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因看見世界而震顫的每一個瞬間，都正在看見自己的心靈

你因看見世界而震顫的每一個瞬間，

都正在看見自己的心靈。

安德森·庫珀《邊緣信使》

看見世界，很簡單，看見心靈，卻很難。不是每個人都有像安德森·庫珀一樣的經歷，作為曾獲頒九座艾美獎的CNN記者，庫珀目睹戰爭、饑荒、海嘯、颶風，見證災難之中的離別、仇恨、恐懼、死亡。

生與死，貫穿在他的非虛構作品《邊緣信使》全書中。庫珀正如身處世界邊緣的信使，用極其直觀的行文方式，將災難背後的真相放置在讀者眼前，平靜的敘述下，是對真相的尊重，是對生命的敬畏。在這本坦率誠懇、飽含強大的情感力量的書中，庫珀毫無保留地為讀者近距離展示了這個時代最嚴峻的幾場災難的面貌，並揭示了它們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影響。在直視深淵的追問下，他以極致的真誠、敏感和溫柔，為人類的情感描繪出最為真實的細密針腳。

自述

作為一個看著地球儀長大的孩子，我像絕大多數人一樣相信地球是圓的。我相信它像一塊經歷過千年風霜的石被演化與變革磨平了棱角，被時光與空間打磨得渾圓。我以為所有國度、海洋、河流與峽谷都早已被地圖記錄下來，都有名字，並且都被前人探索過。可事實並非如此，這個世界不論是形狀、體積還是在宇宙中的位置都處於永無止境的變遷中。它有著不計其數的邊緣與裂縫，它們打開、閉合，又在其他地點重新出現。地理學家們可以在地圖上描繪出這個星球的板塊構造——那些深藏地下、彼此擠壓的岩層，它們形成山脈，造就大陸——那道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中的界限，那把我們的心靈彼此分割的斷層，卻是他們無法勾勒的。

世界的版圖永遠處於變化中，有時，短短一夜便足以發生劇變。它來得就像一眨眼，像輕扣一次扳機，像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醒來則命懸一線，睡去便在夢中被吞噬。

沒有人願意相信生命是如此不堪一擊，2005年發生的一切卻在不斷地提醒我們翻天覆地的變化來得多麽猝不及防。這一年以一場海嘯開始，以卡特裡娜颶風結束，其中還有戰爭、饑饉以及其他種種天災人禍。

作為 CNN的通訊員與新聞主播，我 2005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報導前線中度過的，在斯裡蘭卡、新奧爾良、非洲與伊拉克。我將在本書中講述自己見證與體驗過的事件、在久已被忘懷的年代目睹過的衝突與造訪過的國家，以及這些經歷告訴我的一切。

多年以來，我一直試圖把自己的生活與我所報導的世界分割開來，盡量離那個世界越遠越好。可是，直到今年，我才發現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當我置身於悲劇中時，那些早已被遺忘的感受與記憶的碎片如潮水般向我湧來，我終於明白，這一切是交織在一起的：我的過去和現在、我的職業生涯與個人生活，它們無休無止地交替往複。每個人都被同樣的基因鏈連接在一起。

我做了十五年記者，報導過世界上最惡劣的一些事件：在索馬裡、盧旺達、波斯尼亞和伊拉克。我見證過的死亡不計其數，我目睹過的仇恨與恐懼甚至難以一一銘記。即便如此，我依然會對自己在地球另一端發現的事情感到震驚——那些扯去了一切偽裝、暴露於陽光下的事情，它們鮮活而刺眼，像漁夫碼頭上剛剛被開膛破肚的鯊魚。可是，你走得越遠，回頭就越難。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邊緣，一不小心便會墜落下去。

我有時相信，讓我活下去的也正是一刻不停的運動與奔波：我急匆匆地飛躍大洋，從一場衝突奔向另一場衝突，從一次災難衝向另一次災難。我一落地就立刻開始向前奔跑：呼嘯而行的卡車，拍個不停的攝影機——就像一個在伊拉克服役計程車兵對我說的一樣，“子彈上膛，時刻待命”。那種感覺無可比擬。你的卡車尖嘯著緊急刹車，你從車上跳下來，肩膀上扛著攝影機，逆著人流衝向所有人都想逃離的地方，想著也許攝影機多多少少能保護你，就算它不能，你也根本不會在意。這一刻你只想拍攝、感受，投身其中。有時，那些畫面簡直像是自動拍攝的，正如你自然而然、一步接著一步地行動。繼續前進，保持冷靜，活下去，努力把空氣吸肺部，把氧氣擠壓進血液。繼續前進，保持冷靜，活下去。

[美]安德森·庫珀/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1月版

小小的波浪一個接一個輕輕地拍擊著海岸。兩個斯裡蘭卡村民沿海邊走著，搜尋被浪潮衝上來的屍體。他們每天早上都來，卻無法帶著答案離開。有時他們一無所獲，而今天被衝上來的只有一隻破爛的鞋子和一截碎裂的籬笆。

我站在一堆碎石上，腳下的地面似乎在扭曲地翻騰著。我花了一小會兒來讓眼睛適應，才看清楚根本不是地面在動，而是蛆蟲，是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的上千條蛆蟲。它們正蠕動著大啖身下我看不到的血肉。附近，一條耷拉著松垮的乳房、臉上沾滿血跡的狗搜尋著可填肚子的殘渣。它小心翼翼地踏過散落的磚塊、遊客快照和瓷盤——巨浪來襲之前的生活的沉渣與殘骸。

隱秘的移動，微小的推擠，那種壓力是在幾個世紀的時間中逐漸形成的。很久以前，在斯裡蘭卡以東一千英裡外，兩塊淹沒在印度洋海平面十五英裡下的巨大岩層——兩塊地質板塊彼此擠壓著，科學家口中的印度板塊的邊緣開始逐漸向緬甸板塊下方推進。一切終將爆發。2004年聖誕節後的清晨，上午八點前一分鐘，板塊擠壓的力量在距蘇門答臘島西海岸一百英裡遠的地方爆發，在岩層上撕開了一條超過七百英裡長的斷裂帶，震動釋放的能量把岩石與沉積物拋到了至少五十英尺高，連地球的運轉都因這次強力的爆發而發生了改變。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見證的最嚴重的地震之衝擊波向著各個方向蔓延，攪動著上百萬噸海水，在海平面以下推起了巨浪。一場海嘯。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小船可能不會發現任何異樣，頂多能留意到幾個不超過兩英尺高的小波動。然而，在目力無法企及的水下，攪動著的海水早已築成從海底直到海面的高牆，勢不可當地向前推進著。海水移動得很快，一小時五百英裡——商用噴氣式飛機的速度。

地震發生後，聲波信號用了八分鐘才到達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地震儀細小的指針突然跳動起來，劇烈地來回滑動，發出警報。可是太遲了。八分鐘後，大約上午八點十五分，第一陣水牆般的巨浪肆虐了蘇門答臘島上的班達亞齊沿岸。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這場海嘯的怒濤還將波及另外十個國家，超過二十萬人即將喪生。

紐約的2005年以一場暴風雪開始：一場由光線和彩紙屑匯成的風暴。午夜時分，我站在時代廣場中心的一個平台上，離地有差不多六十英尺高，而在平台下的街道上，包圍著我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成千上萬的狂歡者在警察設置的圍欄外擠成一團。人們在歡呼。我能看到他們張開嘴巴，看到他們在空中揮舞手臂，但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我的兩個耳朵裡都塞著無線耳機，我用它們和幾個街區外的控制室保持聯繫。我能聽到的只有衛星信號發出的“嘶嘶”聲，還有耳道內的血液細微的脈動。

用這種方式進入2005年有一些奇怪。我們那一周都在全方位報導海嘯的消息，每天都會帶來新的細節、新的恐怖。一度有過關於取消新年慶典的討論，可到了最後，人們決定讓演出繼續。

我一直很討厭過新年。在我十歲那年，我和哥哥一起躺在房間的地上看著電視裡的人群在時代廣場上倒數1977年的最後幾秒，而我的父親在紐約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他經歷了一系列嚴重的心髒病發作，必須在幾天后接受心髒搭橋手術。哥哥和我很害怕，又因為恐懼而不敢提起這件事。我們只是靜靜地看著電視，一言不發地盯著螢幕裡那個巨大的水晶球緩緩下降。一切看起來太可怕了：尖叫的人群，寒冷的空氣，不知道父親能不能活過新年。

我在紐約長大，可是，在我自願為CNN報導新年倒數之前，我從來沒有去現場看過那個水晶球落下。對於絕大多數紐約居民來說，在新年之夜跑到時代廣場附近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事。這就像在綠苑酒廊吃飯一樣，那裡的東西沒準兒確實很好吃，不過還是留給外地人更好。

午夜降臨，廣場上的空氣似乎都凝結成了實體，就連旋風般飛揚的彩紙屑似乎都懸停在半空中。在那幾分鐘的時間裡，我什麽都不需要說，畫面本身就已經足夠。攝影機搖過街道，拍攝著遠景和特寫，高聲歡叫的人群唱著歌。我取下耳機，感受聲浪的包圍。身邊的空氣似乎在微微地顫動，有那麽一小會兒，我感覺自己成了某種龐大存在的一部分，人群也不再讓我感覺迷失。我浮沉其中，情感、能量和歡樂的喧鬧如同牽著我上浮的浮標。這一切越過了我的防線，它遠比我歷經波折才建立起來的玩世不恭要強大。我的過去在這刻讓位於當下——那些機會，那些可能，我聽任自己沉浸其中。

這並沒有持續太久。十二點半左右，一切都結束了。我感謝觀眾的收看，然後直播結束了，燈光紛紛熄滅。人群早已逐漸散開，在疲憊的警察的催促下紛紛離去，清潔工大軍開始打掃殘局。我跟攝影師和工作人員握手，祝願每個人新年快樂。這種時候的笑容和玩笑都出自真心。我們不時停下來勾肩搭背地拍照——留下一張張日後我再也不會看到的快照。幾分鐘後，我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今天要坐飛機去斯裡蘭卡，班機一早就起飛，而我還沒打包行李。睡覺已經沒有意義了。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我剛開始做報導的時候，奔赴海外之前的準備總是讓我焦慮不已。把行李打包裝好，坐在飛機座椅上，深深地呼吸著艙內的循環空氣以及自己的期盼，那感覺就像飄浮在太空中的宇航員——無拘無束，也無牽無掛。我甚至願意切斷我和家鄉之間依舊存在的每一絲聯繫，不管它們多麽微小、纖細。我一度以為這些焦慮情緒只是某種過程的一部分——某種我逐漸接近邊緣時必須經歷的變化。實際上，那是一種警告信號，而我用了幾年的時間才明白這一點。

我在黎明時分登上了飛機，那是所有去斯裡蘭卡的班機裡最早的一班。當我坐下的時候，空乘提醒我，我的頭髮裡還留著慶典上的彩紙屑。

有時我會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生下來就注定要成為的那種人，懷疑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它應有的模樣，或者它只是某種人生殘損的一半，因失去而破碎、扭曲，又被求生的意志笨拙地填補完整。

我在去斯裡蘭卡的班機上睡不著。海嘯已經過去了，我擔心自己錯過了一個好故事——屍體和葬禮，還有那些瞬間蘊含的情感。我像一個焦躁的新兵，心想著戰爭會不會在自己上陣前就宣告終結，我想要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趕到那裡。我總是這樣，總是尋找著狀況最糟的地方，再一頭扎進去。這聽起來一定很奇怪，甚至有些殘忍，可事實就是這樣。我想要趕到那樣的地方，想要見證那些事情。但是，我一旦到達現場，很快就會感覺完全看夠了。

在飛機上，空乘問一個斯裡蘭卡籍的乘客是否舒服。

“我家裡剛死了三個人。”乘客答道。

“哦，那真是太不幸了。”空乘說，稍微停了片刻，“那您不考慮機上免稅商品了？”

我原以為科倫坡機場會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應該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向這裡趕來。然而，斯裡蘭卡主要機場的情況並非如此，甚至連明顯的跡象都沒有。沒有C-130運輸機降下裝滿飲用水和藥物的裝載托盤，沒有排成長隊來運救濟品的卡車。有幾個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機場等待同事到達，但除此之外，似乎並沒有災難發生過的其他跡象。

我們從科倫坡出發一路向南，車開得越遠，所見的受災情況就越糟糕。沒有大型挖掘設備，推土機也很少。在我們駕車穿過的每個海邊城鎮裡，都有村民徒手在瓦礫堆裡挖掘，或者使用粗糙的工具修理被巨浪打碎的漁船。

斯裡蘭卡已有三萬五千人喪生，他們的遺體已經被找到。

此外，還有五千人至今下落不明。

CNN的技術人員在一家濱海酒店的遺跡上搭建了衛星天線，酒店大堂的天花板上還掛著聖誕節的裝飾：“佳節愉快!”“新年快樂!”

在接下來的兩周裡，我們每天黎明時分在酒店的廢墟中直播。然後，我的製作人查理·摩爾、攝影師菲爾·利特爾頓和我會跳上車子出發，沿著海岸尋找值得報導的故事。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整個白天用來拍攝，晚上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剪輯和撰稿。每篇報導都大同小異：難以估量的損失，難以言表的傷痛。

我們在斯裡蘭卡見證的最殘酷的慘狀發生在前往加勒的主路上。當海嘯來襲時，一輛坐滿上千名乘客的舊火車被衝下軌道，至少九百名乘客在事故中喪生。在之後的幾天中人們無法移動被海浪擠壓成一堆廢鐵的車廂，因此沒有辦法把困在殘骸中的遺體轉移出來。不過，在我們到達的時候，絕大多數遇難者的屍體已經被取出，只有一部分還被壓在車廂下面，浸泡在使地面泥濘不堪的海水匯成的水窪裡。荷蘭志願者帶來的兩條工作犬在廢墟中搜尋著。這是兩條訓練有素的尋屍犬，專門用於搜尋遺體。然而，它們此時十分迷茫：這裡的氣味太多了，它們很難保持專注。

不管我們在哪裡搜索，都能找到屍體。一個馴犬師這樣告訴我。

一節翻倒的車廂砸在了距離達納帕拉·卡魯帕哈納家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他和他的妻子阿里亞沃西正試圖打掃房子的內部，不過他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整個屋頂都塌了下來，它沒有被火車車廂砸到，而是被試圖跳車逃學生的乘客壓塌了。有幾個乘客活了下來，但是，至少有四個人直接砸穿屋頂，摔死在了阿里亞沃西的起居室裡。一切就發生在她的眼前。她幾乎完全說不出話了。她的母親和兒子也死於巨浪中。

“母親，沒有了。兒子，沒有了。”這是她唯一還能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