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原平市范亭中學在學生開學返校時，頒布了一些新的學生行為規範，其中一條是“禁止學生帶手機進校”，違反此規定，手機將會被立即摔壞或拋入水桶。學生返校第一天，老師手持金屬探測儀站校門兩旁，身邊放著銷毀手機的水桶，打響了一場“真刀真槍”禁止學生帶手機進校園的戰役。
范亭中學不是第一個禁止學生帶手機、並當眾銷毀學生手機的學校，之所以這次依然能夠引起熱議，在於學校與班主任、學生、家長簽訂了一紙“四方協議”，也就是說，學校在形式上走了“民主”的程序，各方對協議內容了解並認同，管理者做到了“醜話說在前頭”，被管理者(學生)再違反協議，就屬於明知故犯了。
范亭中學2000名返校學生，只有兩名同學帶手機遭到了懲罰，這個極低的比例表明，協議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個別學生之外，其他學生真的能夠做到遵守協議，不再帶手機進校園。儘管如此，被毀的兩台手機，並不能證明學校的絕對正確。首先，手機是私有財產，哪怕有協議護身，學校毀壞學生手機仍然有欠妥當；其次，不排除帶手機的學生是非主觀故意，只是馬大哈忘了把手機留在家裡。此外，帶手機會對學生造成身心傷害，那麽當眾毀手機的暴力色彩，是否也會帶來另外一種身心傷害？
在“四方協議”的簽署各方中，學生是明顯弱勢甚至是唯一弱勢的一方，他們有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只是面對壓力不敢提而已。校方應給學生提出反對意見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陳述帶手機進學校的理由與必要性，如果可能的話，要主動創造一個四方都參與的協商或辯論會，學生真正認識到了帶手機的危害大於益處，或者學生在辯論後心服口服，那麽他們會在內心深處真正接受管理，而不是迫於暴力毀手機的場面壓力而“屈服”。
在校方與家長看來，與孩子們商量可不可以不帶手機是多此一舉，他們不相信學生有此覺悟與自製力。但站在學生的角度，協商與辯論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尊重，不管結果怎樣，感受到尊重的學生，哪怕在得到懲罰時，也不會激起對管理者的恐懼。在學校管理與學生教育工作中，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彼此尊重的對話，能夠更有效地塑造學生良好的品格與人格，當對話與協商形成一種機制，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會在不自覺中變強。
相較前些年，現在學生的權利意識更明顯了，再加上新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斷鼓勵學生發表觀點、表達自我，學校良好的互動環境正在形成，但哪怕來自管理細節上的一點點簡單粗暴，都有可能造成連鎖反應，導致學生不敢說話，這對於他們的成長是不利的。砸手機帶來的震懾效果只能是暫時的，“一言堂”讓學生學會閉嘴帶來的影響卻是長遠的。
在學校看來，學生帶手機進校園是一件壞事，但教育的功能之一，恰恰是將所謂的“壞事”變為好事，學校應該將此當成一次教育機會，如果能夠以理解、大度同時又堅定的姿態來面對學生帶手機，那麽產生的教育效果肯定是不一樣的。
怎樣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既把手機擋在校門之外又讓學生自覺配合？很簡單，第一是要去除所有暴力色彩，第二要給學生提出更好解決方法的權利，第三要讓學生自行處理違規手機，第四要建立容錯機制，給予學生改正的機會……規則只有在信任與自覺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更好的維護，以暴力維護規則是下策，學校要慎用。 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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