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有一個可供探討的問題是，曾經輝煌無比的長安，從唐代以後1100多年，為何再也沒有一個王朝，在此立都建國呢？
縱觀中國自古至今，歷代王朝、割據政權以及各個少數民族，曾經建立過217處都城，但這些都城，絕大部分都如曇花一現。
只有長安，曾經在長達1077年的時間裡，先後做過11個王朝的首都，可謂千古一城。
但是這種王氣，在公元907年唐代滅亡以後，似乎就衰竭了；中間除了個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外，長安從此再也無法跟王氣沾邊。
難道，長安的王氣已盡？
黃巢的怒擊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在多次反攻，終於攻破黃巢軍隊佔據的長安城後，來自唐帝國各路勤王的藩鎮軍隊，如猛虎餓獸般，衝入了這座千年古都。
據《舊唐書》記載，黃巢軍隊在公元881-883年佔據長安城的三年時間裡，雖然在城內到處屠戮殺人，但長安城的主要建築，仍然“九衢三內，宮室宛然”。
但是883年，來自各路藩鎮的唐軍在攻破長安城後，卻像流氓土匪一樣，開始到處搶劫，“縱火焚剽”長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宮室、居市、閭裡，十焚六七”。
輝煌壯麗的大明宮，更是燒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黃巢之亂，是長安城沉淪千年的開始。
經歷了這場動亂的晚唐詩人韋莊，在他的詩歌《秦婦吟》中，描寫了長安城劫後的蒼涼：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
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蒼涼無故物。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此前，儘管經歷了安史之亂、吐蕃短暫攻佔，以及朱泚兵亂，但是長安城並沒有大的損傷，在經歷簡單的修複後，到黃巢起義前，這座大唐帝國的首都，仍然“神麗如開元（盛世）時”。
而黃巢之亂，是長安王氣衰落的開始。
此後，長安城內外接連興起的政治動亂，將徹底毀滅這個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軍閥的毀滅
唐代以後的王朝，為何不在長安立都？從唐朝末年開始，頻繁的政治動蕩與破壞，是至為關鍵的因素。
從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間，包括黃巢之亂在內，長安城先後經歷了四次超級打擊。
在黃巢兵變後兩年，公元885年，掌握禁軍的宦官田令孜，與藩鎮軍閥王重榮、李克用爭戰失敗。在挾持唐僖宗退出長安時，田令孜下令，在長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個帝國首都“宮闕蕭條，鞠為茂草”，“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
劇照：軍閥朱溫，是長安城的最終毀滅者。
儘管此後有小幅修複，但唐昭宗乾寧三年（896），軍閥李茂貞又從岐州（陝西鳳翔）攻入長安，並在城內到處殺人放火。至此，整個長安城“宮室廛閭，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
而長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毀滅性打擊，來自朱溫。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軍閥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據《舊唐書·昭宗紀》記載，朱溫命令長安全城軍民：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黃）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這座千古名城，最終被軍閥朱溫下令徹底拆毀，以營建洛陽和開封的宮室。
一座古都開封的崛起，是長安的毀滅。
長期的動蕩
政治動蕩，長安自古有之，但為何這次，卻徹底傷了元氣？
縱觀長安城歷史，不算西周，從秦朝開始到西漢、西魏、北周，以及隋唐兩代，長安城屢屢遭毀，卻能屢屢重建複興。但從唐末開始的這波政治動蕩，卻開啟了長安的長期危機。
唐朝滅亡後，進入五代十國，長安周邊卻仍然戰亂不斷。
到後漢乾祐元年（948），趙思綰奪取長安後，與後漢軍隊進行對峙，當時，整個長安城已經從盛唐時期的百萬人口，減少到了只有十萬人。經歷後漢這場戰爭後，長安城的人口，最終銳減到了一萬多人，相比巔峰時期，長安城人口銳減達99%。
北宋初期，有鑒於開封無險可守的致命隱患，趙匡胤曾經想過先遷都洛陽，最後再遷都長安：
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
對於自己的遷都計劃，趙匡胤解釋說：“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徇周（朝）漢（朝）之故事，以安天下。”顯然，趙匡胤也認識到了，長安坐擁關中平原、被山帶河的地理優勢所在。
在經歷唐末、五代的動蕩之後，當時長安城已經殘破不堪，所以趙匡胤的計劃是，先遷洛陽，再往長安。但在弟弟晉王趙光義等一系列臣子的反對下，趙匡胤只能放棄了自己的這個計劃。他最後感慨地說，不遷都洛陽、長安：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匡胤的預測是正確的。151年後，北宋靖康二年（1127），南下的金兵最終攻破幾乎無險可守的開封，北宋亡國。
但五代十國後的長安，也確實難以立都。
北宋時，宋人由於用兵西北，以致長安一帶長期動蕩。南宋時，長安一帶又成了宋人與金人、蒙古人爭戰的前線。可以說，從883年的黃巢之亂開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滅亡的近四百年間，整個長安及關中地區，一直處於不間斷的政治和軍事動蕩中。
長安的這個動蕩周期，甚至超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此，長安王氣喪盡。
森林的破壞
政治的動蕩，只是長安王氣消失的表象。潛藏在這股長近四百年的動蕩背後的，是長安一些賴以立都的基礎條件的破壞和毀滅。
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關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毀滅、水資源的銳減、自然氣候的劇變，以及漕運的斷裂——只有這些，才是導致長安自唐末1100年來，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話說，物極必反。實際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後，從唐朝開始，長安在巔峰時期，就已經風雨飄搖，一系列自然生態危機，已經在撼動這個古都的根基。
經濟地理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做“消聚性衰退”。說的是一個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於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就會開始衰落，而長安，正是這種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八百裡秦川的森林被砍伐，為長安城種下了生態惡果。
以森林資源為例，作為中國古籍最早記載的“天府之國”，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地區，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態環境優美之地。
但是從秦漢開始，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從城市營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規模的農業開墾，已經使得關中平原周邊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當時，整個關中地區“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田盡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時期，整個長安城周圍，已經沒有巨木可以供應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從陝西，長途跋涉到嵐州（今山西省嵐縣北）、勝州（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東北）等地，才能取得營建宮室所用的巨木。
對此，唐朝詩人杜牧，曾經在諷刺秦朝的《阿房宮賦》中，指古，也是話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水資源的銳減
在森林資源衰竭的同時，是長安周邊水資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繞長安”的消失。
先秦時期，關中地區由於河流、湖泊眾多，因此水源豐富，而長安周邊，更是有渭、涇、灃、澇、潏、滈、滻、灞八水環繞，在水資源的滋潤下，關中地區農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
但是從戰國末期、秦漢開始的大規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養的關中地區，水資源開始急劇減少。
到唐代末年，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來越小，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繼乾涸；北宋時，“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過河的地步。
“八水繞長安”的衰退，是長安城風水幻滅的開始。
據統計，從唐宋開始，關中地區有關水清、涸竭、斷流的記載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間，作為滋潤長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記載的斷流，更是達六次之多。
水旱蝗災並起
隨著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水土流失，也越發嚴重，這就使得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頻率增大：有雨則洪水泛濫，無雨則乾旱成災。
據統計，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開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裡，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共發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災害。其中有10次旱災，7次水災，以及3次蝗災。
陝西省天氣局根據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發現，從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開始，關中地區的水災和旱災，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紀，竟然發生了37次旱災，平均每2.7年就發生一次。
而關中地區這種頻發的自然災害，也使得長安城，逐步進入一個生態崩潰的大環境。
公元前2世紀-19世紀：關中地區旱災、水災趨勢圖。
據統計，在整個唐帝國289年歷史中，共有240個年頭髮生水、旱、蝗等各種災害。在帝國政治清平、軍事強盛時，長安城和唐帝國尚可對付，然而當安史之亂後唐帝國的實力江河日下時，這種頻發的災害，就逐漸成為摧毀帝國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後，長安城周邊關於“關中饑饉”，“關中旱澇相繼”，“蝗災，飛天蔽日”，“饑荒嚴重，陸遊餓殍，人相食”的記載越來越多。
在此情況下，早在先秦時期，就因為沃野千里、擁有“天府之國”美譽的關中平原，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到唐朝中後期時，已經變成了“地迫而貧，土瘠民貧”的窮困之地。
在此情況下，長安的危機，越來越迫切。
耕地與糧食
隨著森林、水資源的日益枯竭，長安周邊氣候開始逐漸變化。
這種表現，首先是關中地區大量水、旱、蝗災的發生；然後，在自然的干擾下，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也難以為繼。
糧食供應，出問題了。
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在25萬左右。到了盛唐時，長安城最高峰時期，人口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的急劇膨脹相比，唐朝時，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關中地區的水資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發衰退——據唐朝的《通典·州郡四》記載，西漢時，關中地區有灌溉農田4.45萬頃；但到了唐朝大歷年間（766-779），這個數字銳減到了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民以食為天，沒有地，沒有糧，長安怎麽生存？
所以缺糧，從唐帝國誕生開始，就是一個困擾長安城的魔咒。
耕作用地日趨衰減、長期缺糧，是唐代長安城揮之不去的噩夢。
由於環境破壞、自然災害頻發，關中地區可耕地越來越少，所以，長安城內需要外地接濟的糧食缺口：從唐朝初年的每年20萬石（每石42公斤，大約840萬公斤），膨脹到了最高峰時期的400萬石（大約1.68億公斤），後來雖然有所回落，但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大約4200萬公斤）。
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谷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經因為長安城缺糧，而不得不遷到洛陽“就食”。
唐中宗景龍三年（709），“是歲，關中饑，米鬥百錢”，於是群臣就請唐中宗學習他的父親唐高宗，到洛陽“就食”。沒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卻發了火，說：“豈有逐糧天子邪！”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由於向長安運輸糧食的漕運道路，被藩鎮阻隔，整個長安城都陷入缺糧境地，以致禁軍發生騷動。這時，剛好有3萬斛米運到了長安周邊，唐德宗聽說後，幾乎流下眼淚跟太子說：
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漕運的斷裂
而大唐長安城的最終毀滅，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礎，漕運的斷裂，是最致命的打擊。
唐朝時，隨著長安及關中地區人口的不斷膨脹，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劇減少，本身經濟實力已經大幅削弱、長期缺糧的長安城及關中地區，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帶的糧食和財賦，來維持日益龐大的首都和帝國的運轉。
當時，甚至有一個說法，供應長安的糧食運輸是：
鬥米鬥金。
從安史之亂以後，這種仰江淮為生的日子，也越來越艱難。
實際上，在安史之亂以前，面對經濟中心日益東移、南遷的趨勢，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區的糧食和財賦，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當時，江淮地區的糧食、財賦，要經由黃河進入渭水供應到長安，但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凶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
漕運，是維系長安城和大唐帝國安危的生命線。
在自然天險的阻礙之外，由於關中地區森林濫砍濫伐，水土流失嚴重，因此黃河和渭水，泥沙積屯也很嚴重，行船非常艱難。
唐朝中葉以後，從渭水到長安的一些漕運水渠，甚至經常因為泥沙堵塞航運，不得不邊挖沙、邊行船。
隨著水資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乾涸，到了唐朝末年，運輸船經由渭水和漕渠行駛進入長安的記載，越來越少，幾乎完全消失。
自身無力生產，又沒有漕運補充，長安作為首都的血脈，也就斷了。
在自然環境的惡化之外，從安史之亂以後，日益驕橫的藩鎮，也經常阻斷江淮地區供應長安的糧食和財賦。
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漕運斷了，那麽長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甕中之鱉——王朝的喉嚨，隨時會被軍閥掐斷。
在此情況下，脫胎於黃巢部隊的軍閥朱溫，最終於公元904年強迫唐昭宗，遷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區和黃河水運的洛陽，並徹底拆毀長安城，以建設洛陽。
兩年後，906年，朱溫又強迫唐哀帝“禪位”，隨後朱溫即皇帝位，滅大唐，改國號為大梁。
唐代長安城，最終完全覆滅。
從西北到東北
除了長期的政治動蕩，環境破壞、資源枯竭，以及自然氣候的變化，長安衰落和無法立都，還潛藏另外一個中國軍事政治的密碼。
那就是，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不斷東移南遷，與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的衰落相比，黃河中下遊的開封、江淮一帶卻越來越繁華富庶。
與此同時，中國的軍事和民族鬥爭中心，也從西北，逐漸轉移到了東北。
唐代中期以後，中國的軍事中心，從西北轉移到了東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馬盛於西北”，從秦代的犬戎，漢代的匈奴，到隋唐時期的吐蕃與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國的軍事和民族鬥爭熱點，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與西北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上。
在宋代以前，立都長安，控制關中平原，進可以出擊西北草原和華北平原，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駐成都平原，無論是北進還是南下，長安都是中原王朝製內禦外的寶地。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正是扎根於實際的軍事和政治意義，長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從唐朝中期以後，隨著東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數民族的相繼崛起，中國的軍事政治地理格局，也發生了劇烈變化。
在此情況下，防守東北方向的北京，其軍事、政治地理價值日益突顯。
而隨著中華帝國邊疆形勢的變化，長安也逐漸從帝國的中心，淪落成了一個相對配角的邊緣地位，最終變成了中國西北的一個軍事經濟要地，如此而已。
首都的東漸北移
至此，長安城徹底衰落。
五代時，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分別以黃河流域的洛陽和開封為首都；北宋則以開封，南宋以臨安（杭州）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終奠定了北京，作為此後800年間中國首都和軍事政治要地的基礎。
唐代以後，中國的定都，逐漸從西向東、從南向北遷移。
在此情況下，中國的首都和歷史重心，逐漸實現了從西到東（長安—洛陽—開封）、從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東漸北移“十字架”運動。
古都的幻滅
在長安城和唐帝國即將覆滅前的幾十年，唐會昌五年（845），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在一個帝國日益衰殘、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長安城內地勢最高的樂遊原。
他站在制高點上，俯瞰著這座千年古都，寫下了千古傳誦的《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大唐帝國和這座作為首都的城市，已經接近黃昏末日。
此後，隨著五代十國及兩宋的長期動蕩，長安周邊“畜產蕩盡……十室九空”。關中地區，在宋代時，最終淪落成為“壤地瘠薄”、“土曠人稀”的“惡地”。
秦漢時作為“天府之國”的關中平原，從唐代開始逐漸衰落。
後來，南宋時人李獻甫在《長安行》中寫下了，那個業已衰落不堪的長安和關中平原：
長安大道無行人，黃塵不起生荊棘。
高山有峰不複險，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終覆滅在了，破碎的時空裡。
從此，再未崛起成為龍興之地。
參考文獻：
王明德：《論中國都城的東漸》
王雙懷：《古長安城的歷史興衰與沉浮》
楊文秀：《唐長安城的衰敗——從唐詩窺其一斑》
檀新林：《以詩證史——從唐詩看唐都長安的繁華》
王軍、李捍無：《面對古都與自然的失衡：——論生態環境與長安、洛陽的衰落》
蔡雲輝：《戰爭與古代中國城市衰落的歷史考察》
陳東：《唐長安城毀滅的歷史地理考察》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