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存在那麽多問題，為什麽還能前進？

作者 / 網易研究局

2012年，時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結束任期回到國內，倡導的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引發了諸多討論。

林毅夫所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從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國情出發去探討解決問題的路徑，而非照搬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

近年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波蘭、非洲等國家和地區得到了具體的應用，並取得了成效。什麽是“本體”，什麽是“常無”？新結構經濟學對當代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什麽？知名財經主持人姚長盛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進行了專訪。

60S要點速讀

1、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刻舟求劍。如果船不動、水不流，劍還會在那個地方。可是如果船動了、水流了，刻舟求劍就不對了。任何理論都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的，但是條件可能變，所以我們要了解現象，就應該重新從最基本的點出發。

2、波蘭借鑒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去年波蘭以歐盟10%的人口，創造的就業機會佔整個歐盟的70%。

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台灣。到2025年左右，中國大陸可能成為第三個。

4、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做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少數能夠趕上或是大幅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地區，其主要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一般是錯誤的。

5、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的發展，人們大部分看到的是問題，卻沒有搞清楚產生問題背後的原因。在這樣的狀況下去解決問題，可能會把問題搞得更糟。

6、新結構經濟學對國內經濟發展的主張是，讓企業家發揮市場敏感度去尋找創新的機會，在企業家解決不了的瓶頸限制，政府要補位。

7、中國改革開放40年能夠取得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從哲學上講靠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具體操作上講，就是不斷審時度勢，在該改能改的地方推動改革，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

8、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大部分還是在引進的階段。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開創了我國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之先河，主張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更新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專訪精編

姚長盛：為什麽您會把“本體”和“常無”這樣帶有中國道教色彩的內容，放到對經濟學的理解中？

林毅夫：不管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成為體系的理論、思想，大都是這兩個原則的應用。

舉個具體的例子，《論語》裡，弟子問孔子什麽叫“仁”，孔子回答了二十幾次，每一次答的都不一樣。為什麽呢？“仁”是儒家哲學的“本體”，它的表現方式會根據條件不同而不同。

經濟學也有自己的“本體”，經濟學認為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的人”，在經濟學裡是說，當一個決策者面臨選擇時，他總是在可選擇的範圍裡，選擇他認為最好的。但是，不同的人，可選擇的範圍也會不一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也可能不一樣。

所謂經濟學的理論，是描述一個決策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如何做選擇。但是，條件不斷在變化，因此，特定條件之下的選擇，就不會放之四海而皆準。換句話說，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刻舟求劍。

如果船不動、水不流，劍還會在那個地方。可是如果船動了、水流了，刻舟求劍就不對了。任何理論都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的，但是條件可能變，所以我們要了解現象，就應該重新從最基本的點出發——決策者是誰，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麽，可動用的資源有多少，限制條件是什麽，有何種可能的選擇，在決策者的若乾個選擇當中，哪一個可能是最好的。

總的來說，分析問題時，不以任何現有的理論和經驗作為出發點，而是以“理性”原則為出發點來分析，看誰是決策者，面臨什麽問題，要達到什麽目標，有何種可能的選擇，那種是對決策者來說是最好的選擇，這是經濟學的“本體”，每一次都從“本體”出發，而不是現有的理論或經驗出發，重新構建對問題的理解，這叫“常無”。

姚長盛：很多非洲國家對您的理論也特別感興趣，您的理論在那裡得到了怎樣的應用？新結構經濟學為什麽會對它們有這麽強的吸引力？

林毅夫：非洲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現代化。它們認為發達國家民富國強，必有其道理，把發達國家那套道理學會，就可以拿回來改造自己的國家，但是實際效果非常不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台灣。到2025年左右，中國大陸可能成為第三個。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

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做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少數能夠趕上或是大幅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地區，其主要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一般是錯誤的。

中國的經驗也不能照搬到非洲國家，但是有一個基本規律——經濟發展要有競爭力，選擇的產業應該符合當地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這樣要素生產成本才能低。

單單有比較優勢還不夠，交易成本也要低。不能說企業家開個工廠，還必須自己提供電力供應，改善港口，完善金融體系，之後才能來做投資。企業家做不了這些，需要政府幫忙來做。正如前面所講，基本原則是既要發揮市場的有效性，也要政府積極有為、因勢利導。

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條件普遍比較差，一些制度安排也充滿扭曲。理想情況下，應該把這些問題都解決掉，但是政府沒有那麽多資源，也沒有那麽強的執行能力。

對這些問題，中國的經驗是像毛主席所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沒有辦法把全國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同時搞好，政府可以設立一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園區裡實行一站式服務，這樣就能快速把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

這樣一來，出口增加了，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多了，社會比較穩定，大家對未來有比較好的預期；經濟發展快了，稅收也增加了，政府的資源也多了，能夠擴大的基礎設施範圍就越來越大，這樣經濟就會進入良性循環。

這套思路在非洲國家也是立竿見影的效果。

比如埃塞俄比亞，它本來是非洲最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內陸國家，過去這五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了四倍，工業產值也增加了四倍多，經濟增速平均10%，這還是在整個非洲國家出現去工業化的狀況之下發生的。

本來是大家認為不太可能發展起來的地方，但它發展起來了，我想它就是參考中國的經驗。

除了非洲國家，像東歐國家波蘭也借鑒了這套思路。

波蘭應該算是蘇聯東歐轉型中表現最好的國家，它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所以沒有出現經濟崩潰和停滯。但是它的經濟發展也不是很快，就業問題比較難解決。波蘭的教育水準比較高，因此，大量的工程師、醫生等專職人員移民到英國、愛爾蘭、德國。

2015年10月，波蘭法律與公正黨上台，第一次在議會選舉中超過半數，他們宣布要制定國家發展計劃。大家聽了很奇怪，說：“你要制定國家發展計劃是不是又回到計劃經濟？”

負責這個工作的莫拉維茨基，當時是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和發展部部長，他公開寫文章答覆：“我們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我們根據的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要完善市場，發揮有為的作用來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

姚長盛：您會不會在波蘭的受歡迎程度和在中國一樣？

林毅夫：是不是受歡迎，這難說，但是我很高興看到的不僅是我的理論被採用，而是產生了效果。

去年年底，莫拉維茨基從副總理升任總理。今年1月份，他去參加達沃斯論壇，我聽他在演講裡說，波蘭人口數為3800萬，佔歐盟的10%，去年波蘭創造的就業機會佔整個歐盟的70%。

我今年5月到波蘭參加會議，看到了波蘭的就業狀況確實有很大改變。首先，國內的就業機會多了，再加上西歐的就業狀況不是很好，一些流向外地的波蘭人回來了。其次，烏克蘭等國家的移民也來波蘭找工作。

可以說，來自於中國的經驗還是比較適合波蘭的。

姚長盛：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對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什麽建議？

林毅夫：這要從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來看。

從國內講，中國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想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經濟就要繼續發展，生產力水準也要不斷提高。

怎樣提高生產力水準呢？有兩種主要方式：一是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不斷湧現出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然後把有限的資源逐漸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另一個是要提高效率。

提高生產力水準的著力點在什麽地方？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我把中國這樣發展程度國家的產業根據和國際技術前沿的差距分成五大類：

第一類，追趕型產業。發達國家有而中國還沒有，我們還在追趕；或是中國國內也有這個產業，比如說裝備業，有時候同樣功能的設備，中國賣100萬，德國可以賣500萬。這是因為它的設備品質好、技術高，在這些產業，我們還需要追趕那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第二類，領先型產業。這些產業中國已經在世界最前沿，比如家電產業。

第三類，轉進型產業。比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過去我們在世界上是非常有競爭力的，但是隨著勞動力工資上漲，逐漸失掉比較優勢了。

第四類，換道超車型產業。這類產業的特性是：一般跟資訊通訊技術有關，產品研發周期特別短，12~18個月就是一個周期，投入的資本主要是人力資本，比如雷軍做的小米手機。

第五類，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有的跟國家的經濟或國防安全有關，例如戰略新興產業，或軍工產業，它跟第四類產業的特性正好相反，產品研發周期特別長，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資本投入也特別大。

這五類產業的特性是不一樣的，它們當然都需要市場競爭，但市場失靈的地方不一樣，這就需要政府因勢利導、克服市場失靈。

另外，中國國內經濟還在轉型，仍存在一些體制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簡單把那些不完善的體制消除就行？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是這樣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資本極端短缺的國家，存在需要大量的資本的、與國防、軍工、國計民生有關的產業，它們大多是國企，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這樣一來，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如果沒有保護補貼，它們就會全部垮掉，繼而會影響到國防安全和國計民生，所以一定要給它們保護補貼。

很多人質疑，政府給國企保護補貼是因為它們國有，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樣，我認為是因為它們有戰略重要性，無論是對國計民生還是國防安全來說。因為違反比較優勢，即使私有化以後，政府也同樣得給它們保護補貼，而且，私有化以後尋租的積極性可能會更高。

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給一些國企保護補貼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經過四十年快速發展，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很多產業已經符合比較優勢，比如中低端裝備業，三一重工、徐工集團等企業在國際上也很有競爭力，就不需要給保護補貼了。也就是說，改革需要與時俱進。

總的來說，新結構經濟學對國內經濟發展的主張是，找出產業需要更新的地方，在競爭的市場中讓企業家發揮市場敏感度去尋找機會，在企業家解決不了的瓶頸限制，政府要補位。

國際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崛起自然就影響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因此，美國利用中美貿易逆差作為借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實還是想要遏製中國的發展。

我想，中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應對：

第一，貿易是雙贏的，中國發展這麽快，很多國家想共享中國的發展機會，因此，中國應該繼續倡導自由貿易，站在道德制高點。

第二點，對待美國，我們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有這樣才能讓美國的老百姓知道，跟中國的貿易其實是有利於他們的。

第三點，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抓住當前的發展機遇，繼續深化改革。

姚長盛：如何看待學界對“有為政府”的質疑？

林毅夫：很多東西一被複述以後都扭曲了，認為有為政府是反對市場發揮作用。我強調的是市場有效是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是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它們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沒有政府，市場很難有效。

比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幾乎不作為，按照一些反對政府發揮有為作用、主張依靠市場就可以的經濟學家的看法，這些國家的經濟應該會發展得很好。可是，它的經濟也不發展，人們生活也不改善，所以單單靠市場的作用是不夠的。

很多人覺得中國政府太強勢了，但是相比那些政府不作為的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好多了。我們應該以“常無”的心態，而不是以教科書的心態來看問題。

有時候我為什麽說要有“常無”的心態？因為如果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國，可以看到政府確實有越位的地方，有做錯的地方。但是如果政府全都退出，有市場失靈誰來補？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要從現有的理論出發來看中國的現象，而應該從中國的現象來看背後的道理，不要一看到政府有越位的問題，就主張不要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這樣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姚長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波瀾壯闊，取得了很大成就，與實踐對應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現在處於什麽階段？

林毅夫：可以說，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大部分還是在引進的階段。教材基本是用國外的原版，即使不是原版，也是根據國外的教科書改寫的，理論、體系和章節安排都是國外的。

中國經濟學者做的研究要麽是拿國外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指出中國這個地方有問題，那個地方有問題……要麽是用中國的經驗資料來驗證國外的理論，基本上沒有多少原創。

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問題，人們大部分看到的是問題，卻沒有搞清楚問題背後產生的原因。在這樣的狀況下去解決問題，可能會把問題搞得更糟。

因此，我們應該根據中國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去總結：中國存在那麽多問題為什麽還能前進？這些問題需要有什麽條件才能解決？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

姚長盛：您的研究認為是靠什麽？

林毅夫：我們的改革還是比較成功，從哲學層次上講，我們靠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科學發展觀。為什麽解放思想？因為我們不能用過去的文本解決當前的問題，也不能用別人的文本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要實事求是，中國到底有什麽問題，要用適合中國的辦法解決；解決了過去的問題，其他問題就出現了，所以要與時俱進。

從具體的角度講，中國是用漸進的雙軌制。轉型之前，國內有很多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大企業，關乎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必須讓它們存在，那就要給保護補貼。

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生產成本低。但是在國際上要競爭，單純生產成本低還不行。當時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差，只有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設立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在園區裡把基礎設施做好，把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之後，創造就業，使農村勞動力大量從低附加值的農業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製造業。這樣一來，經濟增長率提高，稅收增加、外匯增加、出口增加，資本積累，比較優勢變化，帶動產業不斷更新，進而給改革舊的部門創造條件。

之前，舊的部門不具有比較優勢，企業沒競爭力。現在，中國從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變成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積累了，產業也有比較優勢，企業就有自生能力。國家的支持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用經濟學語言講就是，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

總的來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能夠取得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從哲學上講靠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具體操作上講，就是不斷推動改革，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

姚長盛：一個經濟奇跡本身應該對應更好的經濟學研究，或者是更有世界影響力的經濟研究。很多人在想，中國經濟學者什麽時候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比如您有沒有想過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林毅夫：我沒有想過。我研究經濟學不是為了得獎，只是希望自己的認識能夠幫助大家的認識，也希望能為解決中國的問題提供更好的方案。開始讀書時，我原來是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覺得把西方的理論學會了就能指點江山，後來發現不是這樣的。既然不是這樣，我們就應該從現象去了解背後的道理，總結新經驗提出新理論。

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請我寫篇賀詞。在祝賀的文章裡我提出了一個命題——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

我提出這樣的命題是因為，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發表了《中國的奇跡》，在這本書裡我們預測21世紀中國會變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

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學中心最早是在英國，18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初，這時的大師級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英國人或者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從二戰之後到現在，世界經濟學中心一直在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其他地方有，但數量上不多。

為什麽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經濟學大師輩出的地方在時空上有這樣的關係？我想，任何理論都是簡單的邏輯體系，以解釋觀察到的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應該說，理論是越簡單越好，也就是邏輯越簡單越好。怎麽判斷一個理論是重要的？這取決於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現象越重要，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的貢獻就越大，提出這個理論的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就越大。

什麽是重要現象？重要經濟體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從18世紀後半葉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20世紀初，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經濟事件。解釋這個現象時，英國人或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能夠真正把握到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知道這些簡單的因果是什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中心向美國移動，經濟學研究會有一代落差，到20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隨著美國經濟地位的提高，逐漸轉移到美國，因此，美國人以及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上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

我相信沿著改革開放的路線，21世紀中國會是最大的經濟體。

姚長盛：中國怎樣才能誕生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和世界級的經濟理論？

林毅夫：在1995年的文章裡，我提出經濟學研究要本土化、規範化，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而不是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這兩者不一樣。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那還是照搬，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要有嚴格的內部邏輯，要運用數學模型，而且邏輯的各種推論必須和經濟現象一致，要經過經驗的檢驗。

我認為，如果研究本土的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問題的重要性也會越來越大。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了解它背後的原因，提出新的理論體系，構建新的理論模型，這樣的貢獻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所以我相信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也將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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