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他在、玉樹他在 天津大爆炸他還在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 山

痛苦來了，然後是吳坎坎。

他到過地震後的汶川，也去過被泥石流襲擊的舟曲。發生暴恐事件的昆明，大爆炸過後的天津，這10年來幾乎中國每個重大災難的現場，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他可以算作中國第一批進行災後心理援助的專家，見證過災難造成的最隱蔽的傷疤。畢業9年，他沒有發表多少論文，工作的場所多是在廢墟、危房和平地搭起的帳篷裡。為了應對突發事件，他說自己“頭髮掉了許多，腰圍大了一圈”。

當年一起讀心理學碩士的40多個同學，只有他堅持做災後心理援助領域。在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發生後，他曾經為一個被捅了3刀的女孩做心理援助。後來很長時間，他都對刀感到恐懼，特別是怕自己3歲的女兒被它傷害。朋友們都知道，他會在自己汽車的備份箱準備壓縮乾糧和礦泉水，甚至還有防毒面具，以應對危險。

但吳坎坎很少和別人提起這些。和痛苦打了10年交道後，他更願意談論，災後心理援助從不為人知走向家喻戶曉。2015年，“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成立，終於讓吳坎坎可以說，“我們是心理援助的國家隊”。有了這個全國性心理援助的組織，哪裡有突發事件，就能馬上將當地和附近心理援助力量動員起來，以最快速度投入災後危機乾預。

此前，心理援助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概念。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時，國內尚沒有幾家高校開設心理學系。據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副主席劉正奎介紹，心理援助工作最早始於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2003年非典疫情中危機乾預和心理援助工作有所開展。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社會才開始真正關注心理援助。這一年被心理學界稱為中國災後心理援助“元年”。

“自然災害中90%的親歷者一個月之後心理水準就能恢復到正常水準，10%可能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在人為災難中，事件發生之後40天，70%的親歷者一個月之後能恢復到水準，剩下30%的人可能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吳坎坎在此前接受採訪時指出，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反應的人群，通過及時的心理援助可以慢慢化解痛苦。

心理的重建並不比其他方面的重建來得容易。遭遇突發事件的人，常常出現“否認期”“高警覺”和“麻木”三種狀態。有的人整夜睡不好覺，聽到開門的聲音便倏然驚醒，有的人不停地閃回災難發生時的場景，還有的人會排斥提及那些逝去的親屬。有一次在泥石流災區，吳坎坎看到一位匆匆從外地趕回的丈夫。他只看到了被砸毀的房子，老婆孩子杳無音訊。本來精明強乾的一個人，整日窩在帳篷裡喝酒，不吃飯，不說話。

大災待5年，中災待3年，小災至少待一年，是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鐵律。汶川地震後，“有些心理谘詢師待的時間不長，所以他們只是打開了傷口，卻沒有能力或者時間包扎，就走了。”而吳坎坎在當地一待就是兩年。

在位於四川省綿竹市漢旺鎮的東方汽輪機廠，吳坎坎去做心理援助時，沒有辦法走近受災者，光在圈子外面打轉著急。後來他看到一些災民開始搬家，自己也默默地在旁邊搭把手。雖然每天累得精疲力盡，但是陪伴帶來了心理上的熟悉，讓他最終說出了自己是心理援助志願者的身份。

那是吳坎坎第一次接觸心理援助。之前，吳坎坎報考心理學專業時給自己勾勒的未來是做一名心理谘詢師，“坐那聊個天就能掙錢，多好的行業”。但是在那之後，這個85後整整10年時間都在出差中度過，“同學聚會都要以他的時間為準”。

剛開始做心理援助時，吳坎坎和他的同事很難得到信任。災後重建任務繁重，物資往往比心理更得到重視。吳坎坎的同事、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魏楚光記得，在彝良地震時他下鄉做心理創傷測試，當地的村民報名，是因為聽說每人有50元實驗費。還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拄著拐杖敲開他們的門，以為他們是“北京來的大官”，要傾訴自己失去孩子的痛苦，希望得到些幫助。

黃島爆炸發生之後，吳坎坎曾經為了協調當地政府和專家，幾天幾夜沒有睡好覺。直到一天下午，他感覺自己直冒冷汗，頭暈眼花。有時間休息後，他一口氣睡了3個小時。

到後來，一些地方政府發現，社區天天鬧事、情緒不好、老吵架的人變少了，整個社區的氛圍好了一些。這種志願者才漸漸得到認可。

和災民打交道時，吳坎坎小心翼翼。他曾在汶川地震後的綿竹市體育館安置點看到，許多抱著心理谘詢師資格證的熱心志願者一窩蜂地跑來。他們看到有人在路邊哭，就跑過去問“你為什麽哭，你們家有幾口人”。被問多了，災民就對心理援助產生了自然的排斥。

吳坎坎告訴記者，這是“二次創傷”——當一個人的傷口多次被別人打開，但是沒有人包扎時，就只能化膿，變得嚴重了。“心理谘詢尊重的原則是他自己主動打開，我們會協助他，告知他，你經歷這些事情，第一段時間每個人都會有焦慮、害怕的反應。”

吳坎坎要求志願者在早期避開明顯碰觸傷口的行為。他們到一個地方，先建立工作站，開始招募專家和專家型志願者。“我們要穩定下來。別人看見我們穩定了，他才能夠感覺穩定了，能夠找到我們”，組織起社區活動，然後慢慢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

災難在吳坎坎的眼裡，有時只是一個視窗，從視窗折射出的是許多更深層的矛盾——夫妻不合、留守兒童、失獨家庭。“我一直把災難事件看作一個扳機，或者一個導火索。許多人在災難發生前就有嚴重的心理需求。”吳坎坎說。

阜寧風災過後，他們在當地做測評時發現，一個沒有失去任何親人的4歲孩子，創傷後應激反應比其他人強烈許多。後來通過孩子的奶奶才了解到，這個孩子的母親很早就離開了這個家庭，父親在外打工，孩子從小就很沒有安全感。通過活動和心理輔導，孩子才慢慢變得開朗起來。

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副秘書長、中科院心理所蘆山工作站副站長李曉景發現，雅安地震雖然人員傷亡沒有汶川地震慘重，但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傷痕並不比汶川地震輕。一方面，雅安地震之前，當地就有許多房屋受汶川地震的影響倒塌，人們難以承受剛建起來的房屋再次倒塌的現實。另一方面，是因為雅安留守兒童數量眾多。在雅安工作站做了一年後，李曉景對媒體說，“與地震相關的‘特殊’孩子已經沒有了，但是某種意義上來講這裡的孩子都是‘特殊’孩子。”

長期與傷痛共處，吳坎坎也養成了“職業病”，“看任何電影，都會研究情節中的創傷經歷”。依據看電影的經歷，他也指導開展了一門叫做“影像成長日記”的電影課。在阜寧風災之後，他們給災區的孩子播放《恐龍當家》，用小恐龍失去家人後的成長故事來引導孩子。志願者很快就辨別出，哪些沒法接受的孩子需要進行單獨心理輔導。

今年，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心理援助20年”的口號，要在未來10年將心理援助投射到更多失獨家庭、燒燙傷孩子的心理創傷，建立起更規範的標準和專業的人才隊伍。吳坎坎希望，心理學能像“1+1=2”一樣，成為常識。

據2009年的媒體報導，在四川地震災區工作過半個月以上的心理乾預志願者不足2000人，而有經驗的心理援助者更為稀缺。吳坎坎告訴記者，10年之間，全國心理援助聯盟已經培養了150名能夠持續工作一個月的心理乾預志願者。他希望未來所有地區都能培養自己的心理健康教師和心理谘詢師。

汶川地震之後，國務院將“心理援助”寫入震區《災後恢復重建條例》，7年後，《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要求各地將心理援助納入各級政府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預案。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中，Ⅰ、Ⅱ、Ⅲ、Ⅳ級應急預案都提到“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受災省（區、市）做好醫療救治、衛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吳坎坎擔心的是，依然沒有一個實際部門對接開展工作。

在吳坎坎看來，災後心理援助還有很多路要走。有的地方訪民不滿，當地政府就會請這些心理援助志願者者去“開導開導”。每當這時，吳坎坎都會認真地厘清他們和政府的界限，告訴對方“上訪戶的情緒問題，我們會幫忙調適，但是根源需要你們自己解決”，讓兩方都明白他們是中立的第三方。

還有一次，在一場災難過去兩三年後，心理援助站需要回去繼續做災後心理健康骨乾教師培訓。當地政府問他們，能不能不要再用“災後”兩字了。吳坎坎強調說這是災區的項目，他們才又勉強加上了。經歷多了，他明白對方“要淡化這個事情”，自己有時候也不再執著，“畢竟大家都在恢復。”

更讓吳坎坎無奈的是，有時候一些災區學校在上課時，突然就組織孩子去操場上領捐贈物資，或者臨時通知某長官要來視察。近年來，總是有一些企業和基金會打著援助的旗號闖進他們的課堂，拍了些照片又一窩蜂地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志願者們。

“中國災後雖然救援非常快速，但是我感覺這種混亂還會持續。”吳坎坎說。

在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故發生後，吳坎坎發現，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不止普通的災民，醫生、護士和消防員成為“隱形的受傷者”，“消防員的內心的創傷，在今後會逐漸表現出來。”

但是這樣的心理援助需求很多時候被忽視。“他們往往會被認為是強者，以為通過調整就能很快恢復。實際上個體差異不同，心理援助在這一塊是缺失的。”吳坎坎的導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雨青，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汶川地震後進入災區搶險救災的部隊官兵，目睹了過多最慘重的場面，但地震10年後，有些官兵已經退伍，很難持續跟蹤。他認為，應該學習美國對待退伍軍人的方法，退伍後繼續追蹤他們的心理動向。

吳坎坎能做的，只是建立起更成熟的督導體系。在災區，被認“乾爹”“乾媽”是志願者的禁區，“不能建立太多的聯繫，不然會面臨更大的分離之痛。”李曉景記得，在蘆山工作站，有一個孩子特別乖，經常會主動幫助志願者做事，大家都很喜歡他。但一天孩子突然提出要去一個從沒去過的大城市看看，志願者思考良久，決定拒絕。

同時，還要防止每天與災難共處的心理援助志願者受到傷害。

剛開始介入心理援助時，專家和志願者被要求待一個星期就離開。後來，還有一部分專家坐陣後方，專門應對前方志願者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並定時去為他們做心理疏導，以免造成永久的心理創傷。

吳坎坎記得，他第一次從汶川回到北京，連續看了幾天輕鬆的電視劇，不想工作，害怕面對現實。後來在家人和導師的幫助下，才慢慢恢復過來。

但是至今，他都不願太主動地去回顧他在災區中親眼目睹的慘象，除了接受媒體採訪，他很少主動向家人、朋友提起，因為“每提一個事件，當時的慘象又會在我的腦子裡過一遍”。每到紀念日，他會努力地回避。

今年的5月12日，吳坎坎受老師和當年的志願者朋友的邀請，重返當年做志願者的地方。

回汶川之前，吳坎坎心裡也猶豫了很久，他已經有許多年沒回去過。最終下定決心過去後，他發現以前空曠的平地，都蓋上了樓房，再也沒有當年的影子。

位於漢旺鎮的東方汽輪機廠作為遺址保存下來，地震留下的傷痕依然停滯在那裡，兩個當時幫助一起救災的工人行走其中，依然對一草一木都記得十分清楚。即使過了十年，他們的家人在當年也大多無恙，地震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創傷依然明顯。

在遊覽車上，大家講著故事，痛哭著擁抱著對方。吳坎坎覺得，這也是一場遲到的紀念儀式，心裡仿佛落下了一塊大石頭。雖然哭過之後，那兩位漢子抱歉地說“見笑了”，但在吳坎坎看來，“特別是到了紀念日，情緒應該是宣泄出來的。10周年是一個很好的打開和被包扎的時間，但很多人回避了。”

重返災區時，他聽到了一個故事。一對北川的夫妻，從5月12日中午12點到下午3點，兩個人坐在沙發兩頭沉默，他們都默默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誰也沒有能力去觸碰對方的傷疤。他猜測災區還有很多這樣沉默的人，“他們心裡的傷其實一直是壓下來，不可能消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