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名士抑或政客，“不變”的是內在的價值觀

“名士”與“政客”並不矛盾，“通脫、狂狷”之文人、名士，自然“也不妨為能員乾吏”（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第13 頁）。在儒家政治文化傳統內，文人、名士憑借科舉，一步而入居宦者的殿堂，身份轉換間的那一種默契，已毋須多言。然在各代，名士之特點仍各有側重。

楊國強教授認為，名士之嬗蛻，至清末，已經顯示出一種政治化。與舊日的名士相比，清末名士之能夠得名，“全都源自於他們之直入時務和標張時務，其間的嬗蛻正顯示了一種名士的政治化”，“除了張謇和康有為，當日湯壽潛以‘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時事，海內誦之’；鄭孝胥以‘平日留心時務’而識見邁出時流，被目為‘名士之冠冕也’。皆肯用功夫於大題目，而後出人叢而為一世所注目的。這些人立起於廟堂之外，已經明顯地不同於清流。然而溯其淵源，則後起的名士大半都與清流一脈曾相延接”（楊國強：《晚清計程車人與世相》，第194—195 頁）。“與梁啟超在海外做文章相比，時論舉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為一類，統稱‘鄭、張、湯三君在今日號能做事者’，或者‘張湯鄭當時’”（楊國強：《晚清計程車人與世相》，第204頁），他們“在士議鼓蕩中穿走呼應，並各以長才而為人望所歸。官界之敬視之與畏視之，猶在報館名士之上”（楊國強：《晚清計程車人與世相》，第204頁）。

清末名士政治化的時流，使“二三名士坐而論道，從容調度國事和外事”，而“總督、尚書、親貴心悅誠服地一路跟著走”，“士議鼓蕩各據學理，而後學理不僅有說明力，而且有劫持力”，“名士伸手進入政事”成為“理所應有和勢所當然”（楊國強：《晚清計程車人與世相》，第205—206頁）。鄭孝胥身在其中，正是如此情形。

察觀鄭孝胥的人生狀貌，應注意“文”、“政”二質的交錯表現，看到他作為“名士” 與“政客”，分別具有的兩種人生面相。就他一生言，“士” 與“政”，二者的表現，並不均衡，在不同的時期裡，二者的主次、輕重也有變化。

1931 年《北洋畫報》刊登之《盛傳隨溥儀離津之名書家鄭孝胥》

遊幕初期，鄭孝胥以“衙官屈宋”（《鄭孝胥日記》，第448 頁）入幕，自標高格，頗有以“文”乾進之跡。如他初到李鴻章幕時，以文呈閱，獲得李鴻章的高度讚揚：“此豈非二甲高等卷乎，我平生不以鼎甲許人，為其系於運氣；可以二甲，即可以鼎甲矣。”（《鄭孝胥日記》，第71頁）隨後，他得以隨員的身份，跟從李鴻章入京。鄭孝胥赴日後，李鴻章還向李經方提起他“文筆入古，人且清挺”（《鄭孝胥日記》，第221頁）。在張之洞幕，鄭孝胥更是拿出擅長手藝，他與張之洞以詩相鳴，政務之外，談詩論道，風雅的情景，在鄭孝胥日記裡多有記述：

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日：昧爽，渡江至武備學堂。久之，梁星海亦至。……聞南皮已至姚家園，在山後，遂與星海同往。……園殊狹陋，有小坐落，亦淺隘，梅花半開者約十數株。南皮自踏濕泥，四向覓看。午刻而食，坐中談詩甚歡。日斜乃散，即返局。夜，作七律一首。月上橫江，影如玉塔，倚闌久之乃寢。

二十一日：寄詩於製軍。……看遍官梅愛野梅，自麾騶從踏莓苔。入春風色連林覺，過雨山園一半開。賞會未妨饒勝事，憂勤終是靳深杯。尋花士女成圍處，競指元戎小隊回。

八月初三日：以小輪渡江詣南皮賀並獻詩為壽；……園中桂盛花，香甚，坐小亭中談詩至曛黑。……南皮極稱余詩沉雄宕逸，簿書旁午中而不損其高雅之趣，此為無匹也。又詢余北洋調辦海軍營務處之說確否，且曰：“子之才籠罩一切，無施不可。海軍事難速效，又滯於一端，可毋應也。”（《鄭孝胥日記》，第715、716、734—735頁）

這樣的交流，無疑有益於感情的溝通。同時期亦在張幕的陳衍稱，張之洞不喜江西詩派，但獨推重鄭詩，對鄭詩“實有偏嗜，極稱賞者甚多”（陳衍：《石遺室詩話》，第282頁），而鄭孝胥亦“生平詩為南皮作者獨多”（王揖唐著，張金耀校點：《今傳是樓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9頁）。王揖唐稱，“挽南皮詩多矣，余終推海藏之作”，“海藏與南皮固有譚藝之雅者”（王揖唐著，張金耀校點：《今傳是樓詩話》，第268、269頁）。這一時期，鄭孝胥“文”質勝於“政”質，“名士”、“詩人”身份，是他的立身根本，同時，亦是他自標高格的手段和致譽的方法。

鄭孝胥畫松

隨著鄭孝胥謀才展顯，其“政”質特點逐漸顯過“文”質。這個時間，大致在1897、1898年間。1897年，鄭孝胥以盛宣懷一見之下，“極相傾倒”，獲得奏保，在上海鐵路總公司辦事，並由此重新獲得張之洞的關注。1898年７月，張之洞以“才識堅定，學問湛深，辦事沉摯有力”，“於東、西洋形勢、政術均能得其要領，確有見地”[《保薦使才折》（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張之洞全集》第二冊，第1317頁]，保薦鄭孝胥。８ 月，鄭孝胥以張之洞特保入京，被光緒皇帝召見。這時，“鄭當時”之名，廣泛流傳，他的“政”質開始顯現。1899年，鄭孝胥主辦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兼辦漢口鐵路學堂，並入張之洞幕府，得到張之洞的倚重，成為他的核心幕僚，“於清季政事之起伏”，“數數預謀”。不久，督辦廣西邊防，更有“鄭龍州”的稱謂。這一段時間，可謂鄭孝胥“政”質大發展階段，由詩人而為能員乾吏，他的“政治”人生面貌，漸趨成熟。

1906年，鄭孝胥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鼓呼立憲，長袖當舞。1907年，發生丁未政潮，鄭孝胥先居間為岑春煊設計，後入端方幕府，輾轉兩方，並以官位為進退，兩度辭官，是時，他的“政”質充分表現，臻於成熟。以後，他更著意搞好與要員大吏的關係。1909年冬，應東三省總督錫良邀請，赴奉天主持錦璦鐵路，並任葫蘆島開埠事。1911年，盛宣懷入掌郵傳部，鄭孝胥宿主借外債築鐵路，與盛宣懷計議，遂有“鐵路國有”之說。端方督辦漢粵川鐵路，力薦鄭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並有擢任巡撫之承諾。這一時期，鄭孝胥的政治取捨，全在個人仕宦經營，全面展示出一個老到“政客”的形象。

民國建立後，鄭孝胥的政治發展戛然而止，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詩歌、書法成就斐然。鄭孝胥在晚清詩壇即為閩派魁壘，與新江西詩派首領陳三立並稱，二人“屹為二宗，如禪家之有能秀”（王揖唐著，張金耀校點：《今傳是樓詩話》，第255頁）。近人錢仲聯不屑鄭孝胥，然論詩，亦承認“近代為宋者，散原、海藏為二大宗”，“邇來風氣多趨於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絕千古處”，而“近代為海藏一派詩者最多”[錢仲聯：《夢苕庵詩話》，見《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578頁]。

而無論如何轉換，我們可以看到，在轉換中，“變”的是身外的時代環境，以及相應的社會身份、政治生活、人生結局；“不變”的是內在的價值觀、作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價值觀與人生價值觀，以及在價值觀指導下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人生追求。

另外，從鄭孝胥的自我角色定位和時人輿論，亦可觀其“文”、“政”側重。鄭孝胥一生都以“詩人”自稱，如他常以“詩人”二字入詩：“誰念詩人漸消瘦，麹町館裡送歸鴻”[《麹町》，《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16頁]、“秋月遂如此，詩人胡不歸”[《十三夜對月》，《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89頁]、“老去詩人似殘菊，經霜被酒不成紅”[《殘菊》，《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261頁]，等等。龔鵬程先生稱他“以詩人為標榜”，諷其“甲辰年間，以道員官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方顧盼自雄，函友人乃又曰‘以詩人而為邊帥’，何其好為詩人乃爾”（龔鵬程：《中國詩歌史論》，第311頁）！ 不過他的詩，也確實卓然而有成就，“詩卷行江南，佳語萬口熟”[樊增祥：《暮春蘇堪見過作》，《樊樊山詩集》（下冊），第2099頁]，所謂“沉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陳衍：《石遺室詩話》，第8頁）。

但中國文化裡，向有“世之為詩者，不必皆詩人”（鄭孝胥：《盋山詩錄序》，顧雲《盋山詩錄》，《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75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1頁）的觀念。這一特色觀念，自與儒家士大夫的講求經世有關。鄭孝胥早期在幕，以謀士張良、范增自比，漸後服膺王安石，自稱“前身疑幼安”[《決壁施窗豁然見海題之曰無悶》，《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34頁]，“對王安石尤持滿腔感服與敬意，是以終生奉之而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範圍內，要由形神兩肖方面而使之幽峭奇警”（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第140頁）。陳衍論詩時，曾經說：鄭孝胥“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為吳融、韓偓、唐彥謙、梅聖俞、王荊公，而多與荊公相近，亦懷抱使然”（陳衍：《石遺室詩話》，第8頁），可謂知言。鄭孝胥“最喜荊公”，實“最喜荊公”之懷抱也。

時人輿論，亦不以“詩人”視之。早在廣西督邊時期，孟森就評價鄭孝胥：“將之良者，恆兼宰相器。”（孟森：《廣西邊事旁記》，第43頁）嚴複對這句評價，亦發出感慨，“嗚呼，二語盡之矣。”（嚴複：《〈廣西邊事旁記〉跋》，見孟森著《廣西邊事旁記》）陳灨一則直言，鄭孝胥“實一政客也”[陳灨一：《鄭孝胥》，《睇向齋逞臆談》，《睇向齋秘錄（附二種）》，第115頁]。即使進入民國後，鄭孝胥杜門絕俗，亦以其隱蔽的抱負，為世人有所寄望者，如侯官詩人周景濤詩稱：“子有千載詩，不官能自尊。使子以詩昌，天意良未敦。”（周景濤：《寄鄭蘇堪》，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中華書局，1990年，第7794頁）話中最有深意者，莫過於他的老前輩陳寶琛：“君（鄭孝胥）何所需於世，而世之待君者或猶無窮也。今海之內外皆知有海藏樓，即予之夙心，亦豈望君老於詩人？ 然君詩，年譜也，語錄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紀。蓋必如是始可以為詩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請以質諸世之知蘇龕者。”[陳寶琛：《鄭蘇龕布政六十壽序》，《滄趣樓詩文集》（上冊），第340頁]

當然，鄭孝胥的外國同事莊士敦也說過，“鄭孝胥不是一個政客”，在他眼中，鄭孝胥在“民國建立時”，“辭官而去，獻身文學和書法”，“是當時中國同代人中最有學問和成就的一個，可能是一位中國當代最優秀的詩人和書法家，是一位真正的儒士”，“他不看重高官厚祿、也不玩弄權術”，“一次又一次地拒絕到他不承認的政府內任職”（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第274頁）。鄭孝胥確是“一位真正的儒士”，但中國的文人儒士，是以經世為志業的，莊士敦的話，自然不乏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政治及中國士大夫的天真想象與簡單判斷。

陳寶琛像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遊歷，在上海，他拜訪了鄭孝胥，為我們留下了這位老名士的政客形象：海藏樓是一座“氣派的”“深灰色的三層建築”，“門內從庭院裡延伸出來的微微泛黃的竹林前，雪球花散發著清香”，後院“漂亮的草坪的四周，種著特意從日本帶來的櫻花和白皮松”。客廳裡，“除了牆上懸掛的幾幅掛軸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裝飾。壁爐上，一對陶製的花瓶擺放在左右兩側，花瓶中垂著小小的黃龍旗”，“個子高高”的鄭孝胥“氣色紅潤，完全不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眼睛像青年人一樣，閃著清澈的光芒。特別是他那挺著腰板頻頻做著手勢的神態，顯得甚至比鄭垂氏還要年輕許多。黑色的馬褂兒下面罩著的是一件偏藍的淺灰的大褂，顯得神采奕奕、風度翩翩，真不愧為當年的才子”。芥川感慨，鄭“如今早已悠閑度日尚且有如此風采，不難想像，在以康有為氏為中心的戲劇般的戊戌之變中大顯身手時，該是何等的意氣風發”（[日]芥川龍之介著，秦剛譯：《中國遊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31—33頁）。

1921 年芥川龍之介（左二）拜訪鄭孝胥（右二）

芥川記錄了他與鄭孝胥的談話。他稱：“鄭孝胥氏在政治方面，對現代的中國非常絕望。中國只要實行共和製，就永遠擺脫不了混亂的局面。然而，即使是施行王政，要克服當前的困難局面，也只有等待英雄的出現。而那位英雄，又不得不同時身處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的現代國際關係之中。這樣看來，等待英雄的出現也就無異於等待奇跡一般。”（[日]芥川龍之介著，秦剛譯：《中國遊記》，第３２—３３ 頁）

欲創大業，則尚英雄，劉劭論英雄，“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劉劭著，劉昞注，楊新平、張鍇生注譯：《人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136 頁），有聰明而無膽力，主張不行，有膽力而無聰明，則事不成，“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劉劭著，劉昞注，楊新平、張鍇生注譯：《人物志》，第137—138頁）。鄭孝胥多半生以豪傑、英雄自任，其聰可謀，其勇可行，膽亦能決，惟失於明能見機，正是汪國垣言“急功名而昧於去就”之一“昧”字。鄭抱持“待時”思想，本極重事機，觀時變，但“靜中別有吞天意，最愛奔濤日夜聲”[《濤聲》，《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406頁]，結果卻是“樓中候潮日再至，潮聲動天破吾寐”[《星浦》，《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408頁]，一局棋枰，夢終醒。英雄者，明膽兼備，然成大業，尤需明多於膽矣。

由一介士子，發展而為詩人、詩書魁壘，為謀士、能員乾吏、負時望者，以及所謂的“中興”宰輔，鄭孝胥一生歷程，被賦予了“文”、“政”兩重特質，在不同的時期內，呈現出不同的表象，並一路演變，此消彼長，直接導致他人生角色的變化，形成他行於世上的兩種面相：一為自標高格、俊逸超拔之名士，一為秉道赴義、興不可遏之政客。而究其實，又概以其老年追求為根本，“誰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筆掣長鯨”（《答周梅泉》，《鄭孝胥日記》，第1854頁），如識者所言，“初不欲以詩人老也。非無樹立，際時勢之變，不克盡副其志略之所期”[楊鍾義：《〈碩果亭詩〉序》，《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578頁]，“抱才不偶俗，乃以能詩名”[樊增祥：《次韻答蘇庵見贈三首》，《樊樊山詩集》（下冊），第1754頁]。但無論為何，“平生幽興端難遏，投老名場暗自驚”[《呈栗兄》，《海藏樓詩集》（增訂本），第１０２ 頁]，從一汲汲幕客，成一躍躍欲試的實缺官，乃其趨行之軌跡。

（本文節選自《1931年鄭孝胥》第七章，中華書局出版）

作者簡介

李君，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女，1969年7月生，文學碩士，歷史學博士。發表的相關論文有《丁未政潮之際的鄭孝胥》（史學月刊，2009年第5期）、《鄭孝胥與張之洞關係考述》（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鄭孝胥與張謇交往考述》（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及其社會交往》（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等。此外，曾出版《獨立寒塘柳——柳如是傳》（合著，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