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憶老友汪曾祺

憶老友汪曾祺

文/巫寧坤

曾祺走了七年了。一代散文大師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耗是從董樂山兄的來信中得知的。樂山當時為肝疾所苦，“心緒不定,”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一日信上說﹕“不過過了七十，什麽意外都可能發生，你的老同學汪曾祺已於五月十六日逝世，我是看報才知道的, 剪下給你一閱。”報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師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話﹕“像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

回想九0年七月離京來美前曾專程到曾祺家去辭行，約好回國後好好喝兩杯，“憶苦思甜”。誰料到，幾年來欲歸無計，當年辭行竟成了訣別。不到兩年以後，樂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終。關山間阻，親故凋零哭亦遲，真不知言從何起。

一

從頭說起吧。一九三六年春，我在揚州中學讀完高一，到鎮江參加集中軍訓，和鎮江中學的汪曾祺、蘇州中學的趙全章編在同一個中隊。三人同年，都是十六歲，三個月同吃、同住、同操練，簡直比親兄弟還親。三年以後，三人都當上了流亡學生，竟又都考上昆明西南聯大，全章和我讀外語系，曾祺讀中文系。三人同住大西門外新校舍一棟宿舍，踫巧三人又都愛好文藝，“臭氣相投”，朝夕過從。

每天課後，我們仨就帶著兩三本書、鋼筆、稿紙，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館，一邊喝茶，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邊看書，聊天兒，或是寫點兒什麽東西。誰寫好一篇，就拿出來互相切磋，曾祺的文采從一開始就讓我們倆歎服。我們最早的習作就是在茶館裡泡出來的，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詩小文都陸續注銷來了。家山萬裡的窮學生，經常饑腸轆轆，一拿到稿費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時深更半夜還冒著雨到翠湖去逛蕩，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那些日子，相依為命，樂在苦中，幾乎有點兒“樂不思蜀”了。

二

一九四三年秋，我離開昆明來美，八年以後才在北京重逢。雖說彼此都在一個城市工作，其實咫尺天涯，也難得見上一面。後來，我和曾祺都中了“陽謀”，更是從此天各一方，一別就是“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一九八0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設法見見面，喝上兩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畢竟還是離多會少，無可奈何。

於是，我要曾祺給我畫一張畫，掛在家徒四壁的屋裡，這樣就可以每天見畫如見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從這張畫說起的﹕

寧坤要我給他畫一張畫，要有昆明的特點。我想了一些時候，畫了一幅，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於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於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濕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美。”

曾祺說，“我的畫，遣性而已，”友人索畫，隨手畫了就奉送。這張畫，不僅“想了一些時候”，而且題詞顯然還留了底稿，足見他是鄭重其事的。仙人掌懸空倒掛在右邊，左邊是四行草書題詞，仙人掌下面又有一行半寫作畫緣起﹕“寧坤屬畫，須有昆明特點，作此圖。”左下還有三行小字﹕“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是日大風，不能出戶，曾祺記。”題詞下面畫著四朵昆明特有的香菌。這幅畫，從構思到畫面布局和題詞，處處可見匠心，淡泊寧靜，爐火純青，無疑是曾祺畫中的精品。

曾祺在文中又說﹕“我的那張畫是寫實的。我確實親眼看見過倒掛著還能開花的仙人掌。”我不禁納悶兒，他為何要如此表白？“文革”浩劫已經過去多年,難道他還心有余悸，怕好事者說他不是寫實，而是別有用心嗎？

又隔了幾年，他在《自得其樂》一文中寫道﹕“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原來如此！那麽，這幅畫固然是“寫實的”，是否同時也“抒感慨”呢？是否也是為久經倒懸之苦而猶能存活開花的一代人的寫照呢？

三

一九九四年冬春之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客中寂寥，十分想念都中故人，給曾祺寫了封信，久未得覆。我倆當時都已“過了七十”，我下意識中可能也嘀咕“什麽意外都可能發生”，便給南京的一位作家朋友寫了封信查詢。朋友回信說，“汪曾祺現在大紅大紫，要出全集，哪有功夫為你浪費筆墨。”我難以置信，四月下旬又給曾祺一信，探聽究竟。並說，他給我畫的昆明風情留在北京家中，客中孤寂，可否請他再給我畫張畫，寫幾個字寄來，以慰相思。五月十二日接來信，拆開一看，竟是我十二月十五日原信，連信封和附件在內，並無他本人隻字，深以為怪。

次日，得五月六日信，掛號，附字畫各一件，大喜。信上說﹕“四月廿五日信收到，前來信，因為把你的地址搞丟了（我這人書信、稿件向來亂塞），故未覆，與‘大紅大紫’無關也。”我眼前出現了他北京蒲黃榆家中那張小書桌，上面

堆滿了文稿、書信、字畫，如見故人。

曾祺是畫花卉的，這幅畫的是“丁香結”，題詞是﹕“此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眼鏡不知置於何所只能沿著感覺摸索為之以寄寧坤，”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字是一副清秀的草書對聯：﹕“寧坤客中飾壁﹕往事回思如細雨，舊書重讀似春潮。”他在《七十書懷出律不改》中寫道﹕“書畫蕭蕭余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五月十四日，我在沙田買到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汪曾祺散文隨筆選集》，其中就有八篇憶兒時的文章，篇篇淡淡如細雨。但我不禁聯想到“無邊絲雨細如愁，”曾祺這樣的性情中人，回思往事的細雨能沒有淡淡的哀愁嗎？

他的往事中也包括幾年的“右派”生涯啊。他在一九九一年寫的《隨遇而安》一文中談到他當“右派”的經歷和感受。文章一開頭就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真是“下筆如有神”！其實這淡淡的“微言”豈止是“細如愁”而已，他說“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文章結尾處，他終於慨乎言之：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曾祺對政治並無興趣，卻一再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的旋渦。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文天才，他的心是脆的，身經數十年家國之痛，無論他多麽寧靜淡泊，他的靈魂能夠不泣血嗎？他語重心長地留下一句話﹕“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言猶在耳，宛如春潮，他已經走了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