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恐怖的軍事風俗：將敵人頭顱製作成飲酒的碗

文︱金石齋

匈奴人是蒙古高原上最早登上歷史舞台的民族，但與匈奴有關的部族至少可以推算到商代的鬼方，並包括了周代的戎狄各族【項英傑等：《中亞：馬背上的文化》 ，5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因此，其族群的歷史事實上可以推到3600年前，但那時遊牧業還沒有完全從農業中分化出來，鬼方、戎狄的社會形態與匈奴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因此，我們隻將戎狄北遷並與“原匈奴人”融合後產生的匈奴人作為研究的對象。

匈奴人的種族屬性至今仍倍受爭議，一部分學者（如林翰）認為匈奴人屬於白種的突厥人種；另一部分學者（如策·道爾吉蘇榮）則認為匈奴人屬於蒙古人種。

關於匈奴人的語言，大多數學者主張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屬於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匈奴語屬於烏拉爾語系的語言。

匈奴文化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她的音樂、文學、節日、婚俗等都帶著濃鬱的草原氣息。匈奴文化和比她較早的斯基泰文化一同構成了燦爛的早期草原文化。她生活的這片廣袤草原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阿勒泰山脈，現在普遍被稱為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和欽察草原（哈薩克草原）組成了歐亞草原的主體，兩者以阿爾泰山脈為天然界限。這片草原自古以來便有眾多民族和部落相互爭奪畜群和牧場，於是她便成了一塊戰火從未熄滅過的土地。

同時，這裡的氣候也極為惡劣，尤其是在冬季，由於靠近西伯利亞，寒流會直接南下，因此大白災常常導致遊牧民族人畜兩亡。夏季則有乾旱、蝗災、雷電等災害，同樣嚴重危害了遊牧民的人身和牲畜財產安全。

在近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遊牧民族在這嚴酷的草原上經受著一次次的考驗，並產生出了一系列剽悍的軍事風俗。

公元前4世紀，匈奴人出現在華夏族群的邊緣。“匈奴”一名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著作《逸周書·王會》《山海經·海內南經》以及《戰國策·燕策三》中。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七年）的記事中也出現了“匈奴”字樣。《史記·秦本紀》有“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的字樣【陶克濤：《氈鄉春秋·匈奴篇》，186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趙將李牧也曾帥十五萬人與匈奴作戰。而匈奴的出現，也使得曾今不斷出現的戎狄之名逐漸消失了，這也從側面證明戎狄被華夏族勢力擠壓至北方後融入了蒙古高原的土著遊牧民族當中，從而成為了匈奴人的一部分。而“戎”在《說文》中的解釋是“兵”；《詩·大雅·抑》的“修爾車馬，弓矢戎器”中的“戎”也是指“兵器”【陶克濤：《氈鄉春秋·匈奴篇》，89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個民族他稱的含義是：“兵器”，其尚武的民風可見一斑。而這種尚武的風俗進入蒙古高原後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造就了匈奴人剽悍的軍事風俗。

在匈奴出現於華夏族邊緣幾十年後，終於實現了統一，並形成了一股真正強大的遊牧力量，造成了“南有大漢，北有強胡”的新的東亞政治格局。統一匈奴各部的是頭曼單於，而將匈奴帝國推向黃金時代的是他的兒子冒頓單於。冒頓單於最著名的事跡都被漢代文獻記載下了來，這是因為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曾令漢高帝劉邦險些在白登之圍斷送了剛剛開國的漢帝國。冒頓單於所構建的戰爭機器在漢帝國的初期給它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因此使得漢廷不得不對匈奴給予無限的重視和忍讓。

即使是在漢武帝在位時漢帝國的大反攻中，已經強大起來的漢帝國軍隊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才能擊敗衰落中的匈奴。例如，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征，史稱“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虜）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的戰役，漢軍雖然獲得勝利，但是14萬匹戰馬出塞，不到3萬匹南歸，步卒損失更是難以計數；而公元前99年的戰役，漢帝國方面的死亡率高達60%-70%，很少生還【黃仁宇：《黃仁宇集·中國大歷史》，15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而漢軍的勝利也成了曇花一現，匈奴遊牧民族的全民移動性使得她免受了農耕民族國家那樣的“亡國之災”，因為只要人民在、牲畜在，遊牧民族就可以迅速複興，並且憑借一貫的軍事風俗重新成為一部可怕的戰爭機器。

因此漢武帝晚年悔過，下罪己詔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此時漢帝國國力大虛，《漢書》記載：“天下虛耗，人複相食”，漢武帝去世那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

強大的匈奴戰爭機器有兩個巨大的優勢：其一是高效的兵器和騎兵，這屬於硬體優勢。匈奴人的鐵製兵器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能夠鑄造適合騎兵使用的長劍，匈奴角弓的巨大威力也使匈奴人得以獲得遠程作戰的優勢。

考古發現的匈奴兵器以銅、鐵、骨、木為原料，主要有弓、箭鏃、弩機、刀、劍、戈、矛、斧、流星錘等【馬利清：《匈奴、原匈奴歷史文化的考古學探索》，76-82頁，內蒙古出版社，2005年】。匈奴鐵扎甲被大量裝備於匈奴騎兵，而在內蒙古甚至出土了一件青銅板甲，其工藝和防護效果令漢帝國的工匠們也望塵莫及。

匈奴軍隊由機動靈活的騎兵構成，《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兵“盡為甲騎”、“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而在白登之圍，冒頓單於親征的隊伍為四十多萬騎兵。《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即匈奴騎兵的坐騎，西面全是清一色的白馬，東面是清一色的青馬，北面是清一色的黑馬，南面是清一色的赤黃馬。可見匈奴騎兵軍隊是一支訓練有素的勁旅。他們常常采取迂回包抄、馬背轉身放箭、車輪箭陣、佯裝撤退而誘敵深入等戰法和戰術作戰，使得在建國初期缺乏騎兵的漢帝國難以與之對抗。

其二是剽悍的軍事風俗，這屬於軟體優勢。軍事風俗由匈奴人生活的環境決定，軍事風俗又決定了匈奴人生活的方式，從而反作用於環境。這便是軍事理論家們所說的：“凡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鋒暉：《中華弓箭文化》，66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軍事風俗則另匈奴帝國的硬體優勢得以充分地發揮出來。

匈奴軍事風俗繁多，幾乎涉及了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軍事風俗貫穿了每一個匈奴人的世俗生活。也就是說，一個匈奴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軍事風俗的影響。約丹尼斯在他的《哥特史》中記載，匈奴人（至少是西遷後的匈奴人，歐洲匈奴人）的嬰兒一出生就被殘忍對待，成年人會用劍割男嬰的臉，使他在未得乳汁哺育之前先練習忍受創傷。

對於亞洲匈奴人的成長經歷，司馬遷有過簡短精煉的描述，他在《史記》中記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由此可知，匈奴人自孩提時代便模仿成年人縱馬騎射，只是騎不上大馬，便騎在羊背上。射不到大野獸，便拉弓射擊小鳥和鼠累。稍微長大就能射擊狐狸和兔子，用作食物。成年男子都能拉開強弓，全部披掛鎧甲，騎著戰馬。

司馬遷對此的描述也許還不夠客觀，因為後世遊牧民族如哈薩克、蒙古的兒童三五歲便開始騎上馬背，七八歲便縱馬奔馳了。這樣才能達到“日常馳數百裡，有致千里者”【《後漢書·七十九卷》】，其人能“人不弛弓，馬不懈勒”【《南淮子·原道訓》】的狀態。這樣的戰士組織起來的軍隊，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在戰場上，匈奴人和斯基泰人、秦人一樣，也有獵頭的習俗。《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其攻戰，斬虜首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可見匈奴人有獵頭的習俗，在戰爭中砍下敵人的頭顱是榮譽的象徵，可以得到部落的賞賜。

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著作《歷史》中記載，斯基泰人也有著相同的獵頭習俗：斯基泰人在戰利品中展示他們砍下的敵人頭顱以及掛在馬韁繩上的頭皮，以誇耀自己的英勇善戰。匈奴人的賜酒賞賜制度有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只是為了表彰氏族中勇敢的人，後來隨著階級分化和私有製的產生，氏族貴族為了擴大利益而誘導普通的氏族成員參加劫掠戰爭， “斬虜首賜一卮酒”便演變為“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即以分發戰利品為獎勵，鼓勵普通氏族成員積極參加戰鬥。這樣的軍事風俗便成了司馬遷所說的：“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匈奴人會將敵人的頭顱製作成飲酒的器具，《漢書·匈奴傳》中記載匈奴統治者與人盟約的情況：“登山，刑白馬，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於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酒”。

斯基泰人也有用頭顱做飲器的軍事風俗，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斯基泰人的做法如下：頭皮被割下後的頭顱有更加實用的價值，斯基泰人會將敵人的頭顱從眉骨、耳朵上方一線鋸開，將顱腔製作成喝酒用的碗。

窮苦人家只會在“頭顱碗”的外部包裹一層牛皮使用，而富有的人則會在此基礎上將“頭顱碗”的內壁鍍上黃金。這樣的“恐怖”風俗成了匈奴人無形中對敵人施加的心理壓力，可見匈奴軍事風俗對敵人的心理戰意義。

至於匈奴單於如何訓練他的軍隊，大概是和後世的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採用“狩獵軍事訓練”的方法。通過大規模的出獵，可以訓練戰士們包圍和攻擊獵物的技能，從而使他們能在日後將之運用到戰場上去。另一方面，遊牧人對牲畜的管理和調動實際上也是一種建立優秀的指揮能力的軍事訓練，因此，匈奴的各級將領幾乎可以在每日的遊牧生活中鍛煉出指揮軍隊的技能。這又能證明軍事理論家們的那條理論的正確性，即：“凡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

關於單於訓練軍隊的方式，冒頓單於訓練親兵的故事倒是一個傳奇的例子，《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複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複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於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於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於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於。”冒頓單於的鳴鏑練兵弑父必定是一個特例，但這個故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鳴鏑作為一種發號施令的特殊武器，匈奴人軍事風俗中的一部分。

對於匈奴人來說，老去也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其老弱不能鬥，故其肥美飲食壯健者”。在匈奴社會這樣的對外劫掠型的社會裡，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便是在對外戰爭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所獲戰利品的多少。年輕人在這方面的優勢自然強過老年人，因此年輕人受到社會的重視，而老年人則受到輕視。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保持本族的生命力和遊動力，是一種滲透到倫理中去的軍事風俗。

但匈奴人崇尚英雄或勇敢的人是不爭的事實，而英雄也是所有遊牧民族軍事風俗中的中堅人物。在匈奴的社會中，勇敢被標榜，而且並不計較勇敢的動機和效果。例如《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了一個故事：頭曼單於欲廢長立幼，決定害死在月氏當人質的太子冒頓，於是發兵攻打月氏。月氏怒而想要殺死冒頓，但冒頓搶奪了月氏的一匹戰馬，獨自逃回了匈奴。頭曼單於見狀，覺得冒頓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便打消了殺他的念頭，並給了他一萬騎兵，繼而又讓他繼承太子之位。

軍事風俗對匈奴人的影響根深蒂固，匈奴人甚至希望在死後能和活著的時候一樣作戰，因此在匈奴的墓葬中有大量的武器作為陪葬。匈奴墓地發掘情況顯示，兵器一般出土於男性墓葬中，以銅、鐵、骨、木質地為主，主要有弓、箭鏃、弩機、刀、劍、戈、矛、斧、流星錘等。匈奴角弓以木為胎，內固獸角，外貼牛筋，弓梢末端為骨質，屬於筋角複合弓，威力巨大。匈奴箭鏃形製多樣，有銅、鐵和骨三種質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匈奴鳴鏑。其他種類的匈奴箭鏃出土數量眾多，尤其是在外貝加爾南部、蒙古國北部和中部地區出土的箭鏃。匈奴刀劍多以鐵製成，還有少量的銅刀。刀大多安裝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幾種形製，刀鞘帶有裝飾物。匈奴短劍多發現於鄂爾多斯地區，具有較明顯的鄂爾多斯式短劍的風格，雙刃，柄末端常裝飾有動物紋飾，有的為鈴首或環首。長劍一般長1米左右，雙刃。這些精良的兵器在主人死後一直陪伴著他長眠，實現他到另一個世界搏殺的願望。這便是匈奴人軍事風俗影響下的喪葬習俗。

在匈奴人的宗教信仰中，也充斥著軍事風俗的影子。匈奴人的祭祀活動除了對天、地和一般的鬼神之外，還對一個特殊的神進行祭祀。這個神便是“徑路”，徑路其實是一種刀，也許是作為戰神的象徵物。另一種觀點認為，蒙古語中有一個詞便是“徑路”的音訛，意為鬼魂或者中陰（來世今生之間、生死之間的意思）。徑路神大概就是閻羅一樣的神，徑路刀大概就是鬼魂刀，是可以直通生死的物件【陶克濤：《氈鄉春秋·匈奴篇》，214-215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將直通生死的物件定位刀劍，也許正是因為刀劍在軍事上關乎勝敗存亡的重要作用。這種習俗可能和斯基泰人建造祭壇以鐵劍為戰神的化身來祭祀的習俗有一定的聯繫，屬於軍事風俗影響下獨特的遊牧民族宗教活動。

此外，匈奴人在作戰時間的選擇上也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影響，例如，匈奴人在作戰前要觀月的圓缺，如果是滿月，則會出兵；而如果是殘月，則會收兵。這與他們的日月崇拜有著密切的聯繫，由此看來，匈奴人的軍事風俗也受到了其宗教信仰的影響。

強大的匈奴戰爭機器，曾經震撼了從長安到羅馬的廣闊地區，匈奴人也成為唯一一個同時讓漢帝國、波斯薩珊帝國和羅馬帝國這三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感到惶恐的民族。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他們剽悍的遊牧民族軍事風俗，那正是匈奴人生命力的象徵。當四散的末代匈奴人逐漸放棄遊牧生活、軍事風俗和祖先的追求，漸漸定居在匈牙利、巴克特利亞和華北的農耕區時，他們在歷史舞台上的表演，也黯然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