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書架 19世紀的鐵路旅行

19世紀的鐵路旅行

文 | 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

在人們已經習慣高鐵和動車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回到工業革命時代，認真回想鐵路和火車的起源，及其對於人類生活、生產方式的影響。這不僅僅是簡單的生產力、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們對風景的觀感、旅途交談的沒落、旅行中的個人隱私和個體太空，以及鐵路與社會公平等諸多問題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鐵路在19世紀對人們心靈的形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推而廣之，高鐵、飛機、自駕旅行對我們又有著什麽潛移默化的影響呢？

本文選自《鐵道之旅：19世紀太空與時間的工業化》第五章，有刪節。

我必須把我自己裝進這個流動的盒子裡。我出不去，但也沒什麽能進來。

—— 歐仁·曼努埃爾(EugèneManuel)，1881

包廂

19世紀上半葉，對於進步思想的信徒而言，鐵路成了民主、國家間的和諧、和平以及進步的技術保障。在他們看來，無論是在太空意義上還是社會意義上，鐵路都讓人們靠得更近。歐洲思想中的這股思潮，在聖西門的追隨者中表現得最為顯著：這一代學人大約是在1825年，也就是聖西門去世那一年，登上了法國的政治經濟舞台，他們把大革命和拿破侖帝國未盡的平等主義願望，全部投射到了工業及其壯觀的先鋒——鐵路上：對於他們而言，比起任何僅僅是形式上的政治解放，鐵路能夠更為有效地實現1789年以來的平等與友愛。

佩克爾形成了這樣一個想法，即作為工業一部分的鐵路，是服務於人類的解放事業的：

火車和蒸汽船上的共同旅行，以及工人們大量聚集在工廠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激發了平等與自由的感受與習慣。讓所有社會階級一起旅行，並且把他們並置在某種鮮活的馬賽克裡，那就是各個國家能提供的所有的財富、地位、性格、習慣、風俗、衣著方式的拚貼。鐵路極大地推進了真正友愛的社會關係的支配，並且比起民主的民權保衛者最尊貴的訓誡，更有助益於平等的感受。這樣一來，為每一個人縮短不同地方分隔開的距離，也就等同於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如果佩克爾確信，火車與輪船“真正是平等、自由與文明的戰車”，另一方面，他也會意識到還有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老的特權和不平等也可能在工業的創造中重新出現，哪怕它們真正的本質就是平等與民主。

佩克爾認為鐵路車廂按照等級區分開來可能會造成危害。在他寫作《社會經濟學》的時候，這種區分在法國還不存在，當然只是因為鐵路還沒有提供客運服務。到1840年代初，法國除了一條很短的線路，所謂鐵道，是以描繪英國和比利時的鐵道而存在的。然而在這兩個國家，鐵道從一開始就是分了等級的。19世紀早期的進步主義者，尤其是聖西門派的工業擁躉，幾乎沒注意過這個事實，而只是為蒸汽機帶來的無法抗拒的魅力所傾倒。

在由鐵路實現的聞所未聞的能量與生產力面前，傳統的社會特權似乎都已經徹底過時了，再無希望，所以完全不值得再處理。儘管佩克爾沒有完全忽視不平等復活的可能性，但他還是堅信，平等會基於技術而取得最終勝利。他認為，火車上的旅客們全都是平等的，因為他們會發現自己處於技術上的平等中：“這是同樣的護送隊、同樣的力量，運送著大和小、窮人與富人；因而從最普遍的意義上，鐵路上了一堂平等與友愛的課程。”

但是隨著鐵路歷史的延續，即使在法國的火車上也顯示出了階級的分別，推翻了技術上平等的處境會給旅客帶來社會平等的觀念，也顛覆了聖西門派的許多其他希望。而歷史也顯示，佩克爾觀念的核心確實蘊含了某種真相，儘管這與佩克爾的信念大為不同。不同階級的成員都在同一輛火車上，由同樣的力量推動，這一事實雖然並沒有帶給他們社會平等，但卻在他們的觀念裡存在過。

乘坐火車旅行，由蒸汽力量拉動，被認為是參與到了工業進程中。對於下層階級而言，這樣一種體驗非常直接：在1840年代的英格蘭，他們是由貨運火車上的棚車車廂運輸的。他們並沒有被視為在接受旅客服務，而不過是貨物。1844年的格萊斯頓法案(GladstoneAct)要求三、四等車廂也必須加蓋，儘管這些車廂看起來更像是加了蓋的棚車，而不是旅客車廂。

而特權階層的旅行狀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的車廂，看起來就像固定在軌道上的馬車。這樣的設計，不僅會讓人忘掉鐵路的工業起源及其本質，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種抑製這些想法的努力。

包廂幾乎就是另一個版本的馬車車廂，沒什麽變化，包廂的設計就是要讓一等旅客(在稍弱一點的意義上，也包括二等旅客)放心，他們的移動還和在他們的馬車裡是一樣的，隻不過價格更便宜而且速度更快。但其效果和人們所期望的正好相反。恰恰是因為包廂與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旅行聯繫太密切了，充分吸收了傳統旅行的精神，新的工業化運輸方式就使得人們的體驗更具創傷性。

中產階級的一等車廂旅客抱怨說，他們覺得自己不像旅行者，反倒像是包裹：這就使得他們的主觀體驗與下層階級的客觀體驗同樣帶有工業色彩。但是中產階級的體驗，只是就其真實發生在一個精心布置的、裝備一應俱全的包廂裡而言是主觀的，而不是下層階級像棚車一樣的旅行太空；就現實而言同樣是客觀的，旅行者只是一個工業過程的對象——這個世界裡的所有布置，都不能讓他忘掉這一點。

1840年代，法國的三等車廂之旅（卡納瓦萊[Carnavalet]博物館，版畫陳列室[Cabinet des Estampes]）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 Dore）所見的三等車乘客（卡納瓦萊博物館，版畫陳列室）

一等車乘客，法國，1900年。（巴黎：羅歇·維奧萊檔案館）

旅途中交談的終結

包廂從馬車上移植到了鐵路貨車上就失去了部分功能。在前工業時代的旅行中還有用的東西，現在就變得多餘了。馬車車廂的基本社會功能是源於它的形式，亦即座位的安排：在U形的馬車車廂裡，旅客彼此面對面，這樣一種安排促使他們在旅途中交談。馬車作為一種旅行方式，其歷史起源足以證明，對於可交流的座位形式進行分等是一種中產階級特有的觀念。

簡單講幾句題外話就可以澄清這一點。在中世紀，人們旅行只能靠步行或者騎馬，選哪一種取決於他們的階級。乘坐馬車出行這個習俗，是在現代早期一開始，與興起於西歐生活中去封建化、都市化過程中的其他許多實踐同步出現的。維爾納·桑巴特這樣描述馬車旅行的起源：

在16世紀，可能是因為路況改善了，乘坐馬拉的車廂旅行，就變得更為普遍。的確，我們可能會越來越頻繁地在他們的“馬車”裡偶遇16世紀的商人們；但晚至17世紀中葉，我們就會發現針對馬車旅行的抗議，因為馬車旅行可能有損國家的福祉：它讓人們太舒服了，也摧毀了養馬業等等。到17世紀末，馬車旅行最終與騎馬旅行一樣，被廣泛接受。

根據傑克曼的講法，馬車是於17世紀初在倫敦及其周邊地區第一次大規模增加的，這個地區也是歐洲都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

馬車的形式與座位安排，還可以追溯到另外一種專門用於城市的個體運輸車輛，那就是轎子。人們可能會說，馬車包括了兩個完全連接在一起的轎子。這樣一種奇怪的安排被創造出來，與中產階級的另外一些交流慣例比如咖啡室、會所、報紙以及劇院等等是同一時期興起的，這都意味著必須把馬車視為一個更大結構的一部分。

馬車旅行的特點，不僅包括乘客與外部世界、與穿越的景觀之間的緊密關係，也包括乘客之間熱烈的交流了。馬車的乘客都是些健談的人，談話為18世紀及19世紀早期出版的許多小說提供了素材。而鐵路則終結了交談。

一個法國人在1857年回憶說：“在馬車裡，花一點時間做些準備工作，認識一下同伴，談話輕輕鬆松就開始了；分離的時刻，人們往往會因旅行太短而遺憾，差一點就能交上朋友了。在火車上則太不一樣了......”面對面的格局曾把一種既存的對於交流的需求制度化，現在卻又變得令人難以忍受，因為沒有理由進行這樣的交流了。

鐵路包廂裡的座位，迫使旅客要面臨一種源自尷尬而不是基於實際需要的關係。對於現代感官如何既被視覺定位、又被視覺所迷惑，格奧爾格·齊美爾給出的解釋，就說到了現代運輸是這種發展的一種重要動因：

一般來說，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要通過聽到他說的話來解釋，相反的情況就很少發生了。因此，一個人看見卻沒有聽說，比起聽說卻沒有看見，會讓人更為困惑，更為猶豫不決，也更為沮喪。對於大城市的社會生態而言，這一點一定具有重要意義。比起小鎮裡的交通，大城市的交通會使得大量的人能夠看見他人，卻不能聽說；這不僅僅是因為在小鎮的街上我們碰到的人大多數是熟人，可以和他們寒暄幾句，或者是我們一看見那些人，不只對能看見的部分，而是對他們整個人都會有個印象。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大城市裡的公共交通。在19世紀公共汽車、火車和有軌電車發展起來以前，人們一次不可能和他人彼此對視好幾分鐘甚至幾個小時，卻不和對方交談，哪怕是被迫如此。現代的交通，越來越將人們之間主要的感覺關係化約成純粹的視覺，這就必然為他們的一般性社會感知創造出全新的前提。

齊美爾把人們的感覺描述成困惑、猶豫不決、沮喪，其實這種感覺可以簡單形容為人們在火車包廂裡不得不與他人沉默以對的尷尬。我們已經看到，追求閱讀就是要努力取代已然不可能的交談。把目光集中在圖書或者報紙上，人們就能避免被坐在過道對面的人注視了。這種沉默處境令人尷尬的本質，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無意識的。

在M.M.馮·韋伯1857年出版的鐵路手冊中，我們就能找到一則這種隱晦的暗示，作者主要是討論對歐式包廂與美式車廂的讚成與反對。(美式標準車廂與歐式的差別在於，美式車廂座位沒有被面對面地安排在包廂裡，而是在一個長長的車廂之中，朝著一個方向。)韋伯堅信，美式車廂並不適合歐洲的狀況。他擁護包廂系統，並且聲稱他特別喜愛半包廂(b?tard-coupés)，半包廂“位於車廂兩端，其優勢在於乘客不需要和別人面對面，而且又能從包廂開在三個方向上的窗戶望出去”。

對於包廂式座位布置，公開批評很少，其中一則見於1838年的一期《鐵路時報》(TheRailingTimes)。一封寫給編輯的信，意帶諷刺地署名為“債務禁錮與旅行監禁的敵人”，提出了另一種方案：

說起鐵道車廂的內部安排......我懇切地......向公眾建議，在每輛列車上都能夠讓一些車廂裝合在一起，從而使乘客能夠背靠背地坐著，從一排和車廂一樣長的窗戶中，望向窗外的鄉村，不管這樣一來他們是不是能更舒適。有了這個計劃，一個在南安普頓(Southampton)與布裡斯托(Bristol)之間往返的人，就可以每一程各坐在車廂的一側，然後就能看見路兩側視野裡的所有村莊。很明顯，這會比連續坐上三四個小時一直研究別人的面相又想找到更好的消遣，要舒服得多。

只有特權階級才會有這種不再和別人交談而且越來越被他的同路人搞得很尷尬的體驗。三、四等車廂絕大多數都沒有被分成包廂，而仍然是一個大的太空，在三、四等車廂裡既不會有令人尷尬的沉默，也不會有對閱讀的普遍追求。正好相反，從這些車廂裡傳出來的聲音，在特權階級的車廂裡偶爾也能聽到，正如P.D.菲舍爾在前引文中所說，“愉快的交談和笑聲會從那些坐得滿滿當當的車廂裡，一路傳到我那個孤立、無聊的小間裡”。

法國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AlphonseDaudet)在回憶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Daumier)的列車場景諷刺畫時，用下列鮮活的速寫，描繪了他對發生在無產階級車廂裡的情境的印象：“我決不會忘記坐在三等車廂裡去巴黎的旅行......幾個喝醉了的水手在唱歌，他們中間有一個大塊頭的胖農夫在睡覺，嘴巴大張著像死魚的嘴一樣，帶著籃子的小老太太們，小孩兒，跳蚤，奶媽，窮人車廂裡的全部用具，都帶著煙鬥味兒、白蘭地酒味兒、大蒜香腸味兒、淋濕的稻草味兒。我想我還在那兒。”

歐洲人對於美國鐵路車廂的看法，1848年

普爾曼式車廂內部，1870年代與1880年代。（《鐵路報》[The Railway Gazette]，1887年）

孤立

有些時候，一等車廂的旅客發現自己會從無同行旅客的場景中得到釋放。一個人坐在包廂裡，是一種曖昧的處境。也可以把這種孤獨體驗為一種滿足的、安全的，以及愉快的狀態。

泰納(H.Taine)在他的《旅行手冊》(Carnetdevoyage)中寫道：“獨自坐在包廂裡，這三個小時，是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所經歷的最甜蜜的時光。”《旅行手冊》中的另外一段話，則將這種平靜的狀態表達得更為具體：“我一個人坐在車廂裡......車輪努力地旋轉，發出一致的噪聲，就像風琴奏出的一個拉長的咆哮的音符。塵世與社會的所有想法都在我的腦中退去了。我看不見別的東西，只能看見太陽和鄉村，在盛開，在歡笑；所有的植物，儘管都是綠色的，卻如此多樣，被輕柔的、帶著溫暖光線愛撫著它的雨所點亮。”

這樣一種由車廂裡孤立的自我以及火車強有力的機械運動帶來的自我遺忘的愉悅感，如果做心理分析的解釋，倒是很吸引人。弗洛伊德與卡爾·亞伯拉罕(KarlAbraham)都表明，在機械攪動與性喚醒之間存在著聯繫，並且鐵路被稱為這種喚醒最有力的動因。一旦受到壓製，乘火車的樂趣就會在弗洛伊德所說的“對火車的恐懼中”找到它的對應物，卡爾·亞伯拉罕將面對加速或者不受控制的運動時神經所體驗到的恐懼，解釋為對他們自己的性欲失去控制的恐懼：“這樣一種恐懼與另一種害怕相連，人們害怕自己處於一種無法停止的運動中，他們無法控制。這樣的病人，也同樣會表現出對任何車輛移動的恐懼，只要是他們不能讓自己隨時停下來。”

就像旅行者們本身會像害怕出軌一樣，他們對自己性欲的自主性感到害怕。在火車之旅中，對於出軌的恐懼在早期就已經出現了。火車飛馳（這是19世紀用於鐵道旅行的一個典型術語）得越容易、速度越快，對於大災難的恐懼就會越嚴重：我們已經引用了托馬斯·克裡維1829年的一個說法，鐵路旅行“就是在飛，哪怕出一點小事故，我可能馬上就死了，我簡直沒辦法不去想這個問題”。

1845年德國的一篇文章說：“靈魂需要一定的限制，因為無論鐵道之旅何其舒適，靈魂從來沒有遠離過人。”這表現了對於出軌的恐懼，對於大災難的恐懼，對於“不能以任何方式影響車廂移動”的恐懼。

對於出軌的恐懼，事實上是一種無力的感覺，因為人們被限制在一台快速移動的機器裡，又不能對它造成哪怕一點點影響。包廂的孤立將乘客封閉起來，強化了那種無助的被動感。包廂促進了機械運動令人愉快的體驗，與此同時，它又以同樣的程度成為了一個創傷的地點。其封閉的本質將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都隱藏起來，不讓外部看見：一旦旅客坐下之後，在整個旅程中，或者至少是從一個車站到下一個車站的過程中，他就是自己一個人，或者只是和他的旅伴一起。他與外部世界沒有什麽交流管道，又因此存在實際的風險。

英國工程師彼得·勒康特(PeterLecount)1839年寫道：“在公路上旅行，一位旅客突然發病，或者出了其他什麽事，他不需要乾別的，只要把頭伸出馬車的窗戶，告訴別人他想要什麽，馬車就會停下來，他就能得到需要的幫助。但是鐵道之旅的情形就大為不同了！在火車上，除非他碰巧坐在守車底下的座位，否則他發出聲音都是徒勞。即便是他要死了，恐怕也得不到什麽幫助；實際上，他所需要的越多，他越是努力，就越不能得到。”

無論是從視覺上還是聽覺上講，包廂都完全從火車的其他部分中孤立出來，並且在整個旅行中都不能進去(直到1860年代，即便是快速列車，其包廂也只能從外面進入：它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使得旅客之間的相互關係從僅僅是因沉默而尷尬，變成了對於潛在相互威脅的擔憂。火車包廂成了犯罪的場所——相鄰包廂的乘客可能什麽都沒看到、什麽都沒聽到，犯罪就發生了。

這種新的危險，在19世紀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想象力：“最大聲的尖叫，被快速旋轉的車輪的咆哮聲吞沒了，謀殺，甚或比謀殺更嚴重的犯罪，可能就會伴隨著火車以60英裡的速度飛馳而上演。當火車按照時刻停車或者還沒到點就停車，查票員過來，可能會發現一節二等車廂變成了‘屠殺場’。我們可不是在信口開河。”

作者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

《鐵道之旅》中文版封面。

—— 完 ——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其余圖片為出版社提供。

《鐵道之旅：19世紀太空與時間的工業化》，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