實上，這些卷子都是他的中國助手蔣師爺偷偷運送到他帳篷裡去的。
斯坦因決定：“既然為了研究而做搶救是我的職責所在，那麽，只要有可能，就全部收藏……”當然，他也意識到：
運出這麽多車的經卷難免會讓這件事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而且還很可能會引發敦煌當地宗教人士的憎恨和不滿。即便不會馬上就引發更嚴峻的後果，也肯定會危及將來在甘肅深入工作的一切機會。
在斯坦因看來，蔣（師爺）是恪盡職守的。蔣曾經頗費周折地努力勸說王園祿：
把這些收藏運往英國一個有學問的地方，肯定是佛陀和羅漢們都會交口稱讚的虔誠善舉。他還盡力主張：如果王園祿覺得敦煌太熱的話，可以用那筆我已經準備好的錢（我暗示會付40 個馬蹄銀，大約5 000 盧比。如果有必要，我會給他兩倍於這個數目的錢，這無論如何是超出我認可的經費了），回老家過清閑日子……
王園祿非但沒有同意，反而把一些文書包裹又搬回了那個“幾個世紀以來陰暗幽閉的囚室”。自從他在1900年偶然發現這個洞窟以來，他已經將洞窟中的一些發現作為禮品送給了一些當地的官員，包括當地最重要的長官敦煌縣令王家彥。可能是為了討好，也可能是為了強化在他洞窟管理方面未經授權的地位，王園祿將青銅佛像、畫卷和一些卷軸作為禮物送給當地官員，而那些地方官又把其中一些物品轉手送給上司。當地的官員看起來似乎更偏好銅像，所以……在很短的日子裡就被散發一空。
斯坦因處心積慮地要和當地官員保持良好關係……在前三次進入中國西部探險時，都避開了當時的京城北京和高級別的官場。他更情願通過喀什悄悄進入中國，也更願意跟級別較低的官員打交道，因為後者給予斯坦因在他們的轄區裡旅行的便利……可對於王園祿這位自封的洞窟保護者來說，允許他人，尤其是外國人接觸這些藏品，還是有潛在的危險。
蔣孝琬（右）和若羌辦事大臣。蔣孝琬明白，為了在中亞沙漠綠洲裡開展工作，打通中國官場具有重要意義。
斯坦因繼續堅持他的計劃。“好在我們手上已經有了不少價值不菲的文書和古物，而王也確實希望得到一大筆錢款。而這最終會讓我有理由宣稱自己在這場外交鬥爭中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一周後，斯坦因再做嘗試。接下來，王園祿“在一份恰到好處的布施給到廟裡後，投桃報李，允許我在原先挑好的文書之外，又增加了20 多包文書”。斯坦因又繼續對王施壓。
最終，他從敦煌運走了24 箱“文書寶藏”，還有“從同一個洞窟裡拿出的滿滿5 箱的畫卷和其他的文物”。斯坦因完全意識到他這些活動本質上是不可告人的，他極為細致嚴密地籌備了文物和文書的搬運工作……所以當他裝箱付運時，在記錄裡寫道：“在敦煌要想找到足夠的箱子而又不讓人生疑，可是有點難度的。好在我有先見之明，提前準備了一些‘空箱子’……”
自封為敦煌洞窟守護者的王園祿。照片中的壁畫為現代人所繪，斯坦因對此的評價是：“造像藝術淪落到俗不可耐的境地”。
斯坦因在和田停留，並在此將他第二次探險得到的物品全部裝箱。1908年7月15日，他寫道：
總算全部都裝好了箱……寫本，連同一些寫在木簡上的文字記錄等，共有30箱。蔣孝琬也只不過讀完千佛洞文書的三分之一而已。
斯坦因的第一次探險（1900—1901）和第二次探險（1906—1908）都得到印度政府和英國國家博物館的資助，當時達成的協定是這兩個部門將分享他的探險所得。
這些箱子直到1909年1月才運抵英國。他們最先被存放在自然博物館裡。英國國家博物館為他（斯坦因）提供了一個地方，但遭到斯坦因的譴責：“地下室……光線完全不行……根本不可能在這個狹小的地下室工作。”
斯坦因猜測，無論收藏條件如何不好，歐洲學者都會急切地希望看到他的發現。他的估計沒錯。其中最為急切的，莫過於他在敦煌的競爭對手伯希和。
尋蹤敦煌古書《金剛經》——世界紀年最早的印本書籍，（英） 吳芳思 馬克·伯納德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1月），授權刊發。
伯希和是一位傑出的法國漢學家，他還通曉多種語言。他的語言才華加上他高效的工作進度讓他對第17窟遺書的取捨更具有極高的學術眼光……目前都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他因斯坦因在敦煌石窟古代遺書的發掘競爭中捷足先登而極為沮喪。他挑選出一些有紀年的寫本和文獻，並附上描述性的文字，以便斯坦因第二次探險的詳細報告《西域考古圖記》所用。此外，伯希和還為1914年的展覽挑選了展品，並於1910年秋主動提出為斯坦因從敦煌帶回的中國寫經編制目錄……
斯坦因當時最為關注的，是要讓最好的語言學專家來研究他的中亞發現，以確定這些東西的內容和價值。因而他對這些遺書的保存和修複，或多或少地不是很在意。斯坦因從伯希和那裡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伯希和為他的展覽和出版物做鑒定並提供了最有價值的遺書。
王玠《金剛經》的卷首部分。佛陀在花園裡回答弟子須菩提所提問題。簇擁在佛陀身邊的有僧人、菩薩、護法神、飛天，右下角的皇帝、皇后。
伯希和首先注意到（唐代王玠）《金剛經》的真正價值，是作為世界上有最早紀年的印刷書。斯坦因始終未意識到這件遺書的真正意義……還屢次把它的年代弄錯。然而，1914年，作為斯坦因的考古新發現，《金剛經》第一次在英國國家博物館被展出。在1914年展覽的目錄上，印製的年代是正確的。這部由中國人在868年印刷的書籍比歐洲最早的印刷品年長了約六百歲。這部書誕生的哪一年，丹麥人進犯麥西亞，而阿爾弗雷德大帝的抵抗以失敗告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安全起見，第一批171箱（有6 000本書以及手稿）從英國國家博物館的東方圖書暨寫本部被運至艾伯瑞斯特維斯的威爾士國家圖書館。另一次大規模的轉運在1941年5月，是英國國家博物館遭到幾十枚燃燒彈投落之後。這一次將“余下的所有東方文書”計20 000多件全部轉運撤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部《金剛經》位於第一批轉移之列。
斯坦因的著作《華夏大漠廢墟記》中的圖片顯示，（《金剛經》）扉畫上有一道延伸穿過整個頁面的嚴重水漬，左面卷起來的部分顯示背面有兩大塊裱補紙。在威爾士，由於戰爭，無法對它們進行修複，但很顯然，除了戰爭期間之外，從1920—1960年這數十年間，為了修複這部《金剛經》出現的褶皺和裂痕，修複人員在它的背後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通卷托裱……無可爭辯的是，這種托裱只能使之狀態更加惡化。
隨著1972年英國國家圖書館的奠基及東方文獻暨印刷書部（OMPB）的創立，一個新的部門成立了，這就是修復工作室。它的目的是發揮亞洲藏品修復工作所需要的特殊的、專門的技能。而斯坦因的收藏則被單獨列出，作為修複的一個專項。
時至今日，英國國家博物館的負責人和修複人員秉持著同樣的共識：敦煌遺書應當被視作一種古籍文獻的收藏，而非繪畫，保存它們的方式就是要盡可能地保存其原有的樣式與形態。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管理部門和同仁的鼎力支持下……修復工作時制定了一項長期計劃：第一，了解（《金剛經》）橫貫卷軸首頁的水漬以及紙張顏色淡化的原因。第二，盡可能地恢復該《金剛經》的“原始”狀態。這樣的修復工作，包括“揭去”它多達5層的托裱紙；去掉以前在增加托裱紙的過程中層層加厚而累積下來的膠水和糨糊殘留物……還有最重要的是，要重新校準扉畫……這部最早的印刷品“先驅”《金剛經》的修複歷史，反映了自其抵達倫敦的1909年以來的100年中，英國國家博物館與英國國家圖書館對古籍文獻保護態度的不斷變化。
絲綢之路沿途所經的一處處沙堆之下，掩埋著不少古代遺址，讓19世紀末，那些來自歐洲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們魂牽夢繞。德國的考古學家曾致力於發掘吐魯番綠洲，俄國人則在絲路的北線一代探險。驚世駭俗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包括隊員喪生，他自己也數度瀕臨絕境）之後，終於找到了雅魯藏布江、印度和與象泉河的源頭。而斯坦因與斯文·赫定截然不同，他的歷次探險都策劃得極為細致周全，從未損兵折將……既一絲不苟又保密萬分，在對外公布探險路線時更是如此……他鐵了心要在中亞沙漠發掘古代寶藏的競爭中擊敗其他所有的人。他的保密工作沒有白做，單憑到手的這件《金剛經》卷軸，他便完成了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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