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二十世紀：她是希特勒的“乾女兒”

【消失的二十世紀】

德國女人亨裡埃特·馮·席拉赫（HenriettevonSchirach），從小到大一直畢恭畢敬稱呼希特勒為“希特勒叔叔”。在1992年去世前，她留下三本著作：1960年出的《輝煌的代價》、1980年出的《希特勒逸事》、1983年出的《希特勒身邊的女人》。她從獨特的親身經歷出發，為納粹德國和希特勒洗地，這一切從私人角度回憶的細節或許沒錯，但一葉障目，固執己見的她一輩子誤把魔鬼當聖人，活脫脫是德國版的“很傻很天真”鬧劇。

“亨裡埃特與眾不同的原因大概在於她悲劇性的童年。”《納粹女人》的作者西格蒙德指出亨裡埃特是在納粹小天地裡長大成人，“從幼年開始，亨裡埃特就接受了希特勒本人的思想灌輸……納粹世界觀已給她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從而抑製了她本人後來對世界的認識。”

希特勒叔叔陪伴下的幸福童年

亨裡埃特的父親海因裡希·霍夫曼，生於1885年，子承父業，早在一戰前就已成為慕尼黑的知名攝影師。他的顧客包括俄國沙皇、巴伐利亞的貴族、以及藝術家作家群體。1913年，他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3年後生了兒子。

受一戰失敗的刺激，很多德國人開始擁抱極端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霍夫曼也不例外，他在1919年加入當地右翼準軍事組織——巴伐利亞民防衛隊。1920年2月24日，由安東·德萊克斯勒創建不到14個月的德國工人黨（DAP），改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即納粹。4月，霍夫曼加入納粹，跟這一罪惡體制緊緊捆綁。

亨利埃特8歲時，父親第一次將希特勒領進家門，她家從此成為納粹早期聚會的一個據點。希特勒很喜歡這位攝影師及其女兒，他把這裡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霍夫曼也深受納粹同僚們的歡迎，他不拘小節、喜歡吃喝、酒量過人、談吐幽默。況且，他的一技之長對納粹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拍攝對象上至納粹要員，下至衝鋒隊員。

希特勒向霍夫曼承諾：“將來，我會只允許你一個人隨時給我拍照。”這句允諾在1923年兌現。作為納粹黨早期人物，霍夫曼在納粹上台後順理成章成為第三帝國最著名的官方攝影師，還是希特勒的禦用攝影師。

很多年以後，亨裡埃特仍然對初次見希特勒時的對話記憶猶新：“相互問候後，希特勒問：‘你都讀些什麽書啊？’我立即把我的書都抱來給他看……只有騎士和英雄故事……接著他又說：‘你一點都不知道希臘故事嗎？’”此後，希特勒陸續送她許多書，如《歐根親王的故事》、施瓦布編寫的《最美的古希臘羅馬神話》、施利曼寫的有關發現特洛伊古城的書……

她重現了有希特勒叔叔陪伴的一個溫馨午後：“希特勒每天下午都到我們家來。有一次我父親正在睡覺，他每天起得很早，而我得在隔壁屋裡彈鋼琴。希特勒摁了一下門鈴，我給他開了門。他坐在我家大寫字台旁邊翻雜誌……我接著練琴……然後他搬了一張凳子過來，給我演奏了一段《安娜波爾卡》。他還給我講尼伯龍根人的故事，那些沉入萊茵河底的黃金和矮人國國王阿爾貝裡希的傳說。”在小姑娘眼中，這位穿著藍色西裝和淺色風衣、頭戴寬邊氈帽的希特勒叔叔真是大好人。

希特勒還經常檢查亨裡埃特的家庭作業、教授畫畫和使用家中吊環。每逢周日，希特勒會帶她去看科教電影，或參觀慕尼黑的很多博物館。她12歲那年，他帶她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兩人並排坐著看完瓦格納的歌劇。“希特勒從未在我面前擺出一副尊長的派頭。他像夥伴一樣待我，絕對平等，一點架子都沒有，從沒訓過我。他是很好的玩伴。”亨裡埃特深陷在希特勒的光環裡。

1928年，霍夫曼的妻子去世，希特勒派司機去接15歲的亨裡埃特，並告知死訊。一起參加葬禮前，希特勒深情告訴亨裡埃特：“我會握緊你的手，你不要哭。”此後，她弟弟進了寄宿製學校，她受到希特勒更多照顧。

“光是那些旗幟方隊進入擠滿成千上萬人會場的場景就夠驚心動魄、壯觀離奇的，但也讓人感到不太舒服。”亨裡埃特第一次見證希特勒的公共形象是在慕尼黑的一次納粹集會上，“希特勒登上了寬大的講台，扯著沙啞的奧地利嗓子開始演講，一下子像變了個人似的，不再是那個和藹可親的希特勒先生了。他喜歡被人海中不斷爆發的歡呼聲打斷，這些人對他頂禮膜拜、惟命是從。他完全可以把嗓門兒放低一點兒，但是他就願意一個勁兒地大喊大叫。”

男神是納粹青年運動領袖

獲得希特勒的獨家拍照權，是當時所有德國攝影師都夢寐以求的大業務，霍夫曼跟著希特勒一起飛黃騰達。德國攝影同業公會主席洛倫茨·蒂德曼，在1937年出版的《攝影史》一書裡描述紅得發紫的霍夫曼：“由於和元首私交好，他有機會拍到能讓德國人民看到他們偉大元首心靈的照片。”私底下，出於同行嫉妒，蒂德曼對霍夫曼恨得咬牙切齒。

霍夫曼成為納粹紅人，意味著實現財務自由，他的出版社和圖片公司日進鬥金，他還獲準銷售各種規格的希特勒半身塑像。1937年，他舉辦了“大德意志藝術展”，當時他已經是“退化藝術品”被沒收後再利用事物主管專員，納粹稱現代藝術為“墮落藝術”或“退化藝術”。

亨裡埃特與希特勒相愛有可能嗎？她經常洋洋自得告訴別人：“門鈴響了……是希特勒先生……突然，他說了句不該說的話，而且說得很認真：‘您願意吻我嗎？’他用的是‘您’。吻希特勒先生，真不敢想象！‘不，真的不行，希特勒先生，我不能這麽做！’”

沒有確切證據顯示兩人陷入過愛河。父親簡單粗暴說這段細節純屬瞎編。

史學界公認希特勒有過兩個情人，外甥女吉莉·拉包爾、與希特勒結婚後不到40小時就一起自殺的愛娃·布勞恩。亨裡埃特很熟悉這兩位女士，她喜歡吉莉，卻看不起布勞恩。原因很簡單，吉莉在1931年自殺了，而布勞恩與希特勒的戀情自吉莉死後開始直到兩人赴死，亨裡埃特對比自己才大1歲的布勞恩吃醋了。

意淫歸意淫，亨裡埃特還是得正常生活。1932年3月31日，亨裡埃特嫁給納粹青年運動的代表者——巴爾杜爾·馮·席拉赫。馮·席拉赫1907年生於柏林，父親是普魯士騎兵上尉，後成為魏瑪宮廷劇院總監，母親是美國白富美，畢生都不會說德語。馮·席拉赫比妻子更狂熱地崇拜希特勒，他在1931年10月成為首位帝國青年領袖，領導希特勒青年團。

希特勒和衝鋒隊參謀長恩斯特·羅姆擔任證婚人，這對小夫婦的一生都走不出納粹陰影。婚宴在柏林攝政王廣場的希特勒住處舉辦，納粹高層雲集。希特勒在來賓留言本上寫：“正處轉折時期！阿道夫·希特勒。”就在3月13日的德國總統選舉中，希特勒得到1140萬張選票，保羅·馮·興登堡取得1860萬張，興登堡距離當選還差0.4%（約15萬張）的票數，需要在4月10日進行第二次投票。希特勒需要為下一輪投票傾盡全力，因此，婚禮成為他的演講專場。

婚宴結束後，最尊貴的客人遞給新娘一張便箋，溫馨提醒小夫婦家以後招待他時的注意事項：“我吃所有大自然自願獻出的東西：水果、蔬菜、植物油。請你們不要為我預備動物被迫獻出的東西：肉、奶和奶酪。葷食我隻吃雞蛋！”過了一段時間，希特勒送來新婚賀禮，一條在柏林狗展上斬獲頭獎的小牧羊犬。此後每年聖誕，希特勒會送上一束蘭花。

嶽父是希特勒身邊的寵臣，是依仗權力而成功的大富豪，他經常在希特勒以及一班高層面前抓住機會為女婿美言幾句。1933年1月，亨裡埃特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而希特勒在1月30日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他們都將迎來人生中最輝煌得意的時刻。馮·席拉赫夫婦之後還生了3個兒子。

輝煌和落魄

1938年11月9日是著名的“水晶之夜”，納粹在德國各地襲擊猶太人，這是納粹第一次有組織殺害猶太人。馮·席拉赫居然向希特勒青年團下達命令，禁止參加這類“犯罪活動”。他日後在紐倫堡審判中解釋：“我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但我認為一個人可以以正直的方式做一個反猶主義者。”亨裡埃特也持類似觀點，或許是女人天生在打砸搶殺面前容易心腸發軟。

希特勒對馮·席拉赫的種種軟弱表現很不滿，將他從希特勒青年團一把手位置上趕走。為了給青年作表率，他在1940年冬季加入德國國防軍，成為一個二等兵。希特勒告訴亨裡埃特，若她丈夫來年能從比波蘭戰場更殘酷的法國戰場活著回來，將被安排新職務。

1940年8月，馮·席拉赫被任命為納粹黨維也納大區領袖，他將在這一職位上待到戰敗。馮·席拉赫動身前，希特勒用20分鐘解釋了工作要旨，他記得最深的是“勞工和藝術家要受到同樣重視”與“維也納是顆明珠，我要為它配上配得上它的托座”。希特勒的言下之意，要讓文化中心維也納恢復自1938年德奧合並後日益失去的活力。當然，他還得驅逐維也納剩下的6萬猶太人，而原先有20萬人。

出了納粹小天地，席拉赫夫婦立即遭遇真實世界的劇烈撞擊。亨裡埃特在回憶錄裡提到當時的百般困惑：“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當地人會憎恨希特勒，而我們則是他的代表。他們把我們視作篡權者、闖入者。”

亨裡埃特第一次親自接觸到納粹政權的種族滅絕政策，是在1943年春天，她坐火車去荷蘭途中看到包括婦女兒童的猶太人被驅逐。不久後的聖周五夜晚，這對夫婦與希特勒出席同一場宴會，她把荷蘭所見告訴最高領袖。“您也太感情用事了！荷蘭的猶太女人和您有什麽關係！”希特勒很生氣。小夫妻很快就狼狽出逃，她明白，丈夫的政治前途因為這場爭執而完蛋了。

第三帝國的末日來臨，納粹在奧地利的統治土崩瓦解，馮·席拉赫化妝逃跑，很快向美軍自首。亨裡埃特對丈夫的投降行為很惱火。生活環境急轉而下，父親和丈夫都進了紐倫堡軍事法庭的監獄，她要孤獨撫養4個孩子，還得忍受外界的怒火和報復。亨裡埃特兩次被捕，4個孩子差點進孤兒院。1947年底，總檢察官撤銷對她的指控，降級列為第二類被告，即納粹積極分子。她最終被罰款2000馬克，判處1年緩刑。理由是除了1932年入黨和成為馮·席拉赫的妻子，並不能證明她犯罪。

馮·席拉赫被判刑20年，在1966年刑滿釋放，1974年去世，婚姻關係早在1950年11月宣告終結。霍夫曼被判刑10年，在1950年提前釋放，1957年辭世。霍夫曼在德國戰敗後矢口否認自己主動投身納粹運動，他撒謊說是受美國一家圖片社之托才去聯繫希特勒，跟希特勒只是泛泛之交。《輝煌的代價》一出版，就喚起新聞界對亨裡埃特的關注，她至死都很樂意接受採訪。但她越活越糊塗，起初還說自己是一個同樣受騙的無辜者，很晚才知曉慘絕人寰的暴行，過些年開始呼籲奧地利人要為同胞希特勒感到自豪，還把美軍拘留營比作納粹集中營。“隨著年事增高，她的記憶力逐漸衰退，陳述變得含糊其辭，數字和事實越來越少，虛構與實情混為一談，但只有她對納粹政權的積極評價一成不變。”西格蒙德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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