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作家毛尖和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做客北大博雅講壇，圍繞毛尖的新作《夜短夢長》為我們講述了那些 “髒亂差”的電影主題是如何透過硬朗的生命質感，引導我們去“向下超越”人性中的欲望和最本能的東西。以下講座內容摘編自現場錄音整理稿，經主辦方核定授權發布。
“這麽多年，花了這麽多時間看了那麽多的電影，有時我會想起伯格曼的一句話：‘我一直到58歲才走出青春期’。因為電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裡跋涉。常常在看西方電影時躍入西方電影的青春期，再看蘇聯電影又好像把蘇聯的青春感同身受一遍。這個經驗並不總是愉快的，有時候甚至非常悲傷。”
——毛尖
毛尖、格非在講座現場
電影中的“向下超越”
毛尖回想起上大學時，看了很多看不懂的電影，比如《去年在馬裡安巴》，既看小說又看電影，然而看完備份受打擊。在香港讀書時，她曾見過羅伯·格裡耶（《去年在馬裡安巴》的作者），還參加了他的討論會，當時每天晚上學校大教室都放映他的影片，但基本上每次放映結束，就只剩下一兩個人。毛尖坦白地說，當時她每次堅持在那裡只不過是一個傲嬌的念頭，至今也不能說真的看懂或者喜歡過他的哪部電影。“那時可能也是自己內心欲望飽滿、善於向外擴張的時期，總有一種‘向上超越’的願望，希望通過看那些特別難懂的，比自己的理念更抽象的文本來達成一種向上的超越。當時的學術氛圍中似乎也有一種‘比武’的心態，聊天時，大家總試圖說出一點特別深刻、特別陌生的觀點。”
《去年在馬裡安巴》劇照
但到了後來這種心態有了很大改變。前幾年，毛尖看到汪暉的《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文章中的一個概念叫“向下超越”，即那些欲望，那些生命中特別本能的直覺。之前我們希望拋開它們來達成更厲害的自我，但是通過閱讀阿Q卻發現，那些本能的東西表達了人生最真實的需求和關係，我們可以帶著它們走，深化它們、穿越它們，藉此達成一種“向下超越”。於是便有了她看電影過程中的一個轉變。當她二三十歲的時候，特別願意看伯格曼，一心想著向上超越，但其實一直沒能完全進入，總覺得需要更多的生命經驗才能理解《野草莓》《芬妮與亞歷山大》和《假面》。後來，心態放鬆下來，不再比武般地跟人談電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電影判斷坐標，重新發現好萊塢，重新審視類型片，重新在打打殺殺、吃吃喝喝的電影中深化自己的美學感受，漸漸獲得了一種“向下超越”的力氣。
在這個過程中，毛尖對於演員和導演也有了新的認知，她提到：“比如說夢露是一個環節，以前被問到喜歡的演員或導演，回答都是歐洲人名，好像說好萊塢就不夠高級。後來重新把夢露的電影全部看一遍，覺得在她的身上、臉上和表演中，有一種童叟無欺的感覺，這是一種更感人、更偉大的東西。”直到現在，許多有歐洲背景但轉場好萊塢工作的優秀導演，比如像劉別謙、比利·懷爾德和希區柯克，他們都在電影中實現了“向下超越”。
如何看待電影中的“惡”
在《夜短夢長》這本書中，毛尖講述了犯罪、賭徒、出軌、黑幫等可以製造出充滿幻想和能量的電影形象和主題。這與她一直以來癡迷於“髒亂差”的人生有關係，在她讀大學的時候是現代主義特別流行的時候，並不認同整齊秩序的東西；與此同時，其實電影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不道德的，比如《少林寺》裡有一個王仁則吊打牧羊女的場景，吊打那麽長時間，我們一邊想著李連傑怎麽還不來救她，一邊又覺得怎麽打這麽長時間衣服都還好好地穿著，每個人都會留有這點“下流”的心思，所以說電影永遠在激起我們一種“髒亂差”的念頭。如果不激發這些念頭，電影也不會如此性感，吸引這麽多觀眾。
《少林寺》中引發“髒亂差”念頭的場景劇照
這是電影的本能，也是它特別有魅力的地方。它並不真正召喚你犯罪，但是卻把你內心的犯罪欲望釋放出來。希區柯克為何有那麽多觀眾，因為他永遠在釋放你那種邪惡的衝動，每次我們都是跟希區柯克電影中的壞人同一個心跳。比如《驚魂記》中，諾曼把金發女郎殺掉，殺掉以後要處理整個場所。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處理血跡：浴缸裡的血、地上的血、馬桶上的血，他時間花得越多，我們就越認同他的勞動。他打掃乾淨，我們松一口氣，他把金發女郎放到車上，我們松一口氣，但是他一直忽略了桌上的錢，我們著急，恨不得去提醒他，桌上還有那包錢！這就是希區柯克的邪惡：最後我們都會站到罪犯那一邊。終於，當諾曼關門時發現了錢，他拿走錢一並處理掉，這時候我們徹底松一口氣。這是希區柯克，看他的電影我們常常由衷希望罪犯不被揭露出來。像《美人計》的最後，我們就會特別同情褒曼的老公。這就是電影的本質，它本質上就是不道德的。
《驚魂記》劇照
格非十分讚同毛尖的觀點，在他看來，電影確實如此，小說也完全一樣。現代小說很少有把真善美作為主題來描寫的，全是寫惡的，甚至為惡這個事情加以闡釋，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繆、卡夫卡，所有的人都是對惡進行分析。
格非進一步引申出一個問題：“惡”到底是什麽？他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從道德或者非道德、善惡是非的角度來討論。“所有人都一樣，我們身上有上帝的一面，也有惡魔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可以看到邪惡的東西，其實這些東西也在我們心裡，每個人都有，歌德早就說過這一點。”
每個人都有傾向於保存自我的一面，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讓自己過得好像比別人更好，滿足自己的優越感和虛榮心，便會有很多的“惡”浮現出來，甚至會不擇手段。但這不是人唯一的基本存在，人還有另外一面，表現出利他的行為，為了別人願意犧牲自己，即便是黑幫電影或者小說裡面有些罪大惡極的人，在某些特殊的環境裡面會做出極其高尚的舉動。但是如果利他的方面太多，總是去愛別人，那也會很快就被滅掉；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老是想要保存自己，最後也會失去任何向外延展和實現所有可能的機會，所以需要有一個恰當的呈現方式。
因此，這便體現出電影和文學的價值，它們以一種代償的形式，讓我們來思考這些問題。當了解這些東西之後，突然非常放心，覺得自己很正常。否則的話這些欲望與邪惡在你的體內，它們沒有辦法跟基本的人性聯繫在一起，也沒有辦法解釋自身。這便是它們最大的功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存。所以對於真正懂小說、懂電影的人，不太會或者很少會出精神上的低級困惑，因為你會超越非常多的煩惱，但這基於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自身以及周遭生活的基礎之上。如果它們變得非常狹窄，變得曲高和寡了，它們的生命也就徹底完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殺害了兩個人，但在閱讀的過程當中一定會喜歡上這個人，不想讓他被判死刑，而希望他獲得拯救。這個人最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最終也獲得了拯救，這便體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震動我們心靈，引發對自身處境思考的高明之處。
用文學的方式講述電影
毛尖的《夜短夢長》在講述電影的方式上與以往有些不一樣。她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讀書時寫《非常罪，非常美》，得益於香港在資訊上的一點優勢，寫作會多少帶有介紹的成分，常常會細致地講述導演或演員的生平和花邊新聞，力圖有趣生動，甚至妖嬈，一邊講述他們電影的特殊性，一邊呈現他們人生的花樣性，“許多年後回過頭來看，當時選擇的電影和電影人都相對前衛或性格前衛。但在寫《夜短夢長》時，心態就完全不一樣。”一方面，中國的電影觀眾已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電影觀眾，看的電影最多、種類最雜，所以她試圖用電影來“寫作”；另一方面，《收獲》作為全中國最好的文學雜誌之一，外在地對她的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夜短夢長：毛尖看電影》
比如“火車”這個主題。如果早些年，毛尖說自己會把電影史中特別厲害的火車電影寫在一起，但在《夜短夢長》中，她就試圖用更文學的方式：第一節寫乘客，第二節寫司機，第三節寫列車長，第四節寫月台上的信號員，四個人來自四部電影，然後把他們拚在一起，試圖建構世界電影史中最高級的一列火車：《火車上的陌生人》中的乘客，《將軍號》中的司機，《士兵之歌》中的列車長，《嚴密監視的列車》中的調度員。雖然表面上這些人沒有真正的相關性，但是火車是一種萬能的結構，最後他們會顯得如此和諧。毛尖試圖用這種看上去“風牛馬不相及”的方式，把這個世界變得天涯比鄰。
在寫《夜短夢長》時，毛尖力求準確，講述電影情節時，會把所有的電影都重新看一遍或幾遍。“比如為了寫《白日美人》，德納芙的每一個表情我都定格看過，因為只有把握住她的表情，才能準確描述情節，準確表述她的心態。”之前許多《白日美人》的評介說德納芙做妓女時有一種痛苦感，但在她看來這種單一性的痛苦感表述並不準確。
毛尖給這些電影定義的形容詞都不是隨隨便便的，比如在寫《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的最後一段，“林青霞最後的歡喜，李嘉欣和關之琳最後的失落，她們的美麗和更美麗的關係，只有反反覆複看過，才敢描述這是華語電影史上顏值最高的一刻”。 總之在《夜短夢長》這部作品中，毛尖建構了縱橫的坐標，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評價更準確，另一方面可能多少也有一點“炫技”的成分。
《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林青霞最後的歡喜
黑幫電影的“墮落”之恨
在毛尖看來，如果說“恨”也是一種“愛”的話，恨過的導演、恨過的場面一定非常多。比如說，小馬哥之死一定是電影史上最讓人恨的事情：在《英雄本色》結尾，周潤發完全可以乘坐快艇走掉，但他看到岸上張國榮、狄龍處於黑勢力圍攻，他便調頭加入了槍戰，這是讓人熱血沸騰的時刻。可隨即他被身後的子彈爆頭，那是電影史上非常讓人痛心的時刻。
另外一種“恨”則是真的“恨”。毛尖是黑幫迷，黑色電影、黑幫電影是她非常喜歡的類型。電影史上有一件特別令人遺憾的事：上世紀30年代，黑幫電影誕生，然後《小凱撒》《全民公敵》《疤面人》三部電影一出來直接就將黑幫電影做成熟了，之後緊接著便馬上遇到“電影製作守則”（注：即著名的“海斯法典”，所有內容都必須道德高尚，有利於家庭，英雄永遠獲勝，善良戰勝一切，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的抵製，這個短暫的發展史和被修正史，實在是最讓人痛心的。當上世紀70年代重新看到黑幫電影時，《教父1》依然很牛，但到了《教父2》中，愛情主題上升，女性角色的地位上升（以後也是如此）：永遠會有一個女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黑幫大佬進行指責，這種指責很像“海斯法典”中的條款。於是我們便看到，二代教父比一代深情，三代比二代更深情。教父變成情種，這是黑幫電影的墮落。
《教父》經典劇照
回過頭去看第一代黑幫電影：在《全民公敵》中，詹姆士·卡格內為犯罪而犯罪，他活力四射地犯罪，他漂亮的女友吉蒂柔情蜜意地為他做好了早餐，但他因為沒有酒而不高興，接著女友問他一句“你是不是另有新歡了？”，他就一把拿起桌上切開的大柚子打在女友臉上。“這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在以後的黑幫老大身上，表面上好像女性主義在黑幫電影中取得了勝利，但實際情況是黑幫電影已經不是黑幫電影，這是最讓人恨的。”今天的黑幫電影，所有黑幫大佬，周潤發也好，狄龍也罷，都比第一代黑幫大佬高出20公分，身邊總有一個深情款款、“政治正確”的女友，但早期黑幫電影中那種特別犀利、本能和直覺的東西被浪漫語法奪走了。也就是說，原來存在於黑幫電影中的那種硬朗的生命質感，那種可能引導觀眾“向下超越”的東西，令人遺憾地被“浪漫的黑幫”轉移了方向。
“生命的深淵性、魯迅提到過的‘生命主’‘獸性主義’，在早期黑幫電影中是最讓人著迷的，但又很快失血、流失，讓人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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