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刻意回避的家庭生活
儘管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前可能認為有必要對他們二人的關係秘而不宣，但一旦建立起他的獨裁統治，他實際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麽，為什麽這對情人既沒有結婚，也沒有生孩子呢？在公開場合，希特勒會不遺余力地展示他對孩子的疼愛，尤其是對密友們的後代的喜愛，比如，他的建築師和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的孩子們在伯格霍夫總能受到熱情的歡迎。此外，納粹思想非常強調像愛娃·布勞恩這樣的“雅利安”女人結婚並為帝國生育孩子的重要性。
納粹長官人都是這一思想的忠實踐行者，戈培爾有6個孩子，鮑曼有10個孩子。愛娃·布勞恩和希特勒與她的朋友赫塔·施耐德（Herta Schneider）年幼的孩子們一起坐在沙發上拍了一些照片，愛娃將它們保存在一個專門的影集裡，這也表達了她渴望在戰爭結束後與希特勒共同孕育子女的夢想，那是一個幻想的世界，類似於希特勒在查看他為戰後柏林或林茨所規劃的城市景觀模型時所幻想的那個世界。而希特勒允許她拍攝他與孩子們的照片，不僅因為她要出售這些圖片給霍夫曼作為宣傳之用，而且還如格特馬克指出的那樣，因為他知道這些圖片能讓她憧憬那種無法與希特勒擁有的家庭生活。
希特勒的確是在刻意回避對家庭生活的承諾，因為他希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表面上形單影隻、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人，一個站在第三帝國社會規範之上的人。這方面他的榜樣是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er）。“一戰”前，希特勒在維也納居住過，盧埃格爾是維也納著名的反猶市長，他曾拒絕與其伴侶結婚，因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需要“女人”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許多婦女，”希特勒後來宣稱，“是因為我未婚才對我著迷的。”
第三帝國政權被稱為“ 公民獨裁”，希特勒需要反覆證明，尤其是向國際輿論證明，民眾支持他的政權，喜歡納粹政權的政策。因此，他要不遺余力地去爭取選舉和公民投票中99％的大多數。女性選民—她們佔絕大多數，因為在“ 一戰”中，德國男人被大量屠殺，而且女人的壽命更長——無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還是以後，都是選舉中支持希特勒的重要力量。
在他的觀念中，女人也是其戰爭努力的重要支持者，女人們讓她們的男人投身於事業， 並確保士兵們無須為自己在國內的家庭擔憂。他曾在1942 年私下裡說過：“ 結婚將產生法律權利！因此，擁有一個情人要合適得多。這樣，負擔就沒有了，一切仍然是饋贈。”愛娃意識到了他的這些想法，所以她十分小心，不利用她的地位在個人或政治問題上影響希特勒，而希特勒對任何企圖通過愛娃對自己施加影響的人都極其反感。赫爾曼·戈林在戰爭開始後喪失了權力，他試圖讓妻子成為愛娃的閨中密友，借此恢復自己的權力，但是被希特勒粗暴地製止了。
並非“納粹理想女性”
納粹思想中的女性本質上是被動、恭順、簡單而隨和的動物， 她們的職責就是崇拜他們的男人。愛娃·布勞恩絕非這樣的女子。她的兩次自殺行為已經表明，她會竭盡全力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在伯格霍夫，在比她年長得多、想成為帝國第一夫人的女人中間，她確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這就證明了她的人格魅力。在戰爭期間， 來訪者注意到她是如何變得更加自信的：希特勒晚餐後開始他那無休止的長篇大論時，她會示意他閉嘴；他在夜晚還無意就寢時，她會大聲詢問時間。她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希特勒核心圈子裡不可忽視的人物了。
愛娃在其他方面也不符合納粹理想女性的標準。一位被介紹到伯格霍夫做“管家”的訪客不以為然地對別人說，愛娃一天要換好幾身衣服。他嚴厲地指出，她不符合“理想的德國姑娘的標準”，一個理想的德國姑娘外表上應該是“自然”的。她漂白了頭髮，而且總是化妝（伊麗莎白雅頓是她的首選品牌）。此外，一旦希特勒離開巴伐利亞的住所，她就變了樣子，開始抽煙（希特勒不僅本人不抽煙，還禁止他周圍的人抽煙）、為朋友們策劃消遣活動、看外國電影、舉辦晚會、穿著泳裝做體操、曬裸體日光浴，而且一般都披散著頭髮。
納粹德國不鼓勵婦女從事專業性的工作，但希特勒對愛娃聲稱自己是專業攝影師卻非常認可，並稱她為“祿來福來女孩”（Rolleiflex girl）。她不但拍了很多非常不錯的照片，還親自衝印。格特馬克的這項研究如果不是有幾處疏漏的話，就算是很全面了。疏漏之一就是他沒有討論愛娃在伯格霍夫拍攝的大量家庭電影，這些影片是我們了解第三帝國長官人以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重要資訊來源。愛娃拍攝的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的彩色膠片留下了罕見的瞬間，這在21世紀人們的眼中多少比黑白膠片拍出來的真實一些。其中一些膠片已經使用自動唇讀技術進行了解讀，在一段怪異的影片中，希特勒與攝影機後的愛娃調起了情，這讓觀看這段影像的人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希特勒是在跟他們調情一樣。
儘管愛娃對自己信心滿滿，但認識愛娃的希特勒隨從大多把她看成不起眼的小人物，認為她對外面廣闊的世界一無所知。人們對於她的了解大都來自戰後的回憶，特別是阿爾貝特·施佩爾發表的那些回憶錄。像許多其他了解這位希特勒最終妻子的人一樣，格特馬克再一次證明了施佩爾那些隻考慮自己的回憶是多麽不可信。畢竟，這樣來描述愛娃符合他們的利益：她十分天真，不關心政治， 在這個她與希特勒度過了大部分時光的巴伐利亞上薩爾茨堡山的幽秘山區住所裡，生活宛如田園詩一般，遠離政治、軍事事務的緊張和壓力，她和他們從不討論，也不知道對歐洲猶太人施加的迫害和大屠殺，更不知道對蘇聯戰俘、德國智力障礙人群等群體執行的滅絕行動。
然而，希特勒的內部圈子，包括愛娃·布勞恩，並不只是居住在伯格霍夫，與發生在慕尼黑和柏林等大城市的事件隔絕，因為他們也有很多時候是在大城市裡度過的。他們目睹了1938 年11 月9 日至10 日席卷全國的“水晶之夜”，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商店被納粹衝鋒隊的暴徒砸毀，數百座猶太會堂被焚毀，3 萬名猶太男子遭到公開圍捕、虐待並被關入集中營。他們看到了通往上薩爾茨堡山附近村莊的路線兩邊豎起的標牌，標牌宣布猶太人“不得”進入該地區。他們閱讀報紙，看到了鎮上禁止猶太人使用圖書館和游泳池等當地生活福利設施的通知。
隻懂愛情，還是戰爭幫凶？
雖然愛娃沒有留下什麽表達其政治觀點的具體的東西，但是在她的影集裡可以略見端倪。她的影集裡有在戰爭即將爆發的緊張時期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的快照，她還在照片旁寫上了標題，比如“ 波蘭仍然不想談判”，或者“ 元首在收聽電台的報導”。如果希特勒收聽了電台報導，那麽，她也聽了。毫無疑問，愛娃·布勞恩密切關注著戰爭中的重大事件，而且從一開始，她就感到自己與伴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戰爭爆發時，希特勒在國會宣布，“只有在我們勝利之後，或者我在戰爭中死去”，他才會脫掉身上穿計程車兵制服，愛娃坐在記者席上一邊聽，一邊啜泣著說：“如果他出了事，我也不活了。”
戰爭改變了他們的關係。希特勒留在柏林的時間越來越長，而在1941年6月入侵蘇聯之後，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東線後方的戰地風雲指揮部。可以合理地推測，他在發動入侵之前，會告訴愛娃他要去哪裡，為什麽要在那裡待這麽久。當然，他也會告訴年輕的秘書們，這就證明了後來人們的斷言，即他從不和女人談論政治，是不正確的。希特勒現在來伯格霍夫已經不太頻繁了，但在軍事形勢允許的情況下，他每次來這裡可能會待上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1943年初，德國軍隊在史達林格勒慘敗，不久之後，盟軍轟炸機開始摧毀包括慕尼黑在內的德國城市，伯格霍夫的氣氛也隨之變得更加壓抑了。隨著希特勒淡出公眾視野，愛娃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了。1943年6月25日，宣傳部部長戈培爾打算於戰後出版的長篇日記中第一次提到愛娃，而且言語中充滿了熱情洋溢的諂媚和恭維之詞。
1944年2月至7月是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度過的最後一段時光。他直到聽說有人企圖暗殺自己的傳聞後，才離開伯格霍夫，回到了柏林。臨走時，對於他有可能遇刺身亡的事情，他和愛娃做了安排。他告訴了戈培爾她的反應：她再一次告訴他，如果他死了，她就自殺。鑒於她已經嘗試過兩次自殺，因此這個想法對她並不陌生，而且她知道，她的敵人，包括權力欲越來越大的鮑曼，在希特勒死後肯定會將她趕出去，因此她的反應或許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這也清楚地反映了她真實的情感認同。暗殺希特勒的行動發生在1944年7月20日，上校馮·施陶芬貝格放置在希特勒戰地風雲指揮部的炸彈爆炸了。在接下來情況不明的幾個小時裡，愛娃多次試圖通過電話聯繫希特勒，當她終於打通了電話時，她告訴希特勒：“我愛你， 願上帝保佑你！”
1944 年10 月，愛娃對希特勒越來越糟糕的身體狀況感到擔心， 便立下了最後的遺囑：把一切都留給她的家人和朋友，並在此明確無誤地表示，如果希特勒死了，無論因為何種原因，她也將隨他而去。希特勒在11 月回到柏林時，愛娃也和他一起住進了舊帝國總理府內的公寓。後來，敵方的飛機和大炮不斷轟炸，地面上的生活太危險了，於是他們搬入地堡，也就是後來他們生命結束的地方。
在這裡，她全力支持希特勒鬥爭到底的狂熱決心，在大量證明他們在幾周後就要徹底失敗的證據面前，他們仍然懷著勝利的希望。希特勒的醫生卡爾·勃蘭特大膽地發給他一份詳細說明帝國醫療服務災難性情況的報告，希特勒卻將他逮捕並判處了死刑。儘管愛娃以前和勃蘭特是朋友，但她力挺希特勒的決定，認為醫生的這種行為既瘋狂又可恥。（勃蘭特設法在最後幾個星期的混亂中逃脫了厄運，卻在戰後因醫學犯罪被盟軍處決了。）
愛娃在慕尼黑短暫地看望了家人並與他們道別，於1945 年3 月7 日回到了地堡。幾個星期後，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她“很高興在他身邊”。很多人試圖讓她說服希特勒離開柏林，她都拒絕了。她不僅自己佯裝若無其事的樣子，還堅持讓希特勒也這樣做，並鼓勵他相信情況仍然可能會好轉，至少表現出相信情況會好轉的樣子。愛娃·布勞恩及其周圍的人表現出了毫不減退的繼續戰鬥的意願， 這無疑是造成戰爭最後幾個星期裡成千上萬人死亡的部分原因。
儘管愛娃·布勞恩有時會對希特勒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感到不耐煩，但她還是對鮑曼為後世記錄下來的眾多希特勒言論非常認同。愛娃作為希特勒狂熱的崇拜者，帶著一個青年尚未形成的世界觀，無疑會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種族主義、反猶主義、他對對手的仇恨以及狂妄自大的信念，相信德國負有統治世界的使命。但希特勒有許多朋友、夥伴的受教育程度和成熟度均在愛娃之上，他們也接受了這些觀點。海克·格特馬克經過一絲不苟的研究寫出的傳記，徹底駁倒了希特勒的夥伴們後來往往出於自己利益考慮的一些說法，即聲稱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包括與其伴侶的關係，完全是與納粹政治意識形態的世界隔絕的。因此，這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希特勒和他的隨從人員小圈子裡的親密關係，還有助於我們無論是全面地還是從無數細節問題上，對許多戰後記憶做出判斷，而那些納粹分子則試圖用這些記憶為自己辯解。
如果希特勒在這個故事中以一個正常人的面目出現，有著正常人對家庭幸福和性滿足的渴望，這是否使他看起來就不那麽邪惡呢？我們是否應該相信，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邪惡的呢？假如我們認為，一個蓄意讓數百萬名無辜者在最恐怖的情況下死去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說不是一個真正的人，這樣是不是多少讓我們心裡好受一點呢？
本文摘選於《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英] 理查德·埃文斯著，梁本彬，孫勻譯，中信集團出版社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文章內小標題與圖片圖注為後來所加，內容有刪節，編輯：張愛琪。）
作者介紹：
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因對歷史研究的貢獻而獲封爵士。他自20世紀70年代起從事德國研究，代表作《第三帝國三部曲》以兩千多頁的篇幅分析了納粹興起、掌權、將世界拖入戰爭的全過程，成為納粹德國研究的高峰。埃文斯還著有《在希特勒的陰影中》、《德國底層社會》、《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競逐權力：1815—1914》（企鵝歐洲史）等20多部專著，作品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