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明顯對我國經濟整體產生階段性的衝擊和影響，年內將表現為前低後高的反轉態勢。2020年的經濟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二季度後的經濟表現。為在戰勝疫情的同時推動高質量經濟發展，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靈活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必要的，並應以突出結構優化為要領，調抑升高的消費物價水準。減稅降負應繼續強調和實施，適當提升年度赤字率，以及采取配套改革措施降低企業稅外負擔。地方政府應積極考慮有效投融資，利用好PPP等機制創新，激發企業與市場潛力，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水準。疫情對專項債、房地產走勢以及其他具體行業的影響，都需要具體分析認識。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複雜性和挑戰性表現為：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的合理結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給的機制創新，來解決超常規發展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追趕—趕超”問題。
關鍵詞：疫情影響 經濟走勢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有效投融資
一、疫情對中國經濟整體的影響
從全局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明顯地對中國國民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衝擊和損害。然而，從整個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疫情影響是階段性的，且這一階段並不會持久。從2020年經濟開局以來的態勢看，已可以作一個確定性的判斷：此次疫情發展會使宏觀經濟增長態勢經歷一個“前低後高” 的反轉過程。經濟增速在一段時間走低之後，一定會迎來反轉，即前低之後“V”型反轉為“後高”。現在看來，“前低”對全國的影響主要是在第一季度，特別是2月以後的這段時間；“後高”（除了武漢、湖北之外）則很可能出現在第二季度，並應力求延續到後面的第三、第四季度，當然，具體還將取決於疫情的控制情況和過程的時間表現。
戰勝疫情是必然的、可期的。在我們必定戰勝疫情的前提下，關鍵在於盡可能減少克服疫情過程中的代價，盡可能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相對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因此，應不斷地密切跟蹤疫情控制過程，總結疫情控制的經驗教訓，爭取動態地形成高水準方案與對策來應對疫情。對於今年經濟發展前低後高的形勢，企業界應做好一定準備，根據行業、企業和生產經營特點，做好應對預案，下先手棋。
從具體的行業影響來看，受衝擊最為突出的是服務業。從“春運”高峰的客運業開始，到其他的餐飲業、旅遊業、家政服務業、門市式金融服務業等，短期內都是斷崖式下滑。當然，這一階段面臨的困局中，疫情對具體行業的衝擊力度並不是等量齊觀的，有些行業受到的衝擊明顯較小，還有一些行業此時更應該盡可能發揮全部產能，如醫療資源的生產行業，這些行業的廠家現在應該開足馬力增加供給。
至於疫情對全年GDP的影響，很難精確預測具體量化指標，如GDP因此而下調的具體百分比。然而，作為研究者，我面對實際的粗線條前瞻是，與2019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速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會有明顯下滑，在相關信息並不充分的情況下，如假定第一季度經濟運行結果是GDP增速下滑1個百分點，那麽“前低”以後，經過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後高”階段的努力，對全年的影響大概是0.2~0.3個百分點，整個經濟增速接近6%目標還是可以期待或力爭的；如果相對悲觀一些，那麽6%目標可能需要往下調，但不會低於百分之5.5%。今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在這樣一個區間運行。
二、第二季度後刺激措施的發力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年。為了確保這兩個目標的完成，我們在疫情未爆發之前，就提出了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適當加大有效投融資力度的政策建議，主張在更好把握優化結構和機制創新要領的同時，增加一些經濟的擴張力度。當然，這種刺激和擴張，絕不是粗放式地追求總量，而是在堅持優化結構的前提下，提高增長質量，以改革來發揮經濟增長的潛力。這個潛力空間是切實存在的，包括以有效投融資改善預期增加有效供給調動出來的消費市場潛力，都是我們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量。在此方面，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有可觀的回旋空間、韌性和成長性，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努力過程，應該充分激發我國經濟的潛力。在上述刺激措施下，結合為盡快戰勝疫情所做的工作，將中長期配套改革對接當下要解決的當務之急，是應關注的政策要領。換言之，宏觀政策與財政政策當然要更加積極，但這個積極是以優化結構、促進改革和解放生產力為大前提來銜接短期與中長期的。貨幣政策方面，會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前提下，頒布更多必要、具體的措施。兩大宏觀政策綜合在一起，應當進一步體現積極和適度的擴張，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為各政府轄區內各行業、企業的創業創新行為提供政策支持。
宏觀貨幣政策的適度擴張對企業來說，直觀感受是投融資條件放寬，貸款相對容易獲得。儘管疫情期間企業停工停產，受到影響和損害，但考慮到疫情轉捩點不會太久便將到來，企業管理者還是應該提前作好準備，迎接將轉好的市場經濟預期，提前部署生產經營活動的恢復，努力發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財政政策的提質增效和結構調整，最終也會落實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層面。疫情的不利影響讓復工成為許多企業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問題。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企業家在一定權衡之下，在積極防範風險的同時努力做好復工的安排，是可行的。最近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區域，積極動用政府力量頒布地方支持措施，支持復工複產，提前布局疫情中後期的經濟發展，做法值得肯定。中央關於積極財政政策的基調現階段是不會變的，而且更加積極是必然的選擇，這也是財政服務全局的體現。
地方政府在頒布支持政策的同時，也應考慮在中央的指導下，如何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政策等問題。例如，中央財政已安排的抗疫資金量已達1000億元以上，實際支出已超過400億元，這有利於對衝經濟下行的壓力。地方政府應結合自己的財力和區域情況，抓住重點和時機，針對性地有所作為。舉個例子，在中國經濟成長性方面，與工業化、城鎮化相聯繫，我國有效投融資還有發揮潛力的可觀空間。其中的一個具體表現，便是城市區域和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項目，如中央已強調的“老舊小區改造”，就是滿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能發揮相關企業的生產潛力，提升有效供給對市場需求的回應水準，形成更大的市場份額，又能成為相關政府部門在改善民生上形成肯定性政績的一項具體工作。當然，具體實施中需要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努力提升政府的社會治理水準。應積極採用一些好的機制來實現任務目標，如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也就是英文簡稱為PPP的模式。這種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專業機構夥伴式結合在一起的創新機制，很可能實現“1+1+1≥3”的績效，提升社會治理水準，而政府僅需投入有限的財力，就能形成乘數和放大效應，辦成許多事情。這類機制創新應當放在結構性改革這個視野之下，在“前低後高”的經濟增速過程中，更好地激發和調動我們的潛力。可以說，今年第二季度之後的前景，應該是相對樂觀的。
匯率是市場上的一個敏感因素。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之後，在市場機制起主要作用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來說是以貶值傾向為主的，但前一段時間總體上已相對穩定。在今年中國經濟“前低後高”的這個階段變化中，“後高”的特徵就是經濟景氣往上走，繁榮程度有一定支撐力，那麽在“後高”過程中，總體而言中國的國際貿易會漸趨活躍，中國以更活躍的市場力量來更多地支持匯率形成機制，貶值壓力可能化解，若處理得當，相對穩定的匯率狀態應該是可期待的。目前，看不出人民幣匯率下調的行政力量之所在，這也是美國近日已認同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的原因。
三、進一步減稅降負的空間
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的同時，會繼續強調減稅降負。在已有措施的基礎上，今年在具體安排上肯定將有所作為，但具體的量值現在還不明確。減稅降負在2018年有1兆元以上，2019年則實現2兆元以上。實際生活中，2019年財政過緊日子的特徵已經十分明顯，財政擴張程度的代表性指標——赤字率業已接近3%，今年赤字率再有所上升看來也是必要的，如何適當提升赤字率並安排企業降負，有賴於決策層和管理部門審時度勢、瞻前顧後，作出積極穩妥的安排。在繼續減稅減負方面，具體來看：首先，增值稅作為第一大稅，應當強調按照原來的方向繼續減，降低稅率可以考慮爭取把三檔稅率並成兩檔。這一過程如果一年不能完成，可以按兩年、三年分步來推進。這是正稅中降稅降負的重頭戲。其次，企業所得稅，如果可能也可以適當減，但已不應作為重點，因為我國企業所得稅減稅空間比較有限。上市公司、高科技企業早已減按15%徵收，中小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減半徵收（實為12.5%），在稅率之外還有不少優惠，實際徵收水準並不高。再者，關於“五險一金”。現在政策允許大量中小微企業緩交“五險一金”，不過這應只是階段性的權宜之計。疫情結束後，積極采取配套改革措施的問題不容回避。與基本養老繳費率的下降相關，真正關鍵的改革措施是於繳費統歸稅務機關代收後，乘勢在全國實現全社會統籌基本養老金資金池，從而提高這個“蓄水池”的互濟、共濟功能，然後再根據情況精算決定標準繳費率的降幅。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的建設、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改革等配套措施，以及減少行政收費的改革等，都是降低企業負擔中大有可為之處。
四、高物價水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
消費品物價現在按月度來說處於相對高的水準，一月份的CPI已經達4%以上，估計2月後一段時間內由於疫情的衝擊，供給對於需求可能表現出更為嚴重的不足，所以，市場供需情況決定了消費物價的表現是繼續往上走。然而，這是一個階段性的現象，總體來說，現在CPI指標上表現的物價上升，帶有明顯的結構性加階段性的特徵，主要是由於豬肉的階段性供給不足，帶動肉禽蛋等替代品的價格也上升，進而形成相對高的CPI上漲率。經過一定努力之後，供給潛力是可以調動起來的，需求缺口的平抑會使物價下調，體現出結構性增加有效供給的結果，這是可以預期的。物價水準的另一個指標PPI也值得關注。這幾個月PPI的表現是偏低的，甚至有時走在負值的區間，這更構不成物價上升的壓力。如果把CPI和PPI合在一起，總體來看，今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適當擴張是有操作空間的，尤其是以突出結構優化為操作要領，能夠使CPI得到明顯平複。
五、疫情對房地產走勢的影響
中國房地產業的基本情況，是市場早已分化，大板塊上呈現“冰火兩重天”的特點。疫情發生之前如此，之後也會如此。疫情對房地產走勢的影響不能籠統而論，這取決於房地產所在的城市、區位等因素。即便同樣是在一線城市，也並不是按一套辦法就能處理好房地產投資項目和相關要領與策略的。針對“冰火兩重天”的發展格局，投資者結合“一城一策”及區位、類型差異考慮房地產的走勢和作出自己的選擇，才是較為穩妥的做法。從房地產業界大的態勢來看，2016年“930新政”之後，一線城市和幾十個二線城市的房價，是政府調控中以行政手段硬性打壓下來的，三四線城市的成交均價卻一直是溫和上揚態勢，目前如果籠統地從面上來講，國內房地產價格漲幅波動周期基本上已經在底部，行政性調控手段的空間也已很有限。僅以房地產成交均價這個指標來考慮房地產業投資機會，意義不大，但儘管如此，我們判斷房地產市場景氣也仍然需要這個指標。借助於疫情帶來的“前低後高”式經濟增速變化，配合各政府轄區的具體改善措施，房地產市場對於整個經濟全局的支柱產業功能和意義，還會有進一步表現。總體來說，疫情之後的房地產市場，可以說會是審慎樂觀的。不過，企業還是應該注意市場壓力、風險防控，關鍵是作好“定製化解決”預備方案。
六、疫情對地方政府專項債的影響
加大地方專項債力度，可以視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之一，體現了財政和相關管理部門在財政領域的積極發力。地方層面自主考慮轄區內的有效投融資項目，其資金來源實際上首先是涉及地方專項債。發債所籌資金對應具體的項目，是其主要特點。地方政府在基於具體項目可行方案研究的基礎上配置資金，有利於減少失誤率，提升實際效果。在疫情發生之前，全國範圍內已提前布置地方專項債的籌資，這是執行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體現。專項債資金還可以按一定比例充實項目資本金，這會給項目融資帶來一個增信的好處，使貨幣支持渠道上的配套貸款更具備發放條件。有一定的資本充足率，銀行商業性信貸就會更積極地為這些項目做融資配套，從而會體現出財政政策的放大效應。
在當前階段，總體來看，專項債的落實並不會擠佔與民眾生活相關的消費或產業升級領域的企業投資空間。政府專項債的投放主要針對基礎設施和民生公共工程項目的投資，能改善預期，提升市場景氣，增強發展後勁，讓企業更積極推進升級換代的自主投資，讓民眾更敢花錢去消費，即有利於民眾提升當期收入的消費率。因而這兩方面是一種相得益彰的關係，不會產生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和對民間消費的抑製效應。政府投資結構的重點是在整個產業鏈中基礎性支撐層面，能優化結構、培育發展後勁和提升景氣，總體來說與調動民間消費潛力的關係是相互呼應、相得益彰的一個匹配。當然，政府投資的方向和力度也會隨著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而變動，當前主要是因為民眾預期、企業預期的低迷而采取加力舉措，政府更加積極地做一些優化結構的投融資是完全必要的。
科技創新應是政府要予以積極支持的重點領域。例如，疫情控制急需的疫苗研製技術，一旦有可靠的技術方案，就應該將其盡快形成產能，而科技研發就是這方面的支撐。“非典”和新冠肺炎這兩次疫情給我們最大的警示是，我們的防疫技術研發成果，作為一種戰略儲備式的產能是明顯不足的。從中長期來看，加快疫苗研發、提升疫苗產能，以及科技創新方面的其他重要事項，仍然是重點支持對象。
七、疫情對具體行業的影響
疫情對具體行業的影響不一。例如，疫情對大部分服裝生產和銷售企業帶來消極影響，但服裝領域的特殊服裝（如防護服）生產和銷售企業就可能佔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和得到更好的財務結果。這種特殊服裝的產能運用，也需要我國政府儲備制度、政府採購制度的配合。
再如對銀行業轉型的影響。銀行機構提供的金融產品應該多樣化，這才是形成有效供給的正確導向。我們現在銀行體系的供給是不太令人滿意的，其中一個突出的痛點是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民營企業、小微企業佔據我國市場上企業總數中的絕大多數，過去長期解決不了這方面的問題，雖然有過去銀行金融機構的歧視性考慮，但這方面也的確存在風險控制的難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說“民營企業是自己人”之後，在最高的政策層面已經打開了消除歧視性的“政治正確”新局面，但具體操作措施應遵守市場規律，如何在政治正確基礎上解決好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貸款融資風控環節“過得去”的技術性問題，是銀行業服務轉型的一大難題。技術性問題需要技術性手段來解決，商業性銀行和金融機構應借鑒信息時代新的風控經驗，以雲計算、大數據等手段努力化解這一難題，這也是一種趨勢。另外，財政部門在這個領域中也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即依靠更加積極創新的政策性融資體系，以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產業引導基金等方式，適當區別對待市場主體，尤其注重給民營、小微企業以融資支持，地方政府也應承擔起這方面創新發展的相應責任。
對於一些尖端領域的企業，如我國半導體行業的芯片企業，雖然還不能迅速達到第一陣營的領先水準或者馬上進入先進行列，但是經過努力，可以運用較好的創新機制，爭取較快縮小與世界最先進水準的差距。這些企業在疫情期間，也面對著貿易摩擦的阻力等情形，應考慮相應的應對戰略和布局策略。這種尖端領域的國際競爭，從歷史上來看，“舉國體制”是起到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的，但現今與過去“兩彈一星”式1.0版的舉國體制明顯不同，芯片所要求的2.0版的舉國體制的支撐力量，是能夠形成尖端產品的質量可靠、穩定的批量化可持續供給能力與相關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所以，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複雜性和挑戰性就此而言是非常明顯的：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的合理結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給的機制創新，來解決超常規發展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追趕—趕超”問題。
本文原發於《經濟研究參考》2020年第6期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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