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書局實體店將在上海複興中路517號開業，實在是一件值得說說的事情。因為思南書局延續了複興中路517號這幢花園住宅曾經的人情故事，假如思南書局選址不在那裡，那麽，這幢洋樓只是一幢貌似修舊如舊的建築，只是有一塊銘牌記載著一點舊史。而今，故事可以延續了，這幢花園住宅的前生今世可以連接著說說了。
於是，思南書局尚未開張，故事就開始了——
複興中路517號，2011年3月被盧灣區文化局列為區級登記不可移動文物：
建於1926年，歐式花園住宅，三層，磚混結構。
詩人柳亞子（1887—1958），於1936年—1940年和1946年—1947年在此租住。
2011年之前，這幢花園住宅牆面上的銘牌隻寫著“柳亞子舊居”，似與馮玉祥將軍無關。
其實，這幢住宅是馮玉祥將軍購置的。不過，是在馮的副官劉廣化和馮夫人李德全親屬豐雲鶴名下。為什麽產權未列在馮玉祥名下？據說，這也是當時的名人常有的舉措。因為，馮在淮海路等地另有居所，而且人也不常在上海。20世紀三四十年代，掛名產權人改為黃氏。新中國成立以後，黃氏將地產契約歸還李德全。1951年時任衛生部部長李德全為支援抗美援朝，將該住宅所有契紙托人送交上海市人民政府陳毅市長收存，1952年2月7日立據“贈與”政府。於是，這幢花園住宅改為民居租賃房和盧灣區人民政府招待所用房。2000年在遷走居民後被改建成思南公館的一個獨立太空，其後有商家租用，而今開設思南書局實體店。
馮玉祥，安徽巢湖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1946年赴美考察，1948年7月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由美回國參加全國政協途中的9月1日不幸因輪船失火，被煙熏窒息致死。
馮玉祥隱姓購買複興中路517號房產，因為上海檔案館等存有李德全的“贈與”信函，在2000年時被馮玉祥外甥馮丹龍還原並正名。
馮玉祥在購置複興中路517號房產後並未入住，而且，掛名產權人也未入住，而是對外出租。於是，柳亞子先生在1936年至1940年和1946年至1947年兩次租住在此，不單是租住，還辦理了戶籍登記，直至1950年遷出戶口。這也使得一些研究者據此誤以為複興中路517號就是柳亞子的“地盤”。
柳亞子，江蘇吳江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南社創辦人、詩人。1949年後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
有關柳亞子的漫漫人生，讀者大可從其他載體獲知。他1932年從國外返回上海後，先是入住辣斐德路424號，兩年後遷入1257號；1936年入住557號，也就是現在的複興中路517號。這幢花園住宅的二樓是客廳，客廳西側坐南朝北陳列著一長排高書櫥，三樓為起居室兼工作室。
那時，柳亞子做了些什麽事情？
1928年1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各地設定通志館，推進地方志編修。上海特別市政府決定設立上海市通志館籌備委員會的時候，國民黨中央委員兼陸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邵力子想起還閑居著的柳亞子，便推舉他出任上海市通志館館長。1932年1月26日，上海市市長宣布聘定柳亞子、朱少屏分任上海市通志館正、副館長。
1932年7月15日，上海市通志館宣布成立，設在當時法租界的薩坡賽路291號（淡水路），柳亞子和通志館編纂徐蔚南等廣泛招攬著名學者，聘任胡懷琛、吳靜山、蒯世勳、席滌塵、郭孝先、胡道靜、李純康、蔣慎吾等任編纂館員，董樞、樂嗣炳、鍾貴陽、沈家詒等為特約編纂，向各方征集史料著手編纂《上海市通志》。
這段經歷，後來經常在胡道靜先生筆下流出：
那時在柳公長官的上海市通志館裡工作，安排寫的志稿是《文化事業編》，其中有一個項目是《上海的定期刊物》。
初稿被選刊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的創刊號。怎麽補訂？就提筆寫了封信給柳公訴苦。隔天，收到回信，使我大喜過望。信中說，他家裡有不少的期刊沒有編過目，打算邀我去他家給編一個目錄，同時讓我可以從他的所藏期刊中得到增訂志稿所需要的材料（這是指收藏中屬於上海出版的那些刊物）。這可是一舉兩得的佳事，我當然欣然從命。信中並給我安排了每天上午在館辦公，中午休息過後，兩點鍾到他家編目二小時，到編完為止。
這樣，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每天我就去柳公館工作。以先，我也去過柳公館作客……見過客廳裡有一長排書櫥，但不知裡面藏的是些什麽書。這回為工作而去，第一天，柳公從樓上的起居和工作室來到中層的客廳，把書櫥的鑰匙交了給我，要我自己啟開書櫥取書編目。這才知道，櫥中所藏，盡是大量的成套（聯號）期刊，從辛亥革命前夕起直到當代（三十年代）的各種進步期刊。
……
柳公最初是到館裡來辦公的，坐在館長室裡看稿。後來因患腦病，他就經常在家，但對志稿的審閱仍從未放鬆。記得那時，柳公的家在辣斐德路四二四號（後來遷到五五七號）,就在法國公園即今天複興公園的附近，距離志館不遠。我們寫的志稿每完成一個章節，就由編輯主任交聽差送去，讓他審閱。如果他在審閱中發現有什麽問題，就寫信交聽差帶回，還對我們的回信給予批複。為了磋商文稿，當時我們收到柳公的信是很多的。由於我寫的志稿較多，所以我得到的柳公信函也就特別多，前前後後少說也有二百來通。
1937年春，《上海通志》初稿完成11編，留下一千多萬字的原稿，其中一百萬字的初稿曾刊印成《上海市通志館期刊》8冊；《上海研究資料》正、續二集，約九十萬字；《上海市年鑒》發行了三版（1934年版、1935年版、1936版），還影印出版了天一閣收藏的《（弘治）上海縣志》，排印出版了《上海掌故叢書》10冊等等。當時，還有部分已由中華書局印出清樣，但因日軍侵華而未能問世。1937年11月通志館解散，所有文稿、檔卷、貴重圖書從淡水路密運至柳亞子家中（複興中路517號）保存，以免被日軍劫走。從此，柳亞子居家奮筆著述，題寓所為“活埋庵”，先後完成南社史料編纂，撰述《南社紀略》，完成手抄本《曼殊余集》以及《南明史綱》4卷、《南明日歷表》1卷。在錢杏邨、鄭振鐸等人幫助下，完成有關南明的一些研究文章。
1940年底，因上海租界的環境日趨惡劣，柳亞子感覺不能再耽擱下去。胡道靜先生後來寫道：“行前考慮到滬寓所存通志館重要文卷的安全問題，找我商量，聯繫一個妥當的地方代管保存。我想到自己與法國耶穌會中從事學術文化方面的教士有聯繫，就去懇托震旦大學圖書館法籍館長夏之時司鐸（Pore Richard）和中國副館長景培元先生，得到他們慨允，於是這許可證卷由柳宅密移至震旦大學託管。柳宅距震旦較近，且都在法租界，所以轉移工作很順利，一點沒有外泄。” 抗日戰爭勝利後，得以完璧而歸。 1940年12月13日，柳亞子偕同夫人鄭佩宜、次女柳無垢搭乘“亞洲皇后”號遊輪避居香港。
抗戰勝利後，上海市通志館複原改名為“上海市文獻委員會”。柳亞子囑咐胡道靜從震大圖書館把以前寄存的《志稿》及資料收回，交給文獻委員會。歷經八年抗戰，寄存之件,一無損失。1949年上海解放時，也因為柳亞子的關照，文獻委員會得到軍管會文教委員會的照顧，歸入上海市文化局社文處，從通志館時代積累起來的上海歷史數據和寫成的《志稿》一千多萬字和部分人員都留在了社文處。再後，社文處的上海文獻資料部分又劃歸上海市文管會。
1946年，柳亞子返滬後仍居複興中路517號。毛安瀾先生後來回憶：“1947年我們再度遷入上海辣斐德路557號（即今複興中路517號）亞子先生滬寓。我們住二樓西部前後兩間，二樓中部是會客廳，東部供惠民小兒科醫生作診所用。三樓東部是亞子夫婦及無垢居住，無非夫婦及君石、君華住三樓西部。當時父親已在中共上海地下黨長官下從事金融工作，某日得悉國民黨特務要對柳亞子、王紹鏊等知名民主人士下毒手，乃請亞子先生早日離滬。亞子先生亦得到消息，由其婿陳麟瑞設法弄到兩張飛機票遂同機飛港。亞子先生離滬前還匆匆贈詩，慶賀我父母親百歲之喜。”
1947年10月18日，柳亞子再次流亡香港。1949年2月，應毛澤東電邀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柳亞子開始寓居北京，他的親戚仍住在複興中路517號。柳亞子1950年10月11日由京來滬，在家曾與親友歡聚。他在告別上海之際，將家中所藏明清以來古籍圖書、家傳和自己搜集的南明史料、南社和其他革命史料、吳江地方文獻4.4萬冊全部捐獻給國家，收藏在上海圖書館。
這便是複興中路517號這幢花園住宅的往事，因為柳亞子的入住，數十位民主人士、名家學者常常在此高朋滿座、談古論今；曾入藏在此的《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冊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第二冊年內出版；柳亞子在此的著述也大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裡也恢復了馮玉祥曾經的業主身份……
而今，一家值得期待的書局將在這裡開業，繼續著這棟花園住宅的人文因緣和書香故事。（文/汪耀華）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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