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遺囑之謎：世存兩份遺囑，哪份是真？

1927年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舉世震悼，他留下的遺書也引起諸多關注與議論。今年是王國維先生逝世92周年，我們便以他曾孫王亮所撰探討遺書真偽的文章，向這位國學大師致敬。本文轉自“中華書局1912”公眾號。

2004年11月間，南方《廣州日報》等報刊先後以“國學大師王國維遺囑77年後現身揭自殺之謎”、“投湖遺囑竟不濕 王國維遺囑現身廣州博物館”為題，報導廣州博物館收藏並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國維“遺囑”的消息。記者引用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的介紹說：遺書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學著名學者容庚收藏，1994年8月，容庚家屬將遺囑連同100多件國寶級商周時期青銅器一並捐獻給廣州博物館。程館長並稱：“看過遺書的人屈指可數，估計只有他本人和家屬、容庚、陳寅恪、吳宓、羅振玉等，之後的77年它沒有再出現過。”

以上消息經國內各報紙和網絡媒體紛紛轉載，傳布頗廣，收藏“王國維遺囑”的中國國家國書館對此有所回應。李小文於2004年12月9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遺囑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名家手稿庫中。“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過的遺墨絕筆，毛筆手書，字跡清晰。由於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邊依稀模糊的反字，還可見入封時的迭痕”，並附有羅振玉題款。

2005年9月，台北李敖赴京訪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國圖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王國維遺囑”，實有藉此以正視聽的用意，但館方也不明廣州藏本就裡，始終沒有直接評述。

“遺囑”真偽問題引起多方面的關注。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解釋說，現在尚無人考證真偽，但該館收藏的這一份絕對是真的。對於兩份“遺囑”並存，他提出“一些網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圖片有羅振玉的題款，但根據記載，王國維從自沉到辦理喪事，羅振玉都不在場，而容庚卻一直在現場。1935年，容庚親自把王國維和羅振玉的書信包括這份遺囑進行了精心的裝裱”。程存潔還推斷，“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複製版。有可能是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自己或者組織人手複製了一份上呈廢帝溥儀，以便給王國維邀求諡號”。至於羅振玉為什麽不直接把原版交給溥儀？為什麽要多抄一份？程存潔說，這又是一個謎團。

靜安先生去世時家人俱在，“遺囑”交付家事，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原件斷無由他私藏之理；而北圖藏本系上世紀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仲聞）庋藏多年，與一百餘件王國維遺墨真跡一並捐予北圖的，經手人是時任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的趙萬裡先生，流傳有緒。捐獻一事，趙先生還承擔了相當的風險。此後不久的 “三反”“五反”運動高潮時期，因有若乾暫存案頭手續未備，被館內群眾追查，趙先生還作過檢討。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運動的衝擊，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留作紀念的少數圖書文籍大多散失。所以趙先生在建國初期建議將王國維遺存歸於公藏，確實是對保存靜安先生的學術遺產有特出功績。

容庚（1894—1983）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又精深藝事，生前撰有《頌齋書畫小記》，以簿錄體例詳記所藏歷代及當世名家翰墨書畫，廣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其“王國維”條下，著錄所藏王氏尺牘冊十通十二紙，並記：“（尺牘冊）末附王先生“遺囑”一紙，石印本，與羅振玉先生尺牘合裝一冊。”廣州藏本既出於容庚家藏，當即為此“石印本”無疑。容氏鄭重記載此“石印本”，也可證實他的藏品中並無原件。據此條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容先生確為當時最早前往頤和園自沈地點的人士之一：

“……次日辰[晨]其家人來覓，答以未見。旋即有人奔報王先生蹈湖死矣。余奔往頤和園魚藻軒拜哭之。屍臥於地，蓋以草席，軒中虛無一人，其家人尚未至也。余挽以聯曰……”

以上記述，可與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證，均未提及獲藏“遺囑”原件。

先曾祖“遺囑”曾付石印一事，未見文字記載，廣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羅氏貽安堂鉛印本《王忠愨公哀挽錄》中附入之件（另附海外追悼錄一卷，華僑哀挽錄一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王氏後人、王門弟子為紀念親師、留存手澤每本均夾訂附入一石印原大遺囑，天壤間所存尚多。即如楊鍾羲撰文王國維清華舊墓墓志銘，原碑不存，也有拓本流傳於世，北平北海圖書館民國十八年即已入藏，據黃永年先生見告，八十年代初曾於中國書店購得數本。

廣州博物館主事者崇仰先賢、宣傳館藏的熱忱可欽可佩，惜乎相關考訂未能周浹，令世人有“荊軻不習劍”之憾。畢竟學術進步，要以學術積累和學術規範為前提。筆者曾於2006年初就此複本問題在網絡上和複旦校刊撰作專文，但流布不廣，而媒體炒作效力驚人，各大網站充斥對廣州藏本的報導及轉載，負面影響可能歷時多年，無法消泯。誤解的發生，或許在於“容庚的裝裱功夫十分了得”（程館長原話），而此件又與羅、王親筆書劄合訂，遂於不經意間為學界平添一新掌故。容庚先生身後，遺藏多捐贈中山大學圖書館和廣州博物館。其《頌齋書畫小記》，雖名為“小記”，實為多冊巨著，所錄存近現代學人事跡小傳，尤為珍貴。如胡厚宣先生考證胡義讚（石查）先生事跡，專門致函谘詢，容庚先生即據《小記》中胡義讚小傳作答（參見胡厚宣《關於胡石查提早辨認甲骨文的問題》）。《小記》中輯存的諸家文翰題跋均系容先生親筆過錄，藏品今日具在，且集中公藏，完全可以攝製圖錄，合璧成書。相信隨著中國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的進步與規範，容先生以數十年之力搜羅保存的豐富文獻及文物，定能遂其初志，獲得規範的整理與闡揚，為嶺南學術增添新的榮光。

（本文摘自《王國維先生的藏書和遺文》，原載《學林漫錄》第18輯。作者為王國維先生曾孫、複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