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你為誰寫作？

/ 村上春樹 /

施小煒 譯

在採訪中，有人會問我：“村上先生您寫小說時，心中設想的是什麽樣的讀者呢？”每次我都頗感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專門為了誰寫小說的意識，現在也仍然沒有。

為自己而寫，我覺得這在某種意義上倒是真話。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廚房餐桌邊寫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時，我壓根兒沒想到它會進入一般讀者的視野——真的。大體說來，我僅僅是意識到自己會“變得心情舒暢”而寫小說的。把一些存在於心中的意象，運用自己稱心滿意、妥帖得當的詞句描述出來，再把這些詞句巧妙地搭配起來，化為文章的形式……腦袋裡全是這種東西。總而言之，會有什麽樣的人來讀這本小說（似的東西）？這些人究竟會不會對我寫的東西產生共鳴？這其中隱含著什麽樣的文學資訊？像這類麻煩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力氣去思考，而且也沒有思考的必要。毫不拖泥帶水，或者說非常單純。

而且其中大概還有“自我療愈”的意義。因為一切創作行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著修正自我的意圖。通過將自己相對化，也就是將自己的靈魂嵌入和現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華生存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種種矛盾、錯位與扭曲。而且順利的話，還要與讀者共同分享這種作用。我並沒有具體地意識到這一點，但那時心中或許在本能地尋求這種自我淨化作用，所以才極其自然地想寫小說。

然而那部作品獲得了文藝雜誌新人獎，成書出版後賣得還算不錯，成了話題，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為“小說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著頭皮意識到“讀者”的存在。畢竟自己寫的東西變成了書擺在書店的貨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讓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寫起來免不了有點神經緊張。話雖如此，我卻覺得“為了自己享受而寫作”的姿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只要自己寫得心情愉悅，想必也同樣有讀者讀起來感到開心吧。人數或許不會太多，但那也無所謂，是不是？假如與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願以償了吧？

繼《且聽風吟》之後，《1973 年的彈子球》及短篇小說集《去中國的小船》《袋鼠佳日》這些作品，大多是以這種自然而樂觀的，抑或說十分輕鬆的姿態寫成的。當時我還擁有一份職業（本職），靠那份收入生活得還算可以。小說嘛，說來不過是當作“業餘愛好”，在閑下來的時候寫寫而已。

有一位聲名顯赫的文藝批評家（已經過世了），曾嚴厲批評我的第一本小說《且聽風吟》：“如果諸位以為這種水準的東西就是文學，那可就令人尷尬了。”看到這條評論，我老老實實地以為：“嗯，大概也會有這樣的意見吧。”儘管受到如此評價，倒也沒有心生反感，更沒有怒火中燒。此人與我對所謂“文學”的理解，應該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一部小說思想上如何啦，社會作用如何啦，是先鋒還是後衛啦，是否屬於純文學啦，這種問題我壓根兒就沒考慮過。我是從類似“只要寫起來開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態開始寫作的，彼此從根源上就產生了分歧。《且聽風吟》裡，虛構了一位叫德雷克· 哈特費爾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題為《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小說，那正是當時盤踞在我大腦正中央的想法。心情愉悅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個單純或者說十分粗暴的想法，不過當時我還很年輕（三十歲剛出頭），再加上剛剛經歷過學生運動的浪潮，因為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還維持著那種堪稱“反命題”式的責無旁貸的姿態，喜歡頂撞權威、反抗權勢。儘管不無狂妄自大、稚氣十足之處，但回首往事，我覺得從結果來看卻是好事。

這樣的姿態徐徐呈現出變化，是始於寫《尋羊冒險記》（一九八二年）的時候。我心中也大致明白，就這麽一成不變地死守著“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寫法，作為職業作家隻怕終將鑽進死胡同。就算讀者眼下把這種小說風格視為“嶄新的東西”，表示理解和喜歡，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讀一模一樣的東西，用不了多久就會感到膩煩。“喲，又是這玩意兒。”注定會變成這種狀態。當然，連身為作者的我也會感到膩煩的。

況且我並不是想寫這種風格的小說才寫的，只是還不具備足夠的寫作技巧去正面叫板和挑戰長篇小說，姑且只能采取這種類似“裝腔作勢”的寫法，才寫這種類型的東西。碰巧這種“裝腔作勢”顯得新奇又新鮮而已。可是對我來說，既然好不容易當上了小說家，當然想寫寫更深刻大氣一點的小說。雖說是“更深刻大氣”，但並不等於那種在文藝上畢恭畢敬的小說、那種顯而易見屬於主流的文學。我想寫那種寫起來讓自己心情舒暢，同時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說。不單是把內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動地化為文字，還要把靈感和意識更加綜合、更加立體地升華為文章——我漸漸開始這樣想。

在那前一年，我讀了村上龍的長篇小說《寄物櫃裡的嬰孩》，十分佩服：“寫得真好！”然而那是只有村上龍才能寫出來的作品。我還讀過中上健次的幾部長篇小說，也深感佩服。可那也是唯獨中上先生才能寫出來的東西。每一部都和我想寫的不一樣。理所當然，我只能自己去開拓獨特的路線。只能將這些先行登台的作品中蘊含的力量作為具體例證放在心上，把只有我才能寫出來的作品堅持寫下去。

我為了回答這個命題，開始執筆寫《尋羊冒險記》。我的基本構想是盡量不讓現有的文體變得笨重，不損害“心情的愉悅”（換言之就是不被“純文學”的裝置俘虜），讓小說本身變得深刻、厚重起來。為此就必須積極導入故事這個框架。在我看來，這一點非常明確。而如果把故事當作重點，工作起來勢必費時耗日，不可能像以前那樣，在“本職”工作之餘利用閑暇就能完成了。所以開始寫《尋羊冒險記》之前，我賣掉了一直經營的小店，成了一個所謂的職業作家。當時，相比寫作，當然還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橫下心來決定犧牲它。因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說上，把自己擁有的時間全部用在寫小說上。說得稍稍誇張些，就是“破釜沉舟”，無法再走回頭路了。

周圍的人幾乎全體反對：“還是別這樣貿然行事呀。”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漸興隆起來，收入也穩定下來了，此刻轉手豈不太可惜了。不如將小店托付給別人經營，自己去寫小說，豈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認為我單靠寫小說能吃飽飯吧。不過我沒有猶豫不決。我一直有一種脾氣：“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拚到底，便心情不爽。”性格使然，大概沒法“把小店隨便托付給別人”。這是人生的緊要關頭，得當機立斷、痛下決心。哪怕一次也行，總之我想拚盡全力試試寫小說，如果不成功，那也沒辦法，從頭再來不就行了。我賣掉了小店，為了能全神貫注地寫作長篇小說，搬出東京的住所，遠遠離開都市，過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為了維持體力堅持每天跑步。就這樣，我毅然決然地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或許就是從那時開始，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了。不過那具體是怎樣的讀者，我卻沒有多想，因為也沒有冥思苦想的必要。那時候我正三十出頭，不管怎麽想，看我寫的東西的不外乎同齡人，要不就是更年輕的一代，也就是“年輕男女們”。當時的我是一個“新進青年作家”（用這樣的詞叫人有點難為情），支持我作品的顯然是年輕一代的讀者。至於他們是怎樣的人、心裡在想些什麽，我無須去冥思苦想。身為作者的我與讀者理所當然般合而為一。回首當日，那段時期大概是我這個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蜜月期”吧。

自那以來歲月流逝，我已經六十過半，來到了距離新進青年作家的境界十分遙遠的地方。儘管並沒有規劃過什麽，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的年齡會自然而然地增加（沒辦法啊），而閱讀我作品的讀者階層，也隨著歲月流逝發生了變化。或者說是理所當然地發生了變化。只是假如有人問我：“那麽，現在閱讀你作品的是些什麽樣的人呢？”我卻只能回答：“哎呀，我一無所知。”當真是一無所知。

有許多讀者寫信給我，此外我也有機會和幾位讀者見過面。然而這些人無論是年齡、性別還是居住區域，都千奇百異各不相同，因此我的書主要是哪些人在閱讀，腦海中還真的湧現不出具體的形象。我自己不甚了解，出版社的行銷人員隻怕也不太清楚吧。除了男女比例大約各佔一半、女讀者中美貌的居多（這並非謊言）之外，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徵。從前有種傾向，好像在城市裡賣得不錯，在地方上卻銷路欠佳，但現在沒有如此鮮明的地域差異了。

那麽，你是在對讀者形象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寫小說囉？看來有人要這麽問我。不過細想一想，沒準還真是這樣。我腦海裡並沒有浮現出具體的讀者形象。

據我所知，好像多數作家都會與讀者一起成長。也就是說，如果作者上了年紀，一般而言，讀者的年齡也會隨之增長上去。所以作者與讀者的年齡彼此重疊的情況比較多見。這要說好懂的話，的確也挺好懂的。如果是這樣，寫小說時當然會在心中設想大致與自己同齡的讀者。但我的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此外也有一種小說類型，從一開始就將特定的年代和階層設為目標。比如說青春小說是以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浪漫小說是以二三十歲的女性，歷史小說和時代小說則是以中老年男性為目標讀者來寫。這也容易理解。不過，我寫的小說與這些也略有不同。

說到底，兜了整整一個大圈子，話又回到了原處：我的書究竟是哪些人在閱讀，對此我是一頭霧水，於是就成了：“既然如此，就只能為了自己高興而寫囉。”這是否該說是回歸原點呢？真有點不可思議。

只是，我在成為作家、定期出書之後，學到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不管你寫什麽、怎麽寫，最終都難免被人家說三道四。”比如說寫個長篇小說，就會有人說：“太長了，顯得冗繁，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夠把故事寫完了。”諸如此類。寫個短一些的，又有人說：“內容膚淺，漏洞百出，明顯偷工減料。”同一部小說在這個地方被說成“重複相同的故事，陳舊老套，枯燥無味”，可換個地方又被說成“還是前一部作品好，新的手法白忙活了”。想一想，其實從二十五年前開始，我就一直被人家說到今天：“村上落後於當今的時代，他已經完蛋了。”吹毛求疵大概很簡單，反正隻管信口開河就行，又不用承擔具體責任，而被吹毛求疵的一方想一樣樣去搭理的話，身子根本吃不消。於是自然而然地變成了“隨它去吧，反正都會被人家說壞話，乾脆自己想寫啥就寫啥、想怎麽寫就怎麽寫”。

瑞奇· 尼爾森晚年的歌曲中有一首《花園酒會》，其中有這麽兩句歌詞：

假如不能讓所有的人都開心

不就只能自己一人開心了嗎

這種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就算想讓所有的人都開心，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只會自己白忙活而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隻管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做自己最享受的、“最想去做”的事情便可。這樣一來，即使評價欠佳，書的銷路不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嗯，沒關係，至少我自己是享受過啦。”

爵士鋼琴手塞隆尼斯· 蒙克也這樣說過：

“我想說的是，你就按照自己喜歡的樣子演奏便好。至於世間要求什麽，那種事情不必考慮。按你喜歡的方式演奏，讓世間理解你做的事情就行，哪怕花上十五年、二十年。”

當然，並非只要自己享受了，就能成為傑出的藝術作品。不用多說，其中需要嚴苛的自我相對化。身為一個職業人士，也應該有最低限度的支持者。然而只要在某種程度上克服這些，“享受過程”和“心安理得”或許就將成為至關重要的準繩須知做著不開心的事活在世上，人生未免太不快活了，您說是不是？心情愉悅有何不好—莫非又要回到這個出發點嗎？

儘管如此，如果有人正色問我：“你寫小說時腦袋裡當真只想著自己嗎？”那麽連我也會回答：“不，當然沒那種事兒。”前面說過，我是一名職業作家，要始終把讀者放在心中從事寫作。忘記讀者的存在—就算心裡想忘記—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恰當的做法。

然而雖說將讀者放在心中，也不會像企業開發商品時那樣，去做市場調查、進行消費階層分析、設定具體的目標顧客等等。我腦海裡浮現出來的，歸根結底還是“空想的人物”。那個人既沒有年齡，也沒有職業和性別。當然他在實際生活中可能擁有這一切，但這些都是可以替換的東西。總之，我是說這類東西並不是重要因素。重要的是我與那個人彼此密切相連，這個事實必須是不可替換的。是在哪裡如何相連的，我不知其詳。不過我有一種感覺，在遙遠的底部、黑暗的去處，我的根與那個人的根緊緊連在一起。那地方太深太黑，無法隨意前往打探情勢，但通過故事這個體系，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聯結，有一種養分正在彼此間流動的真實感。

不過，我和那個人即便在後街小巷擦肩而過，在電車上比鄰而坐，在超市收銀台邊前後排隊，也（幾乎）不會察覺到彼此的根緊緊相連。我們互不相識，僅僅是偶然相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各奔東西，從此隻怕再也無緣重逢。然而實際上，我們在地下穿透了日常生活這堅硬的表層，“小說式地”密切相連。我們在內心深處擁有共通的故事。我設想的大致就是這樣的讀者。我希望能讓這樣的讀者盡情享受閱讀、有所感悟，而日日寫著小說。

與之相比，身邊那些現實人物卻相當棘手。每次我寫新書，總是既有人喜歡，也有人不喜歡。哪怕沒有明確說出意見和感想，可這種事兒只要看看他們的臉色就知道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任憑我如何奮鬥，就像瑞奇·尼爾森唱的那樣，也“不能讓所有的人都開心”。看到身邊人的這種個別反應，對寫作者來說也是相當折磨神經的。這種時候，我就簡單地亮出底牌：“果然只能自己享受，是吧？”我根據不同情況，適當地區別運用這兩種姿態。這是我在多年的作家生涯中學到的招數，或者說生存的智慧。

……

用一句話來表達（因為太過直白，說出口來讓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來，就一貫得天獨厚，得到讀者的關照。又要舊話重提了：在評論方面，我長年以來被置於十分嚴苛的境地。就連為我出書的出版社裡，比起支持我寫的東西的編輯，持批判立場的編輯似乎也更多。又是這樣啦，又是那樣啦，經常聽到嚴厲的話，受到冷遇。甚至讓我有頂著迎面而來的逆風（儘管時強時弱，不同時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覺。

儘管如此，我還能不氣餒不消沉（雖然偶爾有些吃力），大概是因為我的書始終有讀者緊緊相隨的緣故。而且那還是（自己說出來可能有點那個）品質相當高的讀者。比如說不是讀完後說一聲“啊，太好玩啦”，便隨手將書撂到一邊了事，而是認真思考“這本書為什麽有趣”，以這樣的讀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為數絕不算少）還會把同一本書重新再讀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長達幾十年間讀上一遍又一遍。還有人把書借給氣味相投的朋友，相互交流意見和感想，力圖用種種方法立體地理解故事，或者確認那共鳴的存在。我從許多讀者口中聽到過這樣的話，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謝之情。因為這樣的情形對於作者來說，正是理想的讀者形式——我自己年輕時就是這樣讀書的。

而且我頗為自豪的，是這三十五年間每出一本書，讀者人數就會穩步增加。當然《挪威的森林》曾經壓倒性地暢銷一時，但除了這種人數上時有波動的“浮動層”讀者，期盼著我的新書面世、一上市便買回去讀的“基礎層”讀者，看來也在不斷扎扎實實地累加。從數字上看是這樣，從實際感受上也能清晰地發現這一點。

這種傾向不單出現在日本，還確鑿無疑地擴展到了國外。有趣的是，無論是日本還是海外的讀者，現在他們的讀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換言之，我與讀者之間維系著一條粗而直的管道，通過它直接交流資訊。也許可以說是我耗費時日，構築起了這樣一個體系。這是一個不（怎麽）需要媒體和文藝界這類“中介者”的體系，最需要的是作者與讀者之間自然形成的“信賴感”。如果沒有讓多數讀者覺得“村上出的書，不妨買回去看看，總不至於吃虧囉”的信賴關係，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維系著，這種體系的運轉隻怕也難以為繼。

從前我與作家約翰· 歐文私下見面時，他提到與讀者的關係，對我說過一段有趣的話：“我說啊，對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main line，儘管這句話不太好聽。”所謂hit the mainline是美國俚語，意思是往靜脈裡注射毒品，總之就是讓對方上癮，建立起一種想切割也切割不斷的關係，讓對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射。這個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卻相當地反社會，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這個更穩妥的說法，不過嘛，想表達的內容卻大體相同。作者與讀者之間直接進行私人交易—“大哥，你看怎麽樣？有好東西哦。”—種實實在在的親密感將變成不可或缺的東西。

常常收到來自讀者的有趣的信，類似這種內容：“讀了村上先生您的新書，感到好失望。非常遺憾，我不太喜歡這本書。不過下一本書我一定會買的。請您加油！”老實說，我很喜歡這樣的讀者，覺得十分難得。因為這裡面毫無疑問有一種“信賴的感覺”。我想，為了這些人，必須扎扎實實地寫好下一本書，並發自內心地希望這本書能得到他或她的歡心。隻不過“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開心”，所以實際會怎樣，連我自己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