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一般以利瑪竇於明萬歷年間東來為始，至清康熙晚年禁教止，凡一百餘年。在這期間，天主教耶穌會會士雖然目的是為了傳教，但也起了中西文化溝通的作用，實際上是“西學東漸”的開始，當然中國的經籍也經過傳教士傳入了西方。他們的活動經歷了“三起三落”，其間多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密切聯繫。
利瑪竇到中國傳教
利瑪竇東來之前，早有葡萄牙、西班牙人恃海上之利東來，是為了經商，沒有文化傳播可言。先於利氏來華的耶穌會會士固已有羅明堅等人，然而開其風的仍應推利瑪竇。
利瑪竇
利氏此來，隨身帶來許多東西，其中一部分是送呈皇帝的貢物。一類是傳教用的天主像、《聖經》、十字架等；一類是《萬國圖志》等書籍；再一類是自鳴鍾、鐵弦琴等雜物。利氏結識了不少士大夫，並授以幾何、天文、物理等學，曉以天主教義。
稍後於利氏來華的傳教士，比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龍華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西班牙人龐迪我，法國人金尼閣等。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輸入都是有貢獻的。
耶穌會會士的活動，在明朝上層社會中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應。
一是表示歡迎。二是部分士大夫，特別是禮部官員表示非議和反對。
傳教士遭遇迫害
1616年，禮部侍郎沈先後上三疏，請滅天主教，他還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方從哲在閹黨頭目魏忠賢的支持下先從南京動手，派人包圍了南京教堂，掀起“南京教案”。同年十二月，皇帝諭旨，把南京、北京兩地的傳教士押解出境，留下來的則潛居別處。迫害傳教士的“南京教案”一直延續到1621年沈被罷官。
“南京教案”與魏忠賢把持朝政、鎮壓東林黨是同時發生的。徐光啟等並不是東林黨人，其作風亦非東林一類，但都曾在東林書院講過學。東林黨受壓時，他們也都被革職。閹黨失勢，支持東林黨的葉向高出任宰相，“南京教案”也就平息下來了。
清兵入關，天主教再度興起
“南京教案”平息後，耶穌會傳教士又活躍起來。崇禎皇帝除掉了魏忠賢，被革大臣紛紛複職，徐光啟則先後任禮部左侍郎、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死前且晉升為宰相。徐光啟複職後立即重用傳教士，加強軍備以禦清兵，編修歷法以測天象。在他主持的“歷局”裡，聘請了意大利教士龍華民、德國教士鄧玉函參加工作。鄧玉函死後又延騁德國教士湯若望入局。傳教士在“歷局”的工作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嘉獎，禦題“欽褒天學”匾額。從此傳教士掌修歷工作達一百四十餘年。
1644年，清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入關，開始曾一度有驅逐漢人和耶穌會會士之意。湯若望遂上疏，說天主堂修飭不易，教化有功；修歷各項儀器搬遷城外難免受損，請恩準他和龍華民等仍居原處。湯若望的要求很快便獲準了。
至此，湯若望受到的殊榮已大大超過利瑪竇，這當然是十分有利於提高耶穌會在中國的聲望和地位的。
湯若望
湯若望等人的修歷工作和耶穌會的活動受到了以楊光先為代表的清朝舊臣的反對。楊光先是個“守舊派”，主張實行傳統的“回回歷”，斥湯說為謬。他於1659年就曾上疏彈劾湯若望，寫了《辟邪篇》《摘謬篇》攻擊湯妄言惑眾。次年又控告湯所造“時憲歷”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論律當斬。他對傳教士帶來的“地圓說”也持異議，而反對的理由簡直頑固而又可笑。
1661年，康熙皇帝繼位，年僅七歲，由四位輔政大臣執政，楊光先因此得勢。他提出耶穌會會士犯有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歷法荒謬等三罪。在鼇拜的操縱下，禮、吏二部會鞫，議政王定讞：罷了湯若望的官，以年邁免死；與湯合作的比利時人南懷仁、意大利人利類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等各挨了一百下棍子，被驅逐出境；“歷局”屬官多人被處死刑。這便是楊光先掀起的所謂“歷獄”案。時康熙五年（1666）。於是楊光先親自主持欽天監，同黨吳明烜為監副，完全恢復舊歷法。耶穌會的傳教活動因而受到沉重打擊，幾年中一蹶不振。
天主教在華布道達到高潮
1668年，康熙皇帝親臨朝政，決定複查湯若望等受害案。第二年，楊光先被革職。湯若望完全恢復了名譽，但不久即病死，他的工作由南懷仁接了過來，南擢為欽天監監副，後升為監正。縱觀楊光先製造“歷獄”案的七八年，都與鼇拜的浮沉有關。“歷獄”的失敗與這場政治鬥爭的結局是分不開的。
南懷仁
楊光先事敗後，重被啟用的南懷仁為了推動天主教布道事業，以耶穌會中國省區會長名義，在北京發出《告全歐洲耶穌會士書》，呼籲廣派傳教士來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應請派出了六名法國教士。
這次以法國教士為主的西歐教士來華，造成了天主教在華布道的高潮。
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之交的規模，亦為利瑪竇、湯若望時期所未有。重要的是，康熙皇帝“虛己勵學”，親自提倡。同時，傳教士移譯和研究中國經典之風大熾，皇帝也過問這件事，屢屢垂問白晉等研究《易經》的情況。
然而，自利瑪竇東來之日起，天主教內對於耶穌會士在華布道的方式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以至兩派的尖銳對立嚴重影響了耶穌會的活動。
一種是在華的多數傳教士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這樣的國家傳播一種本地人完全陌生的新教義，必須適應本地的情況，尤其需要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為此，他們皆學著利瑪竇的樣子，下功夫學中國話，鑽研儒家經典，以之釋天主之義。至於中國舊俗敬禮祖宗、奉祀鬼神，雖與教義相悖，也宜容忍，可以聽任中國教徒保留這些風俗禮儀。利瑪竇在中國實行這些傳教政策，全是為了傳教的便利，是出自策略考慮。
中西禮儀之爭
17世紀末，羅馬教廷已介入在華傳教士之間的爭論。1693年3月，“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奉教廷之命在福建教區發出嚴禁教徒行中國傳統禮儀的“禁令”。在華傳教士徐日升、張誠等四神甫覲見康熙皇帝，陳述反對顏璫“禁令”的意見，第一次把爭論提到康熙皇帝面前，顏璫的“禁令”因而沒有實行。
法國傳教士李明還直接為中國傳統禮儀辯護，說並不妨礙天主教義的傳播。
李明筆下的康熙皇帝和中國當然都是經過他加了工的，但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康熙盛世和康熙皇帝本人對天主教寬容的政策和態度對這些傳教士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
主要是由於這些法國傳教士的“宣傳”，康熙皇帝作為“開明君主”的形象在西歐許多前啟蒙時期的思想家的心目中樹立起來了。
李明的這份檔案是寫給路易十四的報告，本意可能是迎合法國國王向遙遠的東方派遣傳教士的初衷，然而結果卻引來了教廷的譴責。
關於中國禮儀之爭至1700年在法國教會內達到很尖銳的程度。這一年，在巴黎大學的大禮堂裡展開了長達幾個月的辯論，李明等人的主張受到了譴責。李明的六條意見被指為瀆神的、異端的、反基督的。
1704年11月20日，羅馬教皇克萊門十一世通諭禁止教徒奉行中國禮儀，並且禁止教徒使用中國古書中的“天”和“上帝”的概念。同時派遣多羅主教來中國說服在華傳教士。
康熙已經感到有些問題不是很簡單。1720年，羅馬教皇為了貫徹“禁諭”，又派嘉樂主教為特使來華。在他到達北京之前康熙於十一月十八日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了蘇霖等在華傳教士十八人。
康熙此次召見蘇霖等傳教士，一是交代政策，廓清是非；二是要蘇霖等見到嘉樂時統一對應的口徑，不得隨意表態。
十一月二十五日，嘉樂攜重申之教皇“禁諭”抵京。康熙在十二月十七日召見了嘉樂及隨行人員，康熙對於天主教內的爭吵，以前並不清楚，鬧到很尖銳的時候他才知道，本還想調停折中一下，但羅馬教廷毫無妥協之意，其蠻橫傲慢之狀終使康熙皇帝發出了禁教令。禁教令出自康熙，正式禁教卻始於雍正，因為康熙皇帝不久就於1722年去世了。1724年，雍正皇帝禦製聖諭中的“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這樣說：“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歷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還說：“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教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於是，各地天主教堂或拆毀，或改作他用，但“歷局”內的傳教士照常工作。天主教活動直到1860年的一百多年當中，都是被禁止的。史稱“百年禁教”。
對於這次禁教，有的西方人指責康熙出爾反爾，這是不公允的。因為起因是傳教士與教廷之間發生爭論，而後羅馬教廷干涉了中國教徒的事務。
康熙是被迫禁教的。應該說康熙此舉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尊嚴。這與明末沈、清初楊光先掀起的兩次教案，性質上是不同的。當然禁教後使中西之間又回到封閉的狀態，至少大大減少了交流的機會。所以歷史總是複雜的，一個時期的是非，超越了這個時期之外又會帶來人們預期不到的影響，這都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對於所謂禮儀之爭，同情中國的伏爾泰是這樣評論的：“前來帝國傳教布道的外國人之間的分裂不和，使他們傳布的宗教名譽掃地。滿清朝廷對歐洲人注意了解之後，得知不僅傳教士內部四分五裂，而且在廣州登岸的外國商人也分成派別，彼此不共戴天。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就更加被人貶低。”
耶穌會本是宗教改革後教廷為與新教爭奪影響的產物，在政治傾向上是保守的。但是受命東來的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為卻不為教廷所容，因此不應把他們與羅馬教廷等同。這些教士深通中國經典和社會風俗，向西方介紹了不少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情況。因此明清之際耶穌會會士在華傳教活動，雖經“三起、三落”，但在中西文化之交的歷史上誠為十分重要的一章。他們留下的大量著述，涉及宗教、哲學、天文、地理、物理、數學等廣泛領域，都應視為東西交通的彌足珍貴的見證。
書名：中西之交
作者：陳樂民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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