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帆 實習記者/張銳
編輯/劉汨 宋建華
等待子女回家的隨遷老人
沈薇來北京八年了。前六年是為了女兒的婚姻大事，後兩年，是因為小外孫的降生，她成了“帶娃老人”。
《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指出，隨遷老人，是指因照顧晚輩生活或養老等需求，隨在京落戶的子女生活兩個月以上的老年人。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佔全國2.47億流動人口的7.2%，其高職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
沈薇的故事，是這1800萬隨遷老人的縮影，他們承受著帶娃的艱辛，經歷著與遷入地的隔閡，有人希望能“減刑幾年”早日還鄉，有人割捨不掉對兒孫的骨肉親情，有人積極地融入新的圈子，也有人逐漸變成了社區的“隱形人”。
這座偌大的北京城有數十萬個沈薇，徘徊在去與留之間。
進京帶娃
沈薇來北京8年了，最開始是為了女兒的婚事。大學畢業以後，女兒留在北京工作、拿到了戶口，但到了29歲也沒找對象。
2010年，才下火車，沈薇就去了中山公園的相親角。此後幾年，她總會出現在這裡，她隨身帶著寫有女兒資訊的紙條，碰上合適的，就聊上幾句。沈薇通常在相親角待到下午四五點，趕在晚高峰前搭車回家。
沈薇開始了“候鳥”式的生活，兩個月在東北老家、兩個月來北京，主要就是幫女兒找對象。期間，還經歷了幾次並不成功的相親經歷。
終於，在2016年，女兒結婚了，沈薇心裡踏實了。但生活的步調幾乎沒給她喘歇的機會，半年後，小外孫降生了。為了幫忙照顧孩子，沈薇和老伴兒兩個人，徹底在北京安頓了下來。
和沈薇一樣，張大國也是因為孫輩的出現，留在了北京。今年初，因為兒子生了二胎，他被“急召”進京帶娃。這個65歲的河南許昌農民，帶著老伴兒離開了老家200多平的二層小樓，搬進了北京昌平的一個小區裡。
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張大國逐漸習慣了從田間地頭到童車尿布的過渡，如今，他已經能有模有樣的抱起小孫子，侍弄他的穿戴和衛生。
趕上周末，張大國的小區裡來來往往、全是推著嬰兒車的老人，和張大國一樣，他們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人，山東、湖南、河北……南腔北調聚在了一起。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佔全國2.47億流動人口的7.2%，其高職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
傳統文化中的“父母在，不遠遊”，如今已經在現實中翻轉。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城市“老漂族”的不斷壯大，歸為中國人口城市化水準不斷提高的結果。
社區裡撿拾垃圾的老人
同一屋簷下的三代人
2018年7月的一個上午，沈薇1歲半的外孫子已經會走路了，不過張口能叫出的親人還只是“媽媽”。
沈薇的身體不大好，女兒女婿上班時，老伴承擔了家裡主要“帶娃”的工作。整個上午，他都不得空閑，抱著孩子把尿、帶著玩玩具，還要插空教些基礎的知識：“愛迪生發明了什麽？誰發明了電燈？”。
中午，孩子睡著了，沈薇的老伴也終於可以歇會兒了，他躺在墊子上睡著了。鋪地墊子的屋子，是專門為孩子開辟出來的，隔了不到5米是女兒女婿的臥室，中間夾著的這狹小的太空，就是沈薇和老伴的臥室。
根據《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上的統計，隨遷老人來京原因主要是“照顧子女及孫輩”，佔總樣本量的83%。從調查對象的居住情況來看，選擇“與子女、孫輩同住”以及“與配偶、子女及孫輩同住”的老人分別佔據39%和43%。
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後，是三代人同在一個屋簷下，因為觀念和習慣不同產生的矛盾，在每個細枝末節處閃現。
在沈薇外孫的房間裡，放著小小的籃球架、各式各樣的玩具車，還有一套200多元的英文名著。在沈薇的強烈要求下，女兒女婿才又買回來一本《三字經》，而沈薇和老伴也會給小外孫子講孔融讓梨和司馬光砸缸這類的故事，“這個是代溝”，兩位老人想讓孩子多了解一些傳統文化。
相比之下，張大國則根本不會參與孫輩的教育，“俺是農村人。沒上幾年學，小孩教育一概不懂，俺隻管帶。”
除去教育問題，還有兒女出於好意的舉動，卻也因為觀念的不同造成了分歧。沈薇女兒擔心父母太辛苦，就請了個小時工，一個小時30塊，幫著分擔些家務活。來的是位阿姨，四十歲出頭，四川人，會做水煮肉片，人“挺會來事”。
不過沈薇還是覺得別扭，老想把對方退掉，“我是勞動人民出身，從小就乾活，瞅著人家乾活我不得勁，我還得跟著乾”。
阿姨做菜時，沈薇老是幫著打下手。有時候，阿姨來之前，沈薇就已經差不多把活都乾好了，因為身體原因乾不了的，她也不好意思使喚對方。無活可乾時，她就跟阿姨嘮嗑，一嘮就是一個小時。
“雇保姆最忌諱跟人走的太近了，會讓她界限感變模糊。但我媽老給阿姨造成這種錯覺。”在阿姨的去留上，女兒和沈薇一直存在著分歧。張大國在這點上有類似的看法，“你雇保姆，掏錢再多，不放心，保姆啥事都能乾出來。”
更麻煩的，則是婆媳、翁婿關係這類的家長裡短。沒念過幾年書的張大國，說起兒子來很驕傲，說起兒媳來，把頭往後一仰，“噫——”。兒子和兒媳婦是研究生同學，畢業後進了國企。兒媳愛乾淨，給張大國約法三章，進門必須換拖鞋，喝水前必須洗手。“噫——”，張大國說，農村人過去哪講究這個！
沈薇也深有感觸，“二孩”政策放開以後，她住的大院裡房源變得緊俏起來，“老人都來帶孩子啊”，聚在一起聊天的話題總是家裡的那些事，三個裡總有一個沒少為家庭矛盾煩心。
沈薇認識一對老兩口是吉林小縣城的，50多歲跑來北京給唯一的兒子看娃，順帶找了份擦泳池和掃宿捨的工作補貼家用。兒媳婦是城市人，工作是教學生畫畫。兩家家庭條件懸殊，矛盾也因此而起。
鬧得不可開交時，老兩口只得搬出去重新租房子住。有一次沈薇看到老爺子買了兩根排骨回來，問他，你一大家子人怎才買兩根排骨呢？對方苦笑，哪一大家子人，就我和老太太兩個人，啥都不在一起了。沈薇後來看到，這家的老太太，常常一個人跑到操場，眼巴巴的看兒媳婦帶孫女玩，卻靠近不得。
還有一次，沈薇帶外孫子去體檢，碰到院裡一個老人也領著外孫女過來，沈薇誇了兩句自家女婿能乾活，對方一驚，“我在這院這些年還是頭一次聽說誇女婿好的”。
原來，這家的情況正相反，老太太是城裡人，女婿是河南農村來的，女兒當年被媽媽逼婚逼得緊，草草找了個對象，結婚時老人就不同意，沒少數落女婿，後來說得多了，女婿索性啥也不管了，“孩子自行車壞了也得老太太修”。
社區裡的“隱形人”
外孫女看著眼前的這個老人，喚她的名字——嶽芳，老人轉過頭來，也看著外孫女，眼神空洞。
她幾乎再也認不出眼前的親人了，包括女兒、女婿和外孫女，她患的是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癡呆”。在她身上，記憶仿佛被時間的巨怪吞噬掉了，她如同變了一個人，有時很少講話，有時又會很“不講理”，半夜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像個“遊魂”，把一家人全部叫醒。
十年前的嶽芳不是這樣的。2007年，她77歲，正式隨子女定居到北京，河南縣城裡的老伴去世三年了，老房子也被賣掉，她沒有退路了。在北京這一住，就是10年。
很難說，嶽芳的身體狀況和她進城後的經歷有怎樣的關係，但這些年，她過得確實並不順遂。
剛來北京時，外孫女正上初中，處在叛逆期，和父母間“戰火不斷”。一次，外孫女因為英語考試成績跟父親爆發了激烈的爭吵，還拿刀子傷了自己的手。嶽芳看得心疼，想緩和矛盾，上去說了一句，要不讓孩子今天晚上跟我睡吧？“你不要插手！”女婿吼了一聲，把嶽芳噎住了，一個人回了屋。
周圍的環境對嶽芳來說也並不“友好”，北京是個講文明、講規則的大都市，這裡有十多條地鐵線和一千多條公交線，可嶽芳大字不識，又不會講國語，她連公園的門也進不了。
在北京，嶽芳的社交圈子被收縮進四四方方的家屬院裡，能聊上幾句家長裡短的鄰居倒也有幾個，但大院老人流動性大，跟她要好的後來都離開了北京，剩下的，嫌她耳背，方言也不相通，聊幾句便進行不下去了。
無論對內對外，這不再是一個嶽芳能掌控的世界。變化悄然發生，只是繁華都市裡，升學、工作的節奏不容打斷，嶽芳變成了家庭和社區中的“隱形人”，相比饑荒年代，她已經吃穿不愁，但卻愈發沉默。
同樣來自農村的張大國也常有這種“融不進去”的感覺，在老家農村，他喜歡上鄰居家串門、聊天，再喝上半斤白酒，而現在呢，“都關著門，對門的都不認識”。
一些個人的“習慣”似乎也並不適合城市。北京某小區的論壇上，曾有住戶反映有人把撿來的垃圾堆在樓道裡，大家一度把責任歸咎在“隨遷老人”身上。在沈薇住的家屬院裡，也有很多農村來的父母撿拾廢品。有個老太太，丈夫是軍級幹部，自己卻成天掏垃圾箱，“她說她孫子補課，一個假期補一個語文就要兩萬，不撿點也不夠花”。
連張大國自己也動過撿廢品的念頭，但遭到了兒媳的反對，理由是怕有細菌，讓孩子得了病。
“雖然都說首都北京好，但那對我來說一點用沒有，我是在這掙錢呢還是天天住在繁華的地方？沒有，在這院裡，我都體會不到這裡是北京，我就覺得這個院挺安靜的，人少，安全。”沈薇說，她還是想東北，不僅因為那裡生活水準低，更因為那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那裡有她相熟的朋友、親戚，大家可以隨時走動，有時走在大街上，她就能碰到熟人。
沈薇記得，女兒還小的時候，她領著女兒從老家上北京旅遊，逛頤和園、爬長城，現在女兒長大了，母女倆調了個個兒，是女兒領著她上故宮、北海、頤和園，女兒還帶她去看芭蕾舞，聽交響樂，“在國家大劇院，票可貴了，我說媽媽沒有那細胞，不想聽”，沈薇笑著說。
女兒工作忙，也不可能總陪在她的身邊。一度，沈薇就趁在大院食堂裡吃飯的功夫，跟在那裡就餐年輕學生們聊聊家常，或是靠女兒借來的雜誌打發時間，“有時候她領我上圖書館，一坐能坐半天”。
通知老人參加社區活動的微信群
“活躍分子”與沉默者
對於外地來京打拚的年輕人說，時間可以是靠孩子的身高來丈量的，也可以是靠房貸的還款期來丈量的，忙碌起來，日子可以過得飛快，這是留在家中的隨遷老人所體會不到的。
《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裡也指出，隨遷老人跟隨子女來到新的生活環境，出於語言和生活習慣差異、親朋舊友遠離等原因，對遷入地生活產生一定的隔閡。加強隨遷老人的社會參與，促進他們盡快與社會生活融合顯得尤為重要。
耆樂融長者關愛中心是一家專注於精神養老服務的公益組織。2014年，耆樂融在朝陽區蓮葩園社區開展外地在京老人社區融入計劃，項目持續了兩年，目的是通過一系列活動，吸引“老漂族”們走出家門，融入在地社區生活，同時協助他們進行心理調適和解壓。
負責人卞學忠說，關注到隨遷老人這一群體，源於自己的父母和鄰居也是隨遷老人，他們也曾有過種種難以融入的經歷，“外地老人能不能真正融入社區裡，第一個看他個人的性格、心態的開放度。第二點，在於社區能不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可以參與、發揮的機會和太空”。
外地在京老人社區融入計劃開展時，邵平是蓮葩園社區的黨委書記。後來，邵平調到相隔不遠的繡菊園社區，在這個位於北五環外、居住著一萬多人的社區，外地老人佔了三分之一，“幾乎都是投奔子女來的”。
在繡菊園開展社區活動時，邵平發現，傳統的寫書法、學英語等活動已經吸引不到更多的人了。她借鑒先前與專業組織合作的經驗，請來工作人員，教老人們用瓦楞紙疊出故事情景，也教他們做口紅、做肥皂。
邵平發現，活動的新穎性和專業性增強以後，他們隻管把通知往微信群裡一發，很多老人就會積極主動報名，“以前我們是湊人數，現在我們還得限制人數，就卡30個人”。
“有的老人，可能剛一來，就先找居委會，問問你這有什麽活動啊，都什麽時候開展呀，這種人你就能看出來，他在老家的時候肯定是一個活躍的分子，這種人就能很好地融入進來。有的人可能就不是，嘴悶一點，可能他也就看個孩子，或者在公園裡頭溜達溜達”邵平說。
有時，隨遷老人們來北京的根本“職責”，也會成為阻礙他們“走出去”的門檻。
沈薇的老伴退休前是廠裡的工會主席，熱心腸，跟誰都能嘮上兩句。退休以後，他來北京陪女兒，每天下午4點都去大院裡的球場打乒乓球、羽毛球，結識了一幫球友。
後來，球友們發現，老人不怎麽來了。一打聽，原來是家裡有小生命降生了，“最主要是帶孩子沒時間了”。
卞學忠發現，在一些外地隨遷老人中間，其實也存在著文化層次、消費觀念、風俗習慣等等的差異，北方老人跟南方老人比，觀念上也不一樣。例如，有的老人可能在社區搞活動時，會問問有沒有禮品，沒有可能就不來了。而有的老人就會覺得，我如果喜歡我就願意參加。
即使在異鄉，老人們仍然習慣和那些脾性、習慣相近的同伴在一起。同一小區裡，張大國原來有個老鄉，兩人總是一起坐車出去玩，圓明園、十三陵，去了不少地方。直到後來，老鄉從北京走了，張大國身邊也就此少了一個朋友。
留下的和離開的
卞學忠在開展公益項目時發現，在北京，一些較為活躍的隨遷老人，已經成為了社區工作、社區活動的骨乾力量，甚至已經成為了社區的意見領袖。
住在朝陽某社區的李鴻強就是這樣的“骨乾力量”之一。李鴻強是天津人，退休前在一家大國企當辦公室主任，退休後又在一家私人企業幹了10年，手底下管理過幾百上千人。
2003年，他隨妻子和孩子搬來北京，剛來北京時，李鴻強覺得，北京太大了，“東城西城轉一圈”，不像天津，“那裡城市布局比較緊湊。”
徹底退休之後，李鴻強加入了社區裡的合唱團，並且擔任起了組織工作。他後來把合唱團的隊伍擴充到四五十人，後來又組織起了民樂隊、舞蹈隊等組織。
“我們的目標就是玩來了，既然是玩就要高興。玩中求樂，廣交友。”在組織活動中，李鴻強也總結了一些制度，比如，進入合唱團，沒有門檻，什麽都不會也沒關係，來了可以邊聽邊學。碰到來報名的農村老人，也得多關心他，說話和氣一點。
然而，像李鴻強一樣在北京留下來且積極融入社區的老人仍是少數，“大多數隨遷老人仍然是沉默的”，卞學忠說。
李鴻強的選擇是努力融入，他覺得群居的人都需要朋友，進入新環境就要建立新的宜居環境。而張大國心裡想的是，希望兒子兒媳婦能早點“放行”，讓他和老伴“告老還鄉”。
沈薇已經在北京連著過了兩年“四人圍一桌吃飯”的春節了，她想念在東北老家，一到過年，總能湊齊好幾十口人，熱熱鬧鬧的。
對於是去是留，沈薇多次提到想回去，“畢竟是兩代人，住在一起真不方便。”。
但眼下，孩子還小，閨女肩上的擔子不輕，她又是矛盾的，“現在我是掏心掏肺的願意幫她，她真要讓我走我還捨不得，我就覺得我捨不得這個孩子，捨不得她們娘倆。”
今年4月份，沈薇和老伴回老家待了20來天，外孫子在影片裡跟他們打招呼，那邊在電話裡“啊”一喊，這邊老人的心也被勾住了，“什麽苦啊累啊，你都沒有了”。
而對於有些人來說，已經錯過了選擇去留的機會。2017年7月，嶽芳去世了，離世的前幾天，她沒有經歷太多的痛苦，她像個孩子一樣被人喂著茶碗蒸，圍在身邊的，都是她最親近的兒女和孫輩。今年的清明節，她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河南，葬在老伴的旁邊，她終於回到了這個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沈薇、張大國、嶽芳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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