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大火，與“無法被隱藏的熱情”

2019年4月16日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火焰在聖母院塔樓持續燃燒到次日凌晨。各國人民對這場大火對巴黎聖母院造成的傷害表達了惋惜之情。微博、微信上的中國觀眾紛紛貼出自己與巴黎聖母院的合影，表示自己很幸運，在大火降臨之前去過了巴黎聖母院，同時表達哀悼，哀悼自己某段巴黎回憶的具象載體的消逝。沒去過的人則哀悼自己喪失了目睹完整的巴黎聖母院的可能性。

這些“哀悼”究竟是真心惋惜，還是只是在消費法國文化符號，證明自己“支付得起去巴黎旅行”的消費力，想要在法國代表的bourgeois文化中分一杯羹，我們無從而知。而即便我們相信這“哀悼”是真誠的，一個完整的巴黎聖母院的消逝就真的如此值得惋惜嗎？

2019年4月17日，俯瞰火災後的巴黎聖母院。

古建築的消亡與“仿像”的勝利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英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十九世紀文學研究者Dr. Ben Moore在大火發生之後發推特表達其感想：“我斷斷續續思考了好幾年，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的那句話，‘它殺死了它’。書殺死了教堂。但教堂們卻繼續活了下去。我希望這教堂能夠盡量被保存下來。”

與其說Dr. Moore哀悼的是一座教堂的逝去，不如說是所有教堂、古建築的逝去。與國內不少人從聖母院大火中看到了中國古鎮木建築的消亡不謀而合。從具體物件的消亡中感受到“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本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然而，在哀悼的過程中被人們忽視的恰恰是，“原始物件”的霸權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複製品”的集體噤聲。在大火之後，不少媒體開始了知識科普，追溯起了聖母院的歷史，從而為巴黎聖母院的消逝的可哀悼性建立合法性。因為這座建築很古老，所以人們可以將它視作“原型”，“原型”的逝去自然是值得哀悼的。那麽，巴黎聖母院的“原型”呢？這個“缺席”的原型，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是完整的、破敗的、還是已被全然毀滅了，我們無從而知。那麽這個“原型”的“原型”呢？“原型”的“原型”的“原型”呢？

在追溯“原型”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原型”已然失去意義。法國哲學家讓·鮑德裡亞在《仿像與模擬》（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中討論到地圖與地域何者先行的問題。他寫道：“地域已不再先行於地圖，也無法活過地圖。從此以後，地圖，即仿像，將先行於地域。地域將生於地圖。”與其說是地圖僭主變成了“原型”而地域卻成為了“複製品”，不如說是地圖與地域互相溶解進對方，已說不清誰是“原型”，誰是“複製品”。古建築與其藍圖之間的關係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被複原出來的古建築是藍圖的複製品，而藍圖的存在又指向了一個消逝在時間中的、想象中的古城。鮑德裡亞所敘述的“仿像”的勝利即表現在“仿像”將“原型”這一概念給溶解了。“原型”的消逝並不可惜，因為“原型”也曾是“複製品”。“原型”的各種“仿像”將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湧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原型”將永遠活在“仿像”的增生當中，“仿像”的勝利，也是“原型”的勝利。

事發之後，外媒SFGATE發布新聞表示，電腦遊戲《刺客教條：大革命》高級關卡設計師Caroline Miousse為了設計遊戲，曾花了兩年時間參觀巴黎聖母院，嘗試複原其外觀。在這過程中她積攢下來的手稿與複原出的巴黎聖母院的數字模型，將有可能幫助巴黎聖母院的修繕。Miousse的手稿與模型是否真的會在修繕過程中派上用場，我們目前不得而知。然而這一“運用數字模型複原物質的巴黎聖母院”的現象可以說是鮑德裡亞所說的“仿像”的勝利的最佳佐證，一個不能更加當代的佐證。

“熱情終究無法被隱藏”

那麽除了“哀悼”，作為觀眾的我們還能從這場大火中醞釀出何種感想呢？與其把大火中的巴黎聖母院看作“萬物易逝”的表征，不如說這聖母院與大火的結合是法國人與法國社會的完美象徵。表面看著精致，架構繁複和諧，皮囊下卻一直燃燒著熊熊內火想衝破這精致的表層。這精致的表層雖然起了維穩的作用，卻禁錮了火焰的燃燒，沒有這表層的禁錮可能也就沒有這火焰的燃燒。然而，這火焰仿佛有著自己的意志，在某一時刻，總想要燒到外面來。法國哲學家、作家羅蘭·巴特曾在他的散文集《戀人絮語》 中寫道：“想要將熱情完全藏起來是不可想象的。隱藏多餘的熱情亦是如此。這並不是因為人這一主體太過羸弱，而是因為熱情本身就該被看見。”

不管這熱情的可見化身是瘋狂，是歇斯底裡，還是極度歡愉，熱情都是無法被隱藏的。這場火，是一個不能更法國的隱喻。從上演了數月的黃馬甲運動，到1968年的社會運動，再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再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人似乎有著周期性的激情爆發的需求。大量從法國輸出的化妝品與時裝產業似乎昭示著，這個國家對精致的外表的癡迷。與對精致的外表的癡迷相呼應的，是對繁複而強大的結構的癡迷，這一點可以從法國的花園設計中看出。不管是盧浮宮旁邊的杜樂丁花園，還是貝西火車站的貝西公園，都有著極度對稱的空間結構。連花園裡的樹，都被修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二戰後，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叢生。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oult）就曾考了兩次才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他“顛覆系統”的哲學觀點，與法國強大的機構教育的壓製分不開來。上文提及的法國作家羅蘭·巴特，一生也常常為不得不在系統中生存而感到無奈。法國社會周期性爆發的運動，似乎是對精致皮囊與和諧架構的周期性抵抗，是內火燃燒到了臨界點，再也受不住表皮與骨骼的壓製而傾瀉了出來，這一點從法國的民眾、知識分子、甚至這場大火中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場大火與巴黎聖母院的結合，是爆發，是傾瀉，也是“熱情終究無法被隱藏”。

永恆的“模擬”

大火之後不少“巴黎人”表達了惋惜之情。甚至在火焰燃燒之時，就有民眾自發聚集起來合唱冒險聖歌遠眺聖母院。然而也有巴黎之外的法國國民並不感到惋惜。畢竟，聖母院處於不缺政府資金補助的巴黎。法國社會內部自去年以來已為政府經費該去哪吵得不可開交。經費是該匯聚在中心，還是分散到邊緣地區，爭論仍在繼續。

在法國西部有一座小島，小島的名字叫?le de Ré（雷島）。雷島上有一個小村莊叫La Flotte（拉弗洛塔）。村莊入口處有一個開放式的教堂。據說戰時，炸彈落島，屋頂與外牆就這麽給炸沒了。後來教堂也沒有重新被修成封閉空間，就那麽敞開著，像一個凍結在那的永恆傷口，只有一兩堵牆杵在那。神奇的是，它竟然並沒有完全被剝奪了封閉式房屋的遮風避雨的作用。算對了風向選對了牆，躲在牆後也可暫時躲避島風的“騷擾”。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她的小說《到燈塔去》中寫道：“光景應不斷被重建。”實體物件總不能永恆，但是模擬這一動態過程卻可永恆。

雷島上的開放式教堂。作者攝。