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聖經，英國人在巴勒斯坦揮舞利劍

如果你喜歡凱爾特神話，那你一定聽過亞瑟王的傳說：他拔出了石中劍，憑借善良正直的騎士精神，支撐起強大的個人魅力，帶領圓桌騎士，擊潰了強大的羅馬帝國。這個故事，在影視化作品中不斷被引用、改編與演繹，幻化出亞瑟王不同的形象。

對於英國人來說，亞瑟王的故事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在這個故事原型的影響下，英國人遠渡重洋來到中東，開啟了數個世紀以來對巴勒斯坦漫長的依戀與探索，也由此，英國在以色列復國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國家的接生婆，但同時，他們也給這片土地，帶來了至今還未能消退的戰火。

4月13日，穆罕穆德·阿什提耶領導的新一屆巴勒斯坦政府宣誓就職。四天之後，以色列議會選舉也落下帷幕，在選舉中佔據多數席位的利庫德集團首領內塔尼亞胡組閣。政局的變化並未帶來局面的緩和，右翼領導的新政府或將加劇新一輪的巴以衝突。

正如1937年皇家巴勒斯坦調查委員會在報告中所洞見的那樣：“在我們這個時代，再無其他問題如此深深植根於過去。”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沒有國家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中東地區的動蕩，早已因古老的神話傳說埋下了伏筆。

本文摘選自《聖經與利劍》（理想國譯叢035）

1.

亞瑟王的傳說

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宗教依戀

尋找民族起源，與尋找宗教起源是重合的。

民族自豪感需要英國教會有自己的創始人，這個創始人要去巴勒斯坦尋找，他就是亞利馬太的約瑟。

約瑟是一個富裕的猶太人，耶穌的秘密信徒。他是猶太公會的成員，但當公會投票決定把耶穌交給彼拉多（Pilate）的軍隊的時候，他默默地坐著沒動。

後來，約瑟公開地要回了耶穌的屍體掩埋了。他是最先加入耶穌新教派的富人，必定在當時被視為“階級叛徒”，因為耶穌的加利利福音不是針對富人和貴族的。

他的傳說集中在英格蘭最古老的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 人們認為這座修道院是他創立的。

在丁尼生（Tennyson）的《國王的敘事詩》中，一名修道士說：

我從古老的經書上看到，

約瑟在古時候來到了格拉斯頓伯裡，

那裡有一位不信教的君主，名叫阿佛古斯，

把一片沼澤中的小島給了約瑟

讓他建立起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遺址。傳說中，信徒約瑟在耶穌死後帶回聖杯，在此處修建教堂。

丁尼生的約瑟顯然取材於馬洛禮的著作《亞瑟王之死》（Morted’Arthur）。

在馬洛禮的描述中，約瑟“幸運地來到這片在當時被稱為偉大的不列顛的土地”，他“說服”了那個統治這片土地的“偉大異教徒”，“此後人們都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馬洛禮的著作並非是這一說法的起源，而是幾個世紀來半歷史半傳說傳統的積累，每個記錄者都在前人敘述的基礎上進行加工。

經過中世紀編年史家和浪漫詩人的加工，約瑟已不僅是使不列顛凱爾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帶來聖杯的人，還是不列顛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亞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亞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衛王之間的神秘聯繫。

為什麽英國人把自己的歷史與約瑟這個人物相聯繫而不是其他人？也許答案是他確實從巴勒斯坦來到了不列顛。

使徒們紛紛從朱迪亞出發，到遠方去傳播福音，而通往不列顛的羅馬大道也是通暢的。至少沒人能證明約瑟沒有來過不列顛，因為證明一個事物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歷史記錄如此少的情況下。

約瑟至少有一個重要資歷：他參與了基督教的誕生過程。在十二使徒中，羅馬選擇了彼得，西班牙選中了雅各，法國挑選了腓力，而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絕對不會滿足於挑這十二個使徒之外的任何人。

我們不知道誰最先把基督教帶到不列顛，並且很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

不列顛人皈依基督教也許是個緩慢的滲透過程，通過已經皈依的羅馬人慢慢傳播，與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其他地方的滲透方式類似。耶穌死後僅二百年，當時的作家便在談論不列顛的基督教團體了。

到了公元314年，不列顛凱爾特人的教會已經相當成熟，並派遣三位主教作代表參加了阿萊斯會議（Council of Arles）。但神秘而模糊的起源不能滿足後世的英國教會。他們需要一個英勇而古老的祖先，於是約瑟逐漸被認定為來到不列顛的最早使徒。

在約瑟身上，逐漸匯集了幾種珍貴的民族符號，不僅有聖杯，還有那把給予亞瑟君主地位的神聖利劍。那把利劍最初是以色列國王大衛的，被譽為“世間最好的利劍”。這把利劍被帶出聖殿，交給了所羅門。所羅門把它送上一艘非凡的船，出海去尋找利劍的真正主人——一位完美的騎士，“我的最後傳人”。

石中劍，在當今也是亞瑟王最重要的符號形象。圖片來源：電影《亞瑟王：鬥獸爭霸》

眾所周知，這個人就是加拉哈（Galahad），在傳說的魔力下，他變成了所羅門和約瑟的後代。不僅如此，他還繼承了約瑟從敘利亞帶回的那隻白盾，盾上有鮮血染成的十字架。

在馬洛禮寫的《亞瑟王之死》中，約瑟臨終前把白盾交給了500年之後才出生的加拉哈，並且也稱加拉哈是“我的最後傳人”。

大衛王的利劍和所羅門的船，都是後期加入的傳說，出現在15世紀的版本中。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亞瑟和他的騎士的故事越傳越真實，在史書中成了真實的歷史人物，並參與了與入侵不列顛的撒克遜人進行的早期戰役。

也許不可避免的是，人們願意把他們與《聖經》中鼎盛時期的以色列國王聯繫在一起。或者這又是一條將凱爾特人傳說追溯至巴勒斯坦的線索呢？

正如研究古不列顛歷史的權威弗裡曼（Freeman）教授所言：“我們不必相信格拉斯頓伯裡的傳說是事實，但這些傳說的存在卻是一個偉大的事實。”

《亞瑟王在阿瓦隆》，1984年由伯恩創作的油畫。阿瓦隆是亞瑟王最終的棲息地，一般相信它就是位於英格蘭西南的格拉斯頓伯裡。

2.

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

想要複興猶太民族的英國人

1862年，威爾士親王去了一趟聖地，他就是未來的愛德華七世，這是自英王愛德華一世在1270年率十字軍東征之後，英國王儲第一次踏足巴勒斯坦。

就在同一年，摩西·赫斯宣稱猶太復國的“鍾聲敲響了”。雖然這兩件事毫無關聯，但說明歷史正在把流亡者和中間人推到一起。

愛德華的這次旅程包括希伯倫的清真寺，這裡的列祖墓如今已經變成穆斯林聖地。他此行突破了不許基督徒進入聖所的規定，“可以說為基督徒研究敘利亞全境打開了大門”。

這番話取自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製訂的計劃書，該基金會是在親王這次旅行之後三年建立的，聖地從此對現代考古學、現代地圖勘察和繪製開放了。

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的前身是巴勒斯坦協會，於1804年成立。其目的是促進聖地的探險和研究。1810年，該協會公布了題為《太巴列湖、約旦和死海地區簡介》的旅行記錄。

沒有什麽能比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更能體現英國人的兩面性——這個基金會雖然為了《聖經》的研究而建立，但所有工作都由陸軍部派遣的軍官完成。

克勞德·康德（Claude Conder）上校是最知名的野外工作人員，據說他對《聖經》知識的貢獻之多，自廷代爾翻譯《聖經》之後無人能比。他繪製的地圖由陸軍軍械部出版，1918年耶路撒冷之戰的勝利者艾倫比將軍就使用了他繪製的地圖。

在這裡“聖經”與“利劍”再一次結合了。

事實上，康德上校是英國人在巴勒斯坦活動的縮影，總是帶著對《聖經》的懷舊和帝國擴張的利劍，就好像是兩次曝光的底片—可以分辨出有兩張照片，但又無法分開。

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的野外工作人員，在長達數年的調查和發掘過程中，逐漸揭示出了巴勒斯坦高度文明的過去，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也卷入這個國家的前途之中。

康德上校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不必期待本地猶太人能對巴勒斯坦的複興提供多大幫助，“他們仍然被猶太法典束縛著……他們對過去的崇拜似乎阻止了他們前進或改善現狀的可能”。

1864年，陸軍部接受建議，計劃派一個工兵軍官（但不提供經費）去勘察耶路撒冷及其周邊地區。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Wilson）爵士自告奮勇，他的工作成果構成了於次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的第一份出版物（包括一份地中海和死海海拔高差的地勢圖）。

後來，威爾遜又前往貝魯特和希伯倫地區進行勘察。他曾經指揮赴蘇丹營救戈登將軍的遠征行動，但營救行動失敗了。許多年之後，在他退伍後，他於1899年和1903年兩次回到巴勒斯坦，對存有爭議的各各他和聖墓的位置進行了定位。

在威爾遜之後，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又派出了查爾斯·沃倫，他的研究結論是巴勒斯坦這片土地能像過去一樣再次碩果累累。這個結論引自他已經出版的《應許之地》。

查爾斯·沃倫，是聖經聖地中最早的歐洲考古學家之一。此外，他還是1886年至1888年開膛手傑克謀殺案期間的倫敦大都會警察局局長。

1872年，兩名二十幾歲的皇家工兵在最廣泛的地理範圍上展開了基礎性的勘察工作，他們是克勞德·康德中尉和注定將在另一個領域裡獲得更大聲譽的基欽納（Kitchener）中尉。

基欽納勘察了東巴勒斯坦；康德去了約旦河以西的地區，三年內繪製了4700平方英裡的地圖。他給《聖經》中150個還不知道位置的地名做了定位，繪製了十二支派的統治範圍圖，追蹤了軍隊和移民的路線圖，破譯了古代經文。

回到英國後，他和基欽納又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準備出版所需的材料。歷史方面的發現刊登在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七卷本的《回憶錄》裡，自1880年開始出版；地圖由軍械部的勘察辦公室印製。

康德出版了自己的記述，書名叫《在巴勒斯坦帳篷下的工作》（Tent Work in Palestine），書中包含他自己的手繪圖。他後來多次回到聖地。在他的餘生裡，除了參加在埃及和南非的軍事任務之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在發掘聖地和猶太民族還不為人知的歷史上。

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研究工作的意義不久之後就被巴勒斯坦事業的熱心支持者沙夫茨伯裡伯爵發現了。

在基金會成立十周年時，他成為基金會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在表述對以色列的希望時比任何人都更雄辯。

“我們不能再等待了，”他在就職講演時對基金會成員說，“必須馬上派最優秀的人……去搜索、去勘察。如果可能，去所有角落看看，為土地排水、丈量，為其古代擁有者的回歸做準備，因為我確信這個偉大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我記得，當阿伯丁做首相的時候，我跟他說起聖地的事，他對我說：‘如果要使聖地脫離土耳其人之手，應該把它交給誰？’我回答：‘除了以色列人還能給誰呢？’”

沙夫茨伯裡伯爵非常清楚，他的聽眾並不會完全同意，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隻對以色列的過去感興趣，而並不關心其未來。（聽眾中有個著名的怪人伯頓上尉，他是阿拉伯探險者，翻譯了《一千零一夜》，他對猶太人的看法極不友好。他在沙夫茨伯裡伯爵之後發言，他的觀點是“歐洲的猶太人”不會太樂意“打開自己的荷包為猶太地區花錢”。很遺憾，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沙夫茨伯裡作為堅定的福音主義者，堅決不接受科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警告。他告訴聽眾，英格蘭到處都有人跟他一樣“胸中燃燒著對這片土地［巴勒斯坦］的愛”，未來的複興應該跟重新發現過去一樣重要。對這個問題他總結說：“我的老年並不比年輕時更平淡。”

他的老年顯然不是平淡的。1876年，他寫了一篇文章。他對福音主義的熱情仍然高漲，他談及自己從猶太民族主義在這段時間的崛起中所學到的東西，也許這極好地表達了英國在複興巴勒斯坦上所發揮的作用：

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很快就會變得極為重要。古代的時光要回來了……這個國家需要資本和人口。猶太人能提供這兩者。難道英格蘭對這樣的複興沒有特殊的興趣嗎？……英格蘭必須把敘利亞留給自己。

如果英格蘭需要制定某種政策，難道不該制定扶植猶太民族，協助他們尋找機會返回並重建其古老家園的政策嗎？英格蘭是世界上偉大的海上貿易強國。

對英格蘭來說，自然應在安置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問題上發揮作用……猶太人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民族性，他們的民族精神已經存在了三千年，但其外部形式即整個民族的團聚仍未實現。一個民族必須有一塊國土。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民族。這不是一項人為的實驗，而是天理，是歷史。

猶太人是一個小民族，現人口約為1450萬，佔全球總人口的0.2％。如今，約650萬猶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國。但在一百多年前，猶太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家園與土地。

3.

聖雷莫會議

英國託管巴勒斯坦

“歷史上委託給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國際責任”，這是英國工黨成員斯內爾（Snell）勳爵用來描述巴勒斯坦託管的話。

實際上，沒有人把巴勒斯坦委託給誰，巴勒斯坦的託管權是被奪取的，奪取的方式很文雅，而奪取者就是英國。英國軍隊征服了巴勒斯坦，並駐扎下來，託管僅是承認了一個既定事實。但承擔了託管就代表英國要負起國際責任，此舉實際上使英國人落入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指定託管者的事被留給聖雷莫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決定，時間是1920年4月25日。不出人們意料，會議授權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成為A級託管地：受託者負責管理這片土地，而不包含未來獨立的條款。

聖雷莫會議，1920年4月19至26日在意大利聖雷莫舉行的國際會議。主要議題為對土耳其和約問題，即如何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前領地的問題。

實際上，對巴勒斯坦的託管法律一直拖到1923年9月才生效。由於土耳其外交和內政都發生了巨變，與土耳其的和解被迫拖延了，洛桑會議之後才與土耳其簽訂和平協定。此時，麻煩的種子已經發育成了匕首。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的文職政府已經運作了三年，猶太事務局也建立起來，具有猶太復國主義精神的赫伯特·山繆爵士被任命為第一任高級專員。此時恢復過去老式的殖民保護國已經太晚，但否定過去的許諾又為時尚早。

有所猶豫的英國以白皮書的形式把外約旦從巴勒斯坦託管協議中分離出去。但除此以外，聖雷莫會議上擬定的巴勒斯坦託管協定草案未作更改，並在1922年由國際聯盟批準生效。

當託管變成公開法律的時候，用權力政治的術語來說，英國人承擔起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國際責任。巴勒斯坦“託管”是國際聯盟授予的說法是個法律虛構。

“實際上，國際聯盟是從受託者那裡收到了託管協定。”幾年後永久託管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諷刺說。“我們堅持要求把巴勒斯坦託管的任務交給我們。”《經濟學人》鄭重地說。“實際上，是我們起草了託管書。”當時參與起草的埃默裡（L. S. Amery）稱。

所以，對託管所涉及的義務不存在不知情或意外的情況。託管義務是英國給自己加上的。受託者的義務是明確的，這一點在前言中就說明了：“要負責實現於1917年11月2日英王政府公布的宣言，這份被主要盟友采納的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民族家園。”

1917年11月2日，《貝爾福宣言》以英國外務大臣阿瑟·貝爾福致英國猶太人領袖第二代羅斯柴爾德男爵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的一封信形式出現，是讚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的公開保證。這是世界主要國家正式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宣言。

下一段確認：“因此確認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猶太人家園。” 第四和第五段“選擇”英王陛下為受託者，並記錄陛下許諾“代國際聯盟”行使託管權，且“遵從如下規定”。

規定一共有二十八條：

第二條規定了基本義務：“使這個國家達到建立起猶太民族家園的政治、管理和經濟條件。”

第四條規定：“猶太事務局應該被視為公共機構，目的是為巴勒斯坦的管理提供建議和協調。”

第六條承諾“協助猶太人移民，鼓勵猶太人進行封閉式的定居”。

第七條規定“猶太人如何獲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

所以，前七條中有四條是關於猶太人地位的， 剩下的二十一條涉及技術細節。阿拉伯人沒有被直接談及，僅提到“其他人口”或者是“不同的民族和社群”，這些人群或社群的公民權、宗教權、個人地位要受到保護。“

毫無疑問，”皮爾委員會（Peel Commission）在1937年總結說，“前言和條款表達了託管的基本目的，那就是促進猶太民族家園的建立。”

皮爾勳爵在此處用了斜體字，或許是為了說明託管還有未表述出的目的：帝國主義者的目的是建立“戰略緩衝”。但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時代，帝國主義者的目的最好掩蓋起來。

在利劍邏輯的指揮下，英國在100年的時間裡實實在在地來到了中東。但《聖經》的影響力要比利劍長遠得多，它建立起一種思維方式，使獲取聖地不能僅為了“戰略緩衝”，而必須有更高的目的。

所以，當巴勒斯坦到手後，英國陷入了自己歷史的陷阱。儘管帝國主義者的企圖並不複雜，但英國人的道德感卻使問題變得極度複雜。英國獲取巴勒斯坦卻只是為了給其原始擁有者提供空間，英國成了新國家的接生婆。

魏茨曼和英國政府雖然在擺滿了雞蛋的舞池小心地繞過“國家” 一詞，但毫無疑問，所有人都知道最終的結果是什麽。貝爾福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當宣言的最後一稿提交給內閣時，他就是這麽說的。他在解釋“民族家園”這個詞的時候說，它不意味著必須早早地建立起“獨立的猶太國家”，但“它是個逐漸發展的過程，要與正常的政治演化規律相符合”。這就是內閣對自己行為的理解。

首相勞合·喬治在20年後對皮爾委員會說：“內閣當時的想法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並不想在和平協定簽署後就立即建立猶太國……另一方面，內閣對未來的預想是，當巴勒斯坦建立起代表性機構時，時機才算成熟。如果此時猶太人能響應提供給他們的機會，而且人數超過當地居民的半數，那麽巴勒斯坦將成立猶太人共和國。”

其他內閣成員沒有這樣明確。丘吉爾先生在1920年代的一篇文章裡預言：“在我們有生之年將能看到，在英王的保護下，約旦河邊將會產生一個猶太國。”

史末資將軍也有同樣的預言，但認為時間較為久遠：“在幾代人之後，一個偉大的猶太國將會崛起。”

簡言之，皮爾委員會概括了當時的口頭和文件證據，結論是英國的領袖和新聞界接受了以“最終建立猶太國”為條件的託管。

4.

願景的破碎

英國撤出巴勒斯坦

像另一個高尚的試驗一樣，巴勒斯坦託管不能算成功。託管的墓志銘是溫斯頓·丘吉爾在1939年的一份白皮書中說出的，這份白皮書取消了進一步的猶太移民和土地購買，結束了猶太民族家園的希望。“這是違背許諾的，”他說道，“這是拋棄《貝爾福宣言》，這是願景的破滅，希望的破滅，夢想的破滅。”

然而，託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說託管對英國人來說是永恆的痛苦，對阿拉伯人來說是民族冤罪殺機——阿拉伯人的看法就是這樣——對猶太人來說則是個機會，一個幾乎致命的機會。

就在宏偉的希望破滅之際，猶太人奮力拚搏，至少搶下那奇妙公式的前半部分，即“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國家的必要條件。為獨立而戰不是悲劇（不戰而獲得的獨立不會長久），真正的悲劇是託管帶來的不必要的仇恨，而仇恨擊碎了巴勒斯坦的複興夢。

猶太人夢想恢復曾經擁有的影響力，夢想提升中東的整體道德水準和物質生活水準。試驗的失敗究竟是因為猶太人政治野心太大，或是阿拉伯人太強硬，還是英國人太軟弱，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至少在歷史的余音未盡之前不會有定論。只有經過時間考驗的客觀觀察才能做出最終判斷。

巴勒斯坦，正如貝爾福說的那樣，僅是英軍在大戰中解放的大片阿拉伯地區中的“一小塊土地”。對阿拉伯人來說，這塊土地在英國承諾給阿拉伯人實施自治的領土中僅佔百分之一。對猶太人來說，這片土地代表著恢復家園、領土和國家地位的唯一希望。

託管的籌劃者意識到力量的對比，在條款中承擔了對猶太人的基本義務。從決定同時照顧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利益的雙重責任那一刻起，託管的成功就成為不可能之事。

巴勒斯坦託管地護照，是1925年到1948年巴勒斯坦託管地居民使用的旅行證件。1926年至1935年，其簽發數量大約有70000本。在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託管時期結束後巴勒斯坦託管地護照便失去效力。

或許時代是錯誤的根源。如果換一個時代，一個不受埃德蒙·伯克所說的“懦弱委員會”所限制的時代，託管可能會有成功的機會。

然而，託管變成了英國長期無法擺脫的累贅，這累贅是英國憑良知許諾的後果。原先的許諾很快就被發現難以維系，於是英國企圖加以削減，使之不再有效，最後英國厭倦了令人絕望的糾纏，而把許諾徹底取消。

託管的最後幾年，英國在拒絕託管條款後仍然試圖以受託者的身份控制巴勒斯坦，到最後連這個位置也保不住了。“我們可恥地逃跑了，”前殖民大臣利奧波德·埃默裡說，“在周圍的屠殺和混亂之中。”

以色列能有今天是因英國之功，還是英國之過？就跟當年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樣，英國為未來的國家鋪墊好基礎，之後卻阻止其按照邏輯發展，直到原先的紐帶在怨恨和鬥爭中磨損殆盡。答案可能不是絕對的，而是兩者的結合——歷史的真相就是這樣難以令人滿意，經常擊敗那些試圖解釋她的人。

時至今日，巴以衝突的局面形式仍然緊張、複雜。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對同一塊土地提出了排他性的主權要求是根本原因。猶太移民定居點問題是巴以和平之路上的嚴重障礙。

【新書推薦】

《聖經與利劍》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兩度普立茲獎獲得者、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以她貫有的洞察力和生動語言，探討了英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複雜關係如何使現代猶太國的建立成為現實，並導致現今中東地區的紛爭。塔奇曼是一位睿智、詼諧的作者，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對戲劇性歷史事件具有極高的駕馭能力。

享有“歷史學者中的藝術家”美譽的巴巴拉·塔奇曼通過生動的細節、文學的筆法，以及堅實的史料支撐，追溯了英國在基督教教化、十字軍東征、近東貿易和帝國爭霸中民族精神的逐步形成。

在這一過程中，巴勒斯坦作為不列顛人的精神家園成為英國支持以色列復國的重要文化原因，而帝國戰略的需要則是英國的政治動機。本書記述了從不列顛起源到《貝爾福宣言》的漫長歷史中，文化動機和政治動機——即《聖經》與“利劍”——是如何塑造了英國的近東政策，並深刻影響了近代中東地區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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