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我是北京人，“80後”

評論

以“冰封者”打開

記憶之城

文 | 李振

侯磊，“80後”，北京人，青年作家、詩人、昆曲曲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還陽》，中短篇小說集《冰下的人》《覺岸》，文史隨筆《唐詩中的大唐》《宋詞中的大宋》，非虛構作品《聲色野記》三部曲等。

侯磊的大部分小說都帶著濃重的年代感，或為潛台詞式的回望，或為不動聲色的變遷。

與其說侯磊筆下的北京是一座城，不如說是他努力尋找的一個角度，因為由此望去，是他關心的和熟悉的人以及由他們參與構成的記憶。

侯磊寫北京，全然不見皇城根兒或部隊大院的傲慢，小說中的人既無達官顯貴，也無頑主老炮，甚至連近幾年頗能博人眼球的冷門行當和老手藝人也不見，有的只是出門抬頭隨時都能碰到的那個。俄國文學史上曾有“多餘人”，侯磊也寫到一些身處窘境的小人物，但你很難講一個計程車司機是“多餘”的，因為他們的失語或無足輕重往往來自人們下意識的視而不見。侯磊說，“我不只想寫冰上的北京，更想寫冰下的北京”，所以，無論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街道積極分子，還是長年累月為生計奔忙的計程車司機，或是一個班級、一條巷子裡最不受待見的孩子，都成了侯磊筆下默默見證不同時代的“冰封者”。

《冰下的人》

《積極分子》在一開頭便毫無征兆地給了人物一個“冰封”的結局：“他們都知道東口的一個院子裡有個白毛老太太，常年木然地站著，身後幾間小破房都是擠著蓋出來的。那院子破得連正經的門都沒有，只有扇紅色的大鐵門，晚上用鐵門閂插上，一拉動就發出轟隆的響聲。”當然，這個結局讓人很難與那個五六十年代香兒胡同的積極分子張雅娟聯繫起來。小說旁逸斜出地寫到香兒胡同鄰裡間的瑣事和向國家“獻產”的大事，其中起主導作用的都是張雅娟——“她知道自己出身優越，知道什麽叫工人階級，懂得婦女能頂半邊天”，“整條胡同就屬她最忙活，她有使不完的力氣”。這裡的奇妙之處在於，侯磊把更大的筆力傾注在如何呈現張雅娟在那個年代所具備的能量上：激起或調和家庭矛盾、左右某個人的工作調動、促成孫家“獻產”改變出身……而這種在“劇透”式的前提下回顧那個白毛老太太當年風光的寫作過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諷刺。石一楓曾有小說《特別能戰鬥》，其中苗秀華“戰鬥”的一生多少還是面對“不平”，但張雅娟卻是實實在在的折騰，“什麽事都愛摻和”。所以，張雅娟身份或命運的轉換則是歷史的必然，當那些如今看來莫名其妙的“重要任務”不複存在時，失語和被遺忘就成了一種無法抗拒的結局。小說由此還原了那個看似熱火朝天實則通向虛無的時代氛圍，而張雅娟則是那個時代所製造的無數“冰封者”中的一員。

也許這對於“女司機”來說也是一樣。小說《女司機》有著很大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主人公扛著行李從內蒙古建設兵團返回北京，一直寫到她開著計程車急急忙忙穿過世貿天街、藍色港灣、SOHO現代城。當我們為這個返城女知青回顧她的司機之路時便會發現其中的艱澀，“她看不上開車的，開車只是為了不掃大街”；她之所以能忍著司機的滿嘴髒話學會開車，是因為心裡清楚“真不能只賣一輩子票”；成為公車司機後，公司的調度似乎總在與她為難，“早班接晚班，永遠早出晚歸”；後來開起小公共，掙得多，可糟心的事兒也多；最後轉去開出租也是因為“無法容忍每月都是死工資，沒有外塊，獎金只有幾塊錢，還根據這趟車賣票的收入分成，也不知是怎麽算的”。好像有關開車的一切都是生計所迫的無奈之舉，而此後的日趨窘迫似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小說寫出了女司機的心有不甘，甚至為她設定了情人王覺這個特殊的情緒發泄管道，但這依然無法改變她苦悶、勞碌、不斷被職業病折磨的人生，就算沒有最後那場結果未知的交通事故，繼續日複一日地跑下去又能如何？

《女司機》所呈現的場景既熟悉又陌生，陌生在於它已經完全從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消失，你可能不會輕易想起那些破舊的大公共和橫衝直撞大喊攬客的小公共；而熟悉在於你一旦想起它，又好像是剛剛在昨天發生，仿佛一切都沒變過。我並不認為侯磊多麽在意司機行業本身的變化，它更像是發現了一個開啟記憶的契機，因為在這代人的記憶裡，有太多的東西與小公共以及小公共的年代死死地綁在一起。《水下八關》所寫的就是小公共的年代，更是紅白機、魂斗羅的年代。小說還是讓人一下子回到了騎著自行車或跳上小公共去找同學換遊戲卡的日子，跳大繩、踢毽、砍包，體育老師的做派和言語，在貌似嚴肅認真的課堂上幸災樂禍地大笑，男生女生間那種總是別別扭扭的相處方式，“好學生”和“壞學生”在課上課下校內校外不斷翻轉的奇怪格局……構成了一代人學校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在這個框架之中予以填充的才是屬於個體的童年記憶。所以在有些人那裡，這篇小說也許很難被沉下心來閱讀，因為它所提供的場景太實在也太具體，它太容易讓一些從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孩子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在小說情節與個人經驗之間不斷切換，看的是小說，想的卻是自己的陳年舊事。而在《少年色晃兒》裡又有了那時中學門口兜兜轉轉的校外人員，一方面他的出現是個麻煩，因為免不了有些敲詐勒索的事；但另一方面他往往又會成為一個傳奇式的存在，儘管有些事在校內孩子們的口口相傳中變得越來越邪乎，其實壓根兒就不曾發生，但那些掛著一臉青春痘、躁動在青春期裡的半大小子卻恨不得人人製造出一種可以與之稱兄道弟的假象。與校外呼應，校內又常常會出現某個傳奇式的高年級女生，“妖豔”、“放蕩”，各種惡毒又悄然流傳的詞語事實上只是證明著那個年紀朦朧又詭秘的口是心非。

《少年色晃兒》和《水下八關》在很多方面有著相通之處，色晃兒和小雷在那個微縮景觀式的少年世界中無疑處在金字塔底，他們的軟弱以及由此帶來的幻想與心靈扭曲更多地來自於少年世界的“叢林法則”。這本身是個可大可小的事情，畢竟對少年兒童乃至成人心理狀況的關照在那個年代尚未進入議事日程。但是，當侯磊以過來人的身份站在當下回望並重新構造那個年代的“童年軼事”時，我們便會驚訝於那些曾經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竟是如此荒誕、扭曲，充滿恃強凌弱和無助又無聲的掙扎。《水下八關》中跳大繩的場景幾乎構成了對那時校園生活的某種隱喻：“搖繩的同學面無表情，他們不管數數，隻管盯著跳、搖。他們是機器，連跳繩的、搖繩的、數數的、體育老師、班主任……都是機器。”侯磊為這兩篇小說選定的敘述視角呈現出一個與“陽光燦爛”截然不同的世界，它在帶領讀者一步步確認情況屬實的同時又以此觸發人們無可避免的聯想與反思。就像《水下八關》的結尾，小雷只能在夢境中學會跳大繩以及與靜琪相遇，那麽這些失語者是否只有在離開現實世界的夢裡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些許安寧？這些原本充滿孩子氣的個人於群體中的尷尬或精神創傷一旦被提出來，就會變得嚴肅，變得不可磨滅，因為那是我們正在繼續的生活的前文本，也是一代人之所以成為一代人最有力又最令人恐懼的證詞。

我無意於此對小說裡的種種荒唐事進行什麽評判，因為它早已脫離了具體的事情本身，成為一個人乃至一代人不可磨滅的精神烙印。其實侯磊在小說中只是象徵性地引入了幾個通行的“標識”作為重要的時代背景轉而講述故事，但它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特別的閱讀群體在情感上的代入與共鳴。從“學雷鋒”到“做賴寧式的好少年”，從“街霸”到“魂斗羅”，從“一群大雁向南飛”到紛紛刻在課桌上的“早”字，從《媽媽再愛我一次》到《古惑仔》再到《大話西遊》……所謂“80後”一代其實經歷了極其複雜又紛亂的文化洗禮，它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了一代人認知、交流、成長和自省的精神前提。當“80後”們紛紛步入中年，這些曾經的“標識”逐漸潛伏起來，但它會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或片段的觸動下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方式再次鋪天蓋地地襲來。雖然侯磊說，“寫北京，不過是為了自省，不要忘記自己是從哪條胡同裡來的……我始終不會忘記故鄉”，但那些雜七雜八的“水下八關”和並不十分明了的記憶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故鄉？

侯磊的大部分小說都帶著濃重的年代感，或為潛台詞式的回望，或為不動聲色的變遷。就像《積極分子》中送走父親的孫旭揣著一顆空蕩蕩的心爬上自家房頂，看到了一個和記憶中完全不同的北京：“他抬頭，見屋頂沒有鴿子飛過；低頭，院子裡沒有了牽牛花。前兩年節約糧食，有鴿子的人家都不養了，賣給了販子貼補家用，也有外來的地痞偷人家鴿子吃。牽牛花在父親嘴裡叫喇叭花，自從關家搬過來，老爺子主動把喇叭花給扯了，怕長到人家的地方礙事，連花籽也沒存下一包。”北京到底是個什麽樣子？這是侯磊在小說中試圖回答的問題。但這本身又難以回答。即便我們順著孫旭的目光，也很難說清那時候的北京或眼下的北京是個什麽樣，可這完全不妨礙那一刻站在房頂上的人實實在在地被那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擊得頭暈目眩。北京是首都，是車水馬龍高樓林立，也是大院小院胡同巷子，又或僅僅是一個孩子打打鬧鬧磕磕絆絆一眨眼就長大了的地方。所以，與其說侯磊筆下的北京是一座城，不如說是他努力尋找的一個角度，因為由此望去，是他關心的和熟悉的人以及由他們參與構成的記憶。

創作談

創造逝去的故事

文 | 侯磊

我是北京人，“80後”，一直住胡同裡。但我在寫80年代、50年代、民國時代、甚至古代——總之是我沒經過、沒見過的北京。總有讀者朋友們問我，你怎麽寫你沒見過的北京？我的回答是，老北京是活的，它從未離我們遠去。

胡同裡的人見識不一定多，十分封閉，他就熟悉身邊這幾條胡同、幾條街道的地方。您去胡同裡問路，除非問附近幾條胡同的，太遠了還真不行。過去很多東城區、西城區的人，一輩子也沒怎麽去過南城，很多人並沒有去過天橋看打把勢賣藝，對那種底層生活是不熟悉的。又比如東城區分北片和南片，以東四為界，北片是雍和宮到東四，南片是東四到東單。很多人住北片，過了東四，燈市口一帶的地方就不認識了。

但是，胡同裡的人的經驗很深，因為相對封閉，幾乎街坊鄰居都認識，走過一個人，看背影就知道是誰，他們的故事能往深了挖，往古代挖，往心裡挖，往祖墳上挖，幾乎能挖出每一家的故事。

說個事兒，有家街坊，是蒙古阿魯特氏，即同治的皇后他們家族——野史說慈禧怎樣虐待她，她說我怎麽是從大清門抬進來的，就是那戶人家後裔的故事。他們家有親戚，是庚子國難年間的狀元，叫崇綺。八國聯軍進北京，他跟著西太后跑了，當時有70多歲了。他家在豐盛胡同，家裡有兩個兒子，都認為國破家亡了，要自殺殉國，一門忠烈。於是，他們把家裡的花窖改成了兩個坑，裡面墊上被子，一個歸男人，一個歸女人，叫全家人分男女都躺進去，還墊上被子，下令叫仆人填土，把全家都活埋了。這種事我們可能無法理解，隻覺得它慘烈。

而每當我再走到豐盛胡同，看現在的遺址已變成了高樓，就又想起他的旁系子孫後代告訴我這類的事，還是想把它寫下來。但我如何去創造它、還原它？

或者，是豐富、想象我“采天地之靈氣，集日月之精華”而來的一點故事。這個采風的時間地點，是我童年時的北京。再舉個我身邊的例子，小時候，胡同裡斜對門一家有個哥哥叫小三子，腦子好像有點毛病，沒上成學，成天家裡待著看電視。他爸爸是地道的“駱駝祥子”，解放前拉洋車，解放後蹬三輪兒，姓平，當時就80多歲了。平老頭太窮了，娶不起媳婦，由街道介紹分配了一個，那老太太有嚴重的類風濕關節炎，雙手跟雞爪子似的。乍著手、眯縫著眼睛、奢咧著嘴唇、拄著根棍兒，一步一蹭地去胡同裡上茅房——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還有倆姐姐，好容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九幾年，他在飯館裡給人家洗豬腸子，每月100塊錢。後來父母去世，胡同拆遷，小三子就一人兒，給他找了個小破樓房的一居室，吃低保湊合活著，想來現在也有50多歲了。我會嘗試著寫解放前的平老頭，也會寫未來的小三子。因為我想他們，惦記著他們。

在小說集《冰下的人》中，我收入了一個短篇叫《積極分子》，寫的是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人，為了做街道居委會積極分子把房子捐了的事。當時有很多這樣的真事，北京的故事足夠寫成宅門戲或年代戲，或是多卷本的大河小說、史詩小說。北京城牆的每一塊城磚中都包含著一個故事，城牆早已拆成了遺址公園，但就僅僅是那點遺址，也是我講故事的根基。作家要有講城磚中的故事的能力，哪怕是在文明的廢墟上講故事。因為哪怕文明成為了廢墟，它巨大的精神永遠盤旋於這片廢墟之上。

最近我四處跑來跑去，做一些北京文化的講座，也為北京寫了不少五千字到一萬字的稿子，我不想叫散文隨筆，也不想叫非虛構，就叫社科類的書稿吧。它們太雜七雜八了，實難歸類。我想也許寫小說並不是我惟一的目的，我想在精神上仍然保持著舊京這座城，研讀它的歷史、傳播它的文化、升格它的精神，這是我能為故鄉所做的一點事。我知道，不論我走到哪裡，我都不會忘記胡同裡的街坊鄰居、大爺大媽們。

是他們告訴我這個世界最初的樣子，我想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