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兒》導演的話

文/胡赳赳

記者：有人總結這個片子是中國第一個關注小人物的紀錄片，你自己是否認同這樣的看法？

佟晟嘉：我認同。但是我之前確實沒有想過我是不是要關注中國的小人物。更多的我覺得它是普通——我更喜歡用普通人，而不覺得他是個所謂的小人物。我拍的時候覺得他是英雄，尤其在生活方面。生活裡我們特悲壯，在今天這個時代活著就是一件特別不容易的事。所以從一開始，我的動機更多的是想讓大家看到自己在生活面前，我們值得被表揚，尤其是這種看起來特別的人物，他更像屬於自己的一個英雄，家庭的英雄。

記者：這個片子把鏡頭語言放的更低，我們很少用這樣一個視角去看我們這個世界。我們有時候會用搖臂、俯視或者仰視，但很少用平視的方式，但是它又比正常人的視角低。你覺得這個視角意味著什麽？

佟晟嘉：另一個世界。也可以說它是一個侏儒的世界。但我覺得不是，這就是你身邊人的世界。當你面對身邊的人，如果稍微低一下，能看到很多東西，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其實大三兒就是這樣。我跟他相處這麽多年以來，有這麽一個朋友，他能從根本上解決你的問題。他比較純粹，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他那種特別本質的東西，要靠這個視角來完成的。不是說他身上有，是你身邊所有人身上都有，就看你怎麽看，就看你怎麽來面對。當然從技術層面來講，我在竭盡全力把“我跟他這麽多年相處裡我覺得他很正常”拍出來，勢必要把鏡頭放低。我一定要跟他在一個世界裡，我把他的世界拿出來，因為他的世界是正常的。那些人和人的關係是正常的。

記者：這個片子裡體現了你對紀錄片的哪些理解？

佟晟嘉：我可以說我對我想象的紀錄片的看法——我一直在力求一種方式，用這種純粹的真實紀錄、陪伴式紀錄、枯竭式紀錄的方式，塑造一部電影出來。我理解的電影是有一套語言體系的，它的語言體系就是它的鏡頭，就像我們寫字一樣，拍好一個電影，寫好一篇文章首先你要會寫字，電影也是這樣，隻不過我們做電影的方式是在不斷地、重複地把它完成。比如說我拍他穿衣服的一場戲，可能要拍十天，每天穿衣服，然後我把這十天穿衣服的場景剪成一場戲。它不影響客觀事實，因為他都是在穿衣服，但在電影的敘述裡面，它會更完整，更有語言體系。我們有句話叫所見即所得，所得即所呈現，所呈現即所表達，如果在這一條體系裡我做到了，那我的紀錄片就成立。這是我對紀錄片的看法。

記者：你說的這種枯竭式的紀錄，在紀錄片中是怎麽樣體現的？

佟晟嘉：我們的拍攝方法是陪伴枯竭式紀錄，從你早上一起床就開始跟著你。你七點起床，我們六點半就到了，在你還沉睡的時候。你起來睜開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們。開始他（大三兒）會有些不適應，需要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時間才適應。它不像傳統紀錄片周期很短，比如說一周的拍攝。我們要的是枯竭式紀錄，就是我給你做個電影，從現在開始，在這三年的時間裡，我們會定期來或者不定期來，你不用管我們，不用搭理我們，該吃吃該喝喝，該睡睡該上廁所上廁所。我們一直存在，慢慢的，我們就像一個台燈。我們的任務就是讓被拍攝者，也就是被紀錄者忘掉我們、習慣我們、把我們當空氣一樣。大概這就是我所謂的枯竭式紀錄，永遠早開機十分鐘，永遠晚關機十分鐘。

記者：《大三兒》紀錄了多少小時的素材？工期大概有多少？

佟晟嘉：從我們第一天開始拍一直到最後大概400多個小時。從開始張羅到完事兒大概是4年左右。後期的時間有半年左右，拍攝大概是兩年，陸陸續續前面的策劃、調研，他（大三兒）的適應時間零零散散有一年左右。

記者：這個紀錄片對你而言最困難的部分在哪兒？

佟晟嘉：最困難的部分是跟他太熟了。

記者：要有距離感？

佟晟嘉：我覺得他活得挺精彩的，可以很牛逼地、毫無羞澀地把我們一個小城市的生活狀態拿出來，把它給放大以後，可以影響更多的人。讓他們知道生活不容易，但生活就是這樣，忍著往前走就行了。我覺得這個東西特別有價值。好朋友這麽多年，我沒什麽可以送你的。送你一部紀錄片，我覺得特別有意義和價值。我也想說一件事，就是好朋友之間必須要這樣。好朋友不僅要互相成就偉大的功業，魚活在水裡，人活在情裡。“情”字沒了，活著就沒有滋味了。這都是我的初衷。

記者：你自己在剪片子的時候哪些地方是最觸動你？

佟晟嘉：他跟他爸對話，“你這個手機鈴聲如何如何，這麽大歲數了還用這個鈴聲”，他爸說他，“你這個好，說白了你這個不怎地，我用個鳥，你用個青蛙”，這種父子關係，在這樣一個家庭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種狀態。我覺得父子應該是這樣，中國的父子應該是這樣。這是一個，再一個是墓地。他在墓地說他們家人都在那兒，那個資訊我早就知道了，那個不感動我，感動我的是什麽呢？是當我拍攝的時候，他說的那些話。我倆每年年底、清明都會一塊去，因為我有車，他拿那些東西很費勁，我會幫他一下。他念叨那些話就是我們心底裡流露出來的。

當你在攝影器裡看這段素材的時候，我的感受跟觀眾還不一樣，因為我放大了自己的生活。當他幾個頭磕到地上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我自己，因為我每年也那樣。然後我認識到了，我們這個民族，東方這個國度裡的人，他所有的寄予，都在那個地方（墓地）。沒有在莊嚴的寺廟裡，也沒有在華麗的教堂中。

這個地方是中國人最牛逼的地方。無限的子孫綿延，無限的祖先回望，一回頭全是祖先，一抬頭全是子孫。所有的東西都在這，極具儀式感，而且數千年來都是這樣。我就覺得我骨子裡這個東西是改不了的。所以我會把片子裡那個部分拿出來，他的願望都在那裡表達出來。

最後極具打動力的，是他告訴我，他寫那封遺書的時候，我挺吃驚。他告訴了朱朱，那個（朱朱）才是他生命中重要的陪伴他的人。大三兒看到珠峰第一個就跟朱朱分享，說我不能自己獨享，朱朱就跟他說，你照顧好自己，有機會我開著我的小三輪拉你去。這話說得對，這話說得太對了，他重複了一遍，讓我覺得挺感動。我覺得這個叫朋友。你看我這樣來了，我沒忘了你，我給你寄張明信片，讓你看看珠峰；你好好照顧好自己，然後到時候我開著小三輪拉你去。真美好。

記者：在這個片子裡頭能看到一種人性的尊嚴，體現在他要寄明信片人家不收他錢，他硬要給錢；他說我喜歡去北京，因為在北京沒有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除了尊嚴之外，我們還能夠看到大三兒這樣一個普通的人物，他身上的一種生存策略，你是怎麽理解大三兒，他的有關於生存策略的行為方式的？

佟晟嘉：可能是我跟他太熟了的原因，或者是我比較主觀，他的生存我覺得無異於常人。我們面臨的東西他都面臨，從吃喝拉撒到喜怒哀樂，他有部門，有部門的同事；他有朋友，他也擔心我是不是找誰聚會，聚會我這個月錢夠不夠；我應該怎麽樣讓自己的錢多一點，我是不是要把攢起來的錢買點理財；這個月我是不是多上一天班。

他生存策略最核心的部分，這麽多年他秉持的一個原則，就是不給好朋友添麻煩，這也是為什麽所有的朋友都願意幫助他的原因。包括去西藏也能看得出來，借錢也好，跟我進行博弈也好。他知道事該怎麽處理，說話有分寸。

在生存面前，他本身面臨的問題，他爸說得特別清楚，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有異樣的眼光。我覺得這個既是本質又不讓人討厭。

再有一個，他在生存面前，想的比誰都清楚，因為他的命運他看得特別透，他在中年往回看，不是往前奔著看，計劃著明天。他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未來。他能把一些事悟透特別重要，所以即便去了西藏，他也沒有說要靠神佛保佑自己，他想的都是自己的事。他知道什麽是緣分，有緣千里來相會，他也可以化解，“我跟他們的緣分就這麽長”，跟親人的緣分，跟母親的緣分。

記者：你拍赤峰那個城市拍的也很有煙火氣息，很有質感。

佟晟嘉：它是一個小城市該有的那種感覺。我印象裡我的家鄉就那個樣，我小時候其實就是那樣，其實到現在比我小時候變化很多，但是我還是願意去觸摸那種感覺。

（文章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