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服用抗抑鬱藥物
壹心理翻譯社 ◎ 榮譽出品
原作 | Danielle Tcholakian
翻譯 | 搬那度
校編 | 張真Derek
寫在前面的話 >>
今天為大家呈現的這篇文章，是一位抑鬱症患者的自述。
從 「一輩子都要服藥、彷彿被判無期徒刑」 的無助和絕望，到試圖停葯後病情的反覆、失控，再到後來重新認識藥物、也擁抱自己……
樸實無華的文字背後，是痛苦的掙扎，是希望的光亮，更是抑鬱症患者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
除了書寫自己的故事，作者也結合社會現象和心理學對抑鬱症的專業分析，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 「精神藥物」 對患者而言，是怎樣的一種存在。
幾年前，我問了醫生：「我想嘗試把其中一種葯停掉，可以嗎？」
我患有抑鬱症，當時的我，服用同一個藥物療程已有數年。我那時吃的葯有三種，總覺得吃那麼多葯其實不太好。
她問：「葯是不是產生了副作用？還是你覺得葯沒有效？」
我說：「不是，不過我有去運動，胃口還不錯，人也覺得蠻好的，所以應該是治好了吧！」
最後，我們互相讓了步，把其中一種葯的量稍微減少了。
然而兩個月後，我卻哭著回到了她的診所。不知道為什麼，原本一切都好好的，現在情緒卻一團糟。
她問：「你這樣子的感覺已經有多久了？」
我說：「可能有大概一個月吧。」
她指出，在我情緒開始變糟的不久之前，我們才剛把其中一種葯的量減少。
聽罷，我大笑了起來 —— 哈哈哈，問題有了解決方法，我可以放心了！
不過我又問了她：「那我是不是永遠都要吃藥？」
我還記得，她很謹慎地看著我，然後問道：「這個想法是不是讓你難受？」
「沒錯。」 我回答得很乾脆。
「為什麼呢？」
我一下子回答不上來。也許是錢的問題吧？討厭的是，維持我的生命，居然比維持 「正常」 人的生命還要貴。
她點了點頭說道：「這點我完全理解。不過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嗎？」
我思索了許久，最終說道：「可能是慚愧吧？是不是我太軟弱所以覺得慚愧？」
她問了我：「你覺得其他吃藥的人都是軟弱的嗎？」
我立刻搖了搖頭 —— 當然不是！
她反問道：「既然這樣，你又怎麼會覺得自己軟弱呢？」
有人說，吃精神疾病葯的人是軟弱的。這個想法背後，似乎是內化的社會汙名（social stigma）在作祟。
奇怪的是，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想法還是有分歧的：很多人似乎認為，精神疾病不如所謂的 「身體疾病」 來得 「真實」。
但是，難道大腦就不屬於身體的一部分嗎？
一個人一旦患上精神疾病，可能就無法起床，連走一小段路也做不到，吃飯又吃不好 —— 這怎麼可能不是身體疾病呢？
這種觀念背後的假設就是：看不見的痛苦是不真實的。
最近，《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被廣泛分享的文章，標題為《許多服抗抑鬱葯的人發現自己戒不了葯》。文章的潛台詞正是：「看不見 = 不真實」。
對許多人來說，抑鬱症是慢性疾病。（研究人員在2010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抑鬱症會複發，而且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往後還會患上慢性抑鬱症。」）
但是，文章隱含的假設似乎卻是：長期吃藥，本身就是個問題。
更糟的是，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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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服藥是抑鬱症患者的一個常見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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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旦情緒開始變好，就會忘了之前覺得有多糟糕，忘了自己之所以情緒變好是因為之前吃了葯，於是就不再吃藥；
對許多人來說，不吃抗抑鬱葯或者抗焦慮葯，雖然能避免產生副作用和依賴性，但是換來的卻是一種肯定比死亡還糟的感受，甚至是死亡本身。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揭示了精神健康研究目光短淺的問題。這個問題很真實，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也曾在 2010 年探討過。
事實上，精神疾病相關的研究，時間和金錢成本都很昂貴，這不符合製藥商追求的利益目標。而且，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由製藥商出資進行的，就連在學術機構進行的研究也不例外。
可是事實不僅如此：大腦是人體中最複雜的器官，所以我們對大腦的理解仍處在初期階段（就像伽利略對宇宙的初期理解一樣）。
人們把精神疾病當作醫學問題來進行認真研究，也只有幾十年的時間；還有很多知識是醫生和研究人員還沒發現的。
我們甚至都不確定問題一定是出自大腦，而非出自中樞神經系統的另一個部位，甚至完全不同的系統。舉個例子：2015 年的一項研究指出，腸道和大腦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就是我們對抑鬱症的理解中 「所缺少的環節」。
有些人確實可以只服用短期的抗抑鬱葯或抗焦慮葯。而且令人沮喪的是，在這些人服用的藥物中、停用後不會造成問題的也只有幾種而已。
然而，許多人必須無限期地服藥。所以，要是以為 「藥物只需要短期服用就夠了」，恐怕害人不淺：這種想法不但會助長汙名化，還會讓 「吃藥等於軟弱」 的想法經久不散。
比如，《紐約時報》那篇文章中就有這麼一段話：「長期服藥者在訪談中表示，一種難以衡量的不安情緒會逐漸降臨：他們說，每天服藥的行為，導致他們質疑自己的韌性。」
這不就是社會汙名的後果嗎？汙名，讓很多人的心態變成了：對自己的病情負責，非但不是堅強或智慧的表現，反而卻是缺乏 「韌性」 的跡象。
人為什麼對痛苦有崇拜心理呢？
痛苦，竟然被賦予了道德價值 —— 難道一個飽受痛苦的人有什麼地方是值得讚揚的嗎？
用智慧和科學來幫助人們活得更好、更舒適，到底有什麼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可以用糖尿病來比喻精神疾病。
注射胰島素，會不會使糖尿病患者遭到批判？
Maris Kreizman 在一篇發布在 Longreads 網站上的文章中，講述了她從小患有糖尿病的經歷。Kreizman 對上面那個糖尿病的比喻表示支持，她表示：我只有接受了 「自己的糖尿病是終身的」 這個事實，我才能接受：「我的焦慮症也一樣，是終身的」。
Kreizman 說：「糖尿病的治癒方法，短期內是不會有的。去年，我發現我的焦慮症也是如此。我之前在發生焦慮危機時，也服用過幾次藥物。後來我的生活變得非常好，還結了婚，也覺得事業一帆風順。儘管如此，我還是焦慮得要命。我這才發現，原來我的焦慮症是個慢性疾病，就像我的糖尿病一樣。」
有了從小患有慢性疾病的經歷，Kreizman 才比較願意接受長期服藥。儘管如此，她還是花了一段時間才接受這個事實：她患上的精神疾病，和她的糖尿病沒兩樣 —— 兩者都是再真實不過的慢性疾病。
由此可以推斷，如果小時候沒有患上慢性疾病的經歷，精神疾病患者就會把服藥的行為汙名化。
就在我開始接受必須無限期服藥的時候，我服用了大概 8 年的葯，卻失去效用了。
這件事發生在我和精神科醫生進行文章開頭那段對話的幾年後。我在辦公室把自己關進了一個空房間裡，癱坐在地板角落，然後給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打了電話。
在這之前的幾周裡，我每天都是一路哭著上班的。
而那一天，我在房間裡泣不成聲地試著告訴她，我覺得很難受、人生毫無價值、不管我做什麼想什麼說什麼都毫無價值、我非常非常害怕……
她靜靜地傾聽著，又輕聲說了一些安慰的話，然後謹慎地說道：「我好久沒有聽你哭成這樣了。」
她這位朋友非常寶貴。像我這樣的人，有了這樣的朋友才能繼續活下去：就算看到了這樣的痛苦，她也不會害怕，不會變得不知所措。
那天，她說的一些話，讓我回憶起了一件事：
8 年前，我在第二次患上重度抑鬱症時告訴了精神科醫生，我知道我的感受和想法是其他人不會感同身受的 —— 我當時腦子裡儘是：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毫無意義，甚至更糟。
但我就是不明白，別人為什麼不能感同身受呢？
精神科醫生告訴我：「重度抑鬱症會改變大腦的邏輯。一旦復原了，你抑鬱時的思維也會變得無法理解。」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的邏輯已經變了。於是，我打了電話給精神科醫生，告訴了她：「我很肯定我的葯已經不管用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對藥物做了調整。我一邊為了生活苦苦掙扎，一邊卻感覺到自己被什麼東西上身，想置我於死地似的。
我試了幾種不同的藥物。有些葯服用之後立刻見效，但過後還是會讓我覺得有些地方不對勁。
或者有些葯雖然有效，但是後來卻產生了一些副作用，讓我難以忍受。
但最糟的是，我覺得很痛苦，別人卻完全看不見。
以前，周圍的人都不肯承認我生了病，造成了我一度的自我懷疑。我會對自己說：「你不過是軟弱罷了，再努力一些吧！」
但實際上，我已經努力到不能再努力了。
而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真的已經很努力了，而做到這些，已經足夠。
新的葯直到整整兩個月後才起了作用。每周，我都會告訴醫生：「我感覺沒有好轉。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覺得好起來？」
但是，我並沒有覺得更糟。所以，每當她叫我再等一周、再多等一點時間，我都會乖乖聽話。
後來有一天，我在市政廳外面走著。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那時正逢初春，陽光普照，風清氣爽。我剛吃完午餐，正在回去辦公室寫新聞稿的途中。
突然，腦子裡冒出了一個念頭：「也許我根本就不需要吃這個葯，反正我覺得挺正常的，葯又沒什麼效。」
這念頭一劃過腦海，我就頓住了……
然後，我大聲笑了出來。
這個葯，有效了。
只是，它的藥效很輕微，輕得我甚至都察覺不到。
原來，正確適合的抗抑鬱葯，才會發揮出如此微妙的效用。
正文部分，到此告一段落。
我們不清楚，寫完這篇文章的作者，此時此刻、她和抗抑鬱的藥物、和抑鬱症、和她自己，相處得如何。
我們也不清楚，發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在其他抑鬱症患者的身上是否同樣適用。
我們只知道，作者的文字如此真實。看到末尾的我們，眼睛都是濕潤的 —— 那是字裡行間透出的理性和溫暖，在發光，在閃耀。
衷心祝福 Danielle，也祝福螢幕前每一位受到抑鬱和心理困擾的朋友、和你們生命中、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祝你們安好。
世界和我，愛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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